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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明夷待访录》:中国的政治启蒙书

更新时间:2022-05-12 01:03:56
作者: 冯天瑜 (进入专栏)  
将运行到前近代的此一制度的种种弊害揭示天下,其内容的系统性、彻底性,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空前的,就是与欧洲18世纪启蒙大师抨击封建专制君主制度的论述相比,也并不逊色。

   就后者而言,也不乏建设性创见,如以传贤代替世袭论、君臣同事论、学校议政以监督朝廷论、工商皆本论等,都直逼近代政治理念。但就总体而言,黄氏正面论及政治建设,往往蹒跚徘徊、进退失据,其设计往往在“三代古制”的名目下,曲曲折折表达出来,为未来政治勾勒出的是一幅新旧杂糅、真实同虚幻共存的图景,近代性与传统性相纠缠,尚未分化、剥离,往往是“死的拖住了活的”,其特别具有创识的君论、臣论、法论、学校论亦是如此。而且,那些饶有新趣的政见,多缺乏具体规定性和可操作性。黄氏详细论列的施政举措,如郡县学官、郡县公议(见《学校》),科举之法、荐举之法、太学之法(见《取士下》),重定天下之赋、屯田之行(见《田制二》),兵民合一、文武并重(见《兵制二》),金银易钞(见《财计一》)等,固然较为坐实,并且对时政不乏参考价值,却少有超出传统的近代性,与法国启蒙大师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描绘的可操作的近代政治蓝图不可同日而语。《明夷待访录》的这种性状,真实反映了中古晚期的中国初级启蒙思想的特征。

   《明夷待访录》在“破旧”与“立新”两方面的努力,反映了17世纪中叶中国政治哲学所能达到的时代极限。在“破旧”方面,它基本上完成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此后,以词锋锐利著称的17世纪末叶唐甄的《潜书》、19世纪初叶龚自珍的《明良论》《壬癸之际胎观》、《乙丙之际塾议》等清算专制主义的论著,都没有多少超过《明夷待访录》的内容。即使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近代民主主义者批判君主专制的言论,也与《明夷待访录》的意蕴乃至语言相当近似,我们阅读冯桂芬1861年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1875年的《易言》、王韬19世纪80年代的《弢园文录外编》、康有为、梁启超19世纪90年代的政论,均有此印象。20世纪初邹容的《革命军》已大量采纳西方近代民主理念,但在说明革命是为着排除“障碍吾国民天赋权利之恶魔”时,所作的历史论证也效法《明夷待访录》的思路和用语:

   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无所谓臣也。若尧、舜,若禹、稷,其能尽义务于同胞,开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吾同胞视之为代表,尊之为君,实不过一团体之头领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后世之人,不知此义,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

   将邹氏这段横议与此前二百多年的黄氏《明夷待访录·原君》对照,除新增“平等”、“自由”、“天赋权利”等从欧美引进的新术语外,好像出自同一手笔。

   在“立新”方面,《明夷待访录》还保留着若干“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学校》)这样的陈旧论调,当然更不可能提出三权分立、君主立宪、人民主权、民主共和之类理念,但透过其传统的表述方式和古典词语,可以发现它的若干观点所指示的方向,隐约与近代政治大体一致。

   近代政治的走势是以“民治”代“君治”、“群治”代“独治”,主张制衡和分权。《明夷待访录》对传贤制的赞赏、对世袭制的批评,以相权分君权的设计,对领主分权的追怀(如《封建》说“若封建之时,兵民不分,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无事则耕,有事则战”云云),这些论述虽然都未脱出古色古香的衣衫,但其指归却与近代政治相似。

   近代政治认为公民应当议政并监督政府,声言保障公民权利是政治的基本点。《明夷待访录》力倡学校议政,公是非于天下,又强调“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其趣旨也与近代政治庶几相当。

   近代政治使“臣民意识”转向“公民意识”,使社会关系从“身份”演为“契约”,变“人治”为“法治”。《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臣奴”、“君父民子”论,倡言君臣同事、君臣师友论,否定君臣等同父子,将君臣关系规定为可变更的合作关系,又认为“有治法后有治人”,其意蕴亦与近代政治相通。

   正因为《明夷待访录》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展了总清算,又提出若干新的政治理念,虽然在作者的时代受到冷落,清中叶还被列为禁书,但时至清末民初,当政治启蒙的使命提上日程之际,吸取西方近代民主理念的觉醒者从这部蒙上厚重尘埃的著作中找到了本土文化的印证。梁启超在回顾自己投身变法事业的精神历程时说:

   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

   谭嗣同则指出:

   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仁学》卷下)

   谭氏看重《明夷待访录》的,是其对君主专制的深切批判。梁启超进而谈及是书在清末民主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梁氏称梁、谭“倡民权共和之说”,不甚确切,说他们“倡民权及君主立宪之说”则较为恰当,本文不拟深论于此,而特别注意梁氏文字的以下意蕴:维新派在向国人宣传从西方输入的“民权”、“立宪”理想时,曾大力借助《明夷待访录》,而此书在民众间广为流播又确实推动了“晚清思想之骤变”。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表明,作于前近代的《明夷待访录》为二百多年后的近代中国政治启蒙提供了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中国人接纳来自西方的民权、立宪、共和、民主等理念,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明夷待访录》之类“晚明遗献”提供的思想资源作底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代表作,是中国开启先河的政治启蒙书。

  

   本文选编自《启蒙与世俗化》,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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