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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全球价值链中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提升

更新时间:2007-02-14 09:09:09
作者: 刘志彪  

  占总数的17.36%,占发起数的70.47%.[6]由于应诉不力等复杂原因,凡涉及被反倾销调查或被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中国出口产业,几乎都失去了原有的市场。

  从理论上看,专注于初级要素专业化生产能够取得持续的竞争优势,这一结论必须在假设世界市场无竞争对手大量进入的前提下才能得出,或者必须假设本国生产要素的升级至少赶在竞争对手进入之前。如果这两个假设在现实中不成立,或者在升级过程中遭遇到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的阻击,其结论可能就是相反的。这就是长期以初级要素专业化深度地加入全球市场,生产者的结局可能会遭遇产业大规模衰退的原因所在。在世界市场容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就会与出口目的地国家发生严重的贸易摩擦,或者一旦同类的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竞争者急剧进入,将会导致某些单个经济体的贸易量下降,生产者和出口商就会遭受报酬持续下降的损失(Kaplinsky Morris,2006)。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许多以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产业集群进入低谷和调整期的惨痛经历,就是非常好的案例和教训。作为中国经济的重心,长三角这一地区的发展有其鲜明的个性,即具有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集群经济。如据浙江省经贸委调查,2003年,浙江全省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49个,工业总产值合计1万亿人民币,约占全省制造业总量的50%.这些星罗棋布的产业群已经成为浙江开拓国内外市场的生产基地,是“浙江制造”一直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当产业集群被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竞相仿效的时候,产业结构单一所造成的区域性抗市场风险能力就会减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项调查显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普遍存在设备闲置的现象,上游的产品价格在不断上升,下游的价格则上升有限,企业不生产要失去客户与市场,要开工就往往是亏本生产。调查还显示,像纺织、塑料等产业集群,企业亏损面大,特别是纯化纤的织造企业出现100%的亏损。[7]其原因在于,在这样的产业集群里,一旦低价优势成为主要或唯一的竞争武器,必然会遭遇两大阻力:一是低价竞争对外部市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公平竞争,于是反倾销开始了,欧美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保”、“设限”措施,其表面原因就在这里;二是集群内部滋生的低价竞争阻力,企业因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为求生存,有的企业就降低质量,甚至出现假冒伪劣,结果自己砸自己的牌子,使集群难以为继。温州曾经红火的灯具业就这样几近消亡。

  拉美国家在过去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制造业出口中出现的惨痛情况,也值得我们反思。巴西“中国谷”的鞋类制造产业集群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在过去的20多年种,这些鞋类生产商都把自己建设成女鞋供应基地,出口量大约占到对全球同类出口的12%.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期间,最初的销售和出口增长非常迅速。与美国市场的“联系”是由少数供应美国巨型连锁商店的大买家负责的。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市场,这些美国大买家却把其供应链管理移向了中国大陆,在那里建立了竞争能力并且甩开了它们的巴西生产商!结果,在整个80年代期间,巴西“中国谷”的鞋类制造产业集群发生了巨大的衰退,其中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下降了将近40%(Kaplinsky

  历史上专业化于初级产品(矿产品、农业等)的国家,相对于制造业来说都发生过贸易下降的情况。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全球市场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出口业绩出现了显著的降低趋势(Kaplinsky

  

  四、全球价值链中出口导向产业升级的困境

  

  研究GVC 中我国出口导向产业的升级问题,是外向型经济战略调整的最重要

  内容之一。我们从近年来关于GVC 中本土企业升级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在由被俘

  获关系所反映的价值链中,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快速的工艺和产品升级。[8]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在被俘获关系的价值链中,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国际大买家(采购者)的规范性流程和近乎于苛刻的要求,为不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中国本土企业的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因而为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提供了一条快速的路径;另一方面,GVC 中低端企业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与拥有设计、品牌和营销等核心能力的企业,在国际产品内的分工的利益上,相互之间并没有本质性的冲突,相反,鼓励、督促、帮助和支持低端企业进行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还有利于高端买家或者OEM 的发包者强化产品差别化的能力,有效地预防供应商市场的失灵,因而有利于处于价值链顶端的发包企业强化市场竞争能力。这个经验来自于很多的部门,包括服装、鞋类、家具和电子产业等。

  被全球大买家“抓住”的中国本土代工企业,在价值链的低端经历了快速的学习,表现为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周期不断降低。目前,它们早已走过进口零部件的装配生产的阶段,处于大规模的整机生产能力提升阶段。下一步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瞄准功能升级的目标,逐步形成自己的设计能力乃至拥有自己的品牌。走功能升级的高端道路,中国本土企业只有少数成功的证据(在长三角地区,只能说极少数企业在品牌和全球营销管道建设上取得了初步的并不稳定的成功),绝大部分企业的能力仍然局限于生产功能的投资与建设,以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取胜。

  从理论上看,GVC 中本土代工企业实现功能升级的障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买方的市场势力,二是功能升级对资源的需求。GVC 中买方势力的来源,主要表现为对日益增长的非生产活动(即品牌、营销、产品开发、设计和对从属企业关系的协调)的掌控能力。领导性企业(即全球性买者)聚焦和投资于这些活动,并把其作为核心能力对待。勿庸置疑的是,这些企业不会与其供应商分享这些能力,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阻止这些供应商获得这种新的能力。而实现功能升级对资源的需求障碍,则主要表现为当中国的企业试图开发自己的品牌,或者试图在美国和欧洲市场建立自己的营销管道时,由于受到资金积累能力和运作能力的限制,很难持续地坚持下去。

  Schmitz (2000)集中巴西、中国的生产商和美国的买者这个三个方面,对皮鞋价值链的升级进行过分析。他指出,价值链的特殊环节的联系形式会影响企业升级的程度。以巴西为例,大量的美国买主都鼓励和提倡巴西厂商深化其再生产方面的专业化分工。但是如果这些制造商开发其设计能力并销售它们自己生产的鞋,美国买主就会奋力反对,因为这些美国买主把设计和营销能力看成是在价值链中自己竞争优势和获取租金的来源。

  浙江临海是中国模具业的集聚地,集中了上千家模具企业。当初,日本企业将其纳入了全球产业链,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一定的技术转移。如今,当临海决定进军高端市场时,却遭到日本企业的“围追堵截”,对其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甚至市场封锁。这样的故事,在长三角内比比皆是。

  因此,虽然加入GVC 为欠发达国家的企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产业升级平台,但是目前这种升级主要还是局限于工艺和产品方面的,并没有深入到功能升级这个高端领域。相反的是,实践提供的案例证明,长三角处于GVC 低端的企业,为了紧紧地追随发达国家新出现的政府规制和企业推出的各种标准,为了通过工艺和产品的升级增强出口竞争力,被迫采取“动态引进技术”战略,设备更新频繁,沉淀成本和引进设备的成本都十分高昂。这也是长三角地区为什么出口比重高、同时进口国外设备比重也高的真实原因之一。

  

  五、生产者服务投入:GVC 中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

  

  Cramer(1999)提出了一种在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升级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由于局限于自身的比较优势,落后国家被迫处于GVC 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但这些活动全部由OECD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行为、结构和制度所决定,被长期锁定在发展的“低端道路”上,并在收益分配方面受到残酷的剥削。实际上,在产业升级问题上的悲观主义是不可取的。加入GVC 发展外向型经济,本身并没有什么对错问题,问题在于用什么方式加入。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战略的调整,必须首先突破把未来的竞争优势继续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上的传统观念,主要应该改变加入GVC 的方式,从走“低道路”转向走“高道路”,改变路径依赖。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加对现有制造业的生产者服务的投入,这是出现Gereffi 所说的产业升级“自动传递”次序的关键问题。

  我们撇开加入GVC 能获取学习功能、降低学习成本从而有利于产业升级的理论(Gibbon,2001)不论,把分析的视角集中在生产者服务业投入的作用机制上。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占据GVC 的顶端,主要从事非实体性活动从而取得高附加价值,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不断地投入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使产业结构不断地向“软化”趋势调整。Reeve (2006)最近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资对于OECD国家产业结构转移有着显著和独特的影响作用。他指出,在新经济情形下,几乎所有制造业都严重依赖于资本和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另一方面,高水平教育的劳动力导致了制造产业的产品成本下降。众所周知的是,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教育这个根本,因此发展高水平的教育(包括各种高水准的职业技术教育),是中国具有出口导向特征的产业升级的基础。

  生产者服务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以其强大的支撑功能成为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推进器,是制造业起飞地“翅膀”和“聪明的脑袋”。从理论上来说,生产者服务业的这种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效应,是与该产业的产出中含有密集的难以竞争、难以模仿以及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高级要素有关。对此格鲁伯和沃克(1989)的结论是:生产者服务业是把社会中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到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飞轮,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因此,它能够提高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运营效率、经营规模以及其它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并同时增加其产出价值。这一结论已为各种实证研究所证实。如Guerrieri 等人(2003)以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为样本,研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专业化的决定问题,结果发现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中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APS )的发展,是奠定制造业和其它服务业竞争力的基础。APS 是由那些与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行业所组成,如金融保险、信息通讯技术、商务服务(包括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创意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它对于制造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APS 所体现的各种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隐含性知识,通过软件嵌入硬件,特别是嵌入机器设备这类工作母机,提高了装备制造业产品以及用其所制造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现代分工格局下,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不在制造过程本身,而在于制造过程所投入的APS 的数量和质量;第二,APS 所围绕的各种产品研究与开发服务,如产前的市场和定位调研服务等,研发中的设计服务、创意服务、模具服务等,生产中的工程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等,营销中的物流服务、网络品牌服务、出口服务等,都具有增强产品差别化和区分竞争对手的作用,从而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和控制市场能力;第三,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中的各类生产者服务,如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法律和知识产权服务等,对于提高企业的战略清晰度、增加市场份额、收购兼并成长等,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的一项实证研究证实,上海生产者服务业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贡献是:上海生产者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三省市工业增长0.918个百分点(高传胜、刘志彪,2005)。因此,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投入,以及对国际服务贸易的投入,相当于波特竞争理论中所说的“高级要素”,它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国家的生产率,从而成为提升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

  我们今后将重点探讨在GVC 中APS 的作用机理,以及如何通过APS 的发展提升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水平的问题。

  

  参考文献

  (加)H.G.格鲁伯、M.A.沃克(1993),《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上海三联书店

  高传胜、刘志彪(200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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