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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帝国式主权”降临了吗?——特朗普主义的挑战与主权理论的未来

更新时间:2022-03-31 07:22:04
作者: 章永乐  
世界贸易组织尽管“跨国”(trans-national)的程度不及按照“特别提款权”份额来分配决策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无疑比美国政府更具“帝国性”。22然而特朗普不断抱怨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构成对美国主权的外在限制,进而基于美国国内法发动所谓“301条款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组织的运作。这表现出美国将自己主导建立的国际贸易秩序视为异己之物的倾向。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是在国际贸易领域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先锋。该办发布《2017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将“主权”作为关键词,强调捍卫美国对于贸易政策的主权,将世界贸易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视为对美国主权的限制。该办制定的《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7年年度报告》进一步指责世界贸易组织给予巴西、中国、印度、南非等经济体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但并没有提供清晰的“发展中国家”认定标准,“削弱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可预测性,减损了新自由化协定之下的谈判结果的确定性”。23该报告攻击“中国拥有国家主义经济模式,其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而且不断扩张的角色”,指责中国“在近年来进一步偏离了市场原则”,并有极大的能力在全球范围造成市场的扭曲。然而,事实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都并没有提供任何“非市场经济体”的实质认定标准。各国基本上都是从自己的国内法出发来认定何谓“非市场经济体”。

   《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7年年度报告》貌似承认主权包含对等的内容:“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偏好的贸易政策。但是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也可自由作出回应。”24美国“自由作出回应”的方式,就是抡起“贸易制裁”大棒。2017年,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部长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以下简称“301条”)正式对中国启动调查。接下来,特朗普政府四次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拜登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的关税,并将其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直至美国经济出现“滞胀”迹象才做出部分让步。这些加征关税的政策不仅是为了降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同时也指向对全球价值链的重组——引导跨国公司将制造环节搬回美国本土,至少是搬到中国以外。

   从美国一贯的国际行为方式来看,这些做法并不新鲜。在冷战时期的1974年,当关贸总协定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美国就在其《贸易法》中规定了所谓的“301条”,进而以单边的贸易调查和惩罚取代关贸总协定的纠纷解决机制,来惩罚所谓的外国不公平贸易活动。美国此举迫使关贸总协定的其他成员考虑吸纳美国的主张,修改关贸总协定的纠纷解决机制。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终于达成了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争端解决谅解》)。按理说,美国应该全身心拥抱《争端解决谅解》,然而,美国仍然不放弃在贸易争端中使用“301条”,甚至还在最近的贸易战中使用1962年《贸易法》中的第201条与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名发动了一系列贸易调查。美国还在与其盟友协商钢、铝贸易的时候,祭出“自愿出口配额”(voluntary export quotas)武器,而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就已经严格限制的做法。

   然而,美国会因为这些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行为受到惩罚吗?一个致命的问题是,美国有能力阻挠《争端解决谅解》机制发挥作用。美国连续30次利用一票否决权阻止新任法官的遴选,导致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于2019年12月11日正式进入“停摆”状态。而这也就使得涉及美国的贸易纠纷无法在世界贸易组织得到及时的处理。拜登政府在话语层面弱化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说法,鼓吹“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25可是在对世界贸易组织如何继续正常运作的问题上,缺乏实质性动作,对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停摆”的问题也迟迟未作回应。

   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象征,然而美国喊出“主权”口号,轻轻一击,就使世界贸易组织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机。这恰恰表明,奈格里与哈特在《帝国》中重视的诸多体现去中心化、去疆域化等“帝国”特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则,从根本上来说仍然缺乏抵御美国霸权及独立运作的能力。而对于那些不奉行“一国一票”原则,更倚重以出资比例来分配投票权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美国的主导地位更加明显。

   在《大同世界》里,奈格里与哈特对2000年所作的判断做出调整,认为在20世纪末,新的帝国正在形成,但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致力于帝国的形成过程,而是否定和压制新鲜事物”。26他们又认为,21世纪以来,美国发动了一场“政变”(Coup d'etat),试图让所有正在崛起的帝国“贵族”权力(其他主导性的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等力量)服从于美国的“君主”权力,从而将正在崛起的“帝国”转变为“帝国主义”。27从这一新论述来看,特朗普对“主权”的强调,就可以被解释为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类似的以“帝国主义”来对抗“帝国”的行为。这一新判断无疑比《帝国》中的判断看起来更圆润,但它假定美国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是消极抵制的。然而,冷战后的全球化进程真的可以跟美国的推动作用相分离吗?

   如果没有美国从外部推动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28很难想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能够覆盖如此广阔的空间范围。冷战的终结确立了美国的单极霸权,在地理空间上为西方资本打开了超额利润的新疆域。美国控制着大多数产业最为尖端的技术,控制着以远程军事打击能力为基础的全球运输网络,并拥有金融霸权。正是基于地缘政治层面的巨大自信,美国的统治精英推动了“垂直分工”模式的普遍化——许多产业的制造环节被转移或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美国的跨国公司控制价值链利润最为丰厚的技术和销售环节,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获得了加工费和极少量供应链利润。利润不断从全球各地流向跨国企业的美国总部,进而在金融市场上给这些企业的股东带来丰厚回报。29

   20世纪末的全球化模式本身就是以美国的单极霸权为基础的:国际贸易通行的结算货币仍然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下简称“美联储”)发行的美元;没有一支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的强大的跨国军事力量,美军可以在美国国内政治需要的时候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奈格里与哈特想象中的那个至大无外的“帝国”并没有办法阻止美军的单边主义行动。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绝非对之前某个历史过程的逆转(或者用奈格里与哈特的话说,某种“政变”),这只是美国在充满自信地行使其不久前确立的单极霸权而已。对历史进程更为确切的表述,并不是美国用自己的单边主义“攻击”了一个外在于美国的“全球化”进程,而是美国原本以极大的自信推动的“全球化”脱离了美国自身的控制,产生了诸多“意外后果”。

   比如说,美国在“垂直分工”模式中原本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安排的只是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然而20世纪中国通过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打造出了强大的国家主权,早在70年代末对西方开放之前,就已经有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可观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推行“自主性开放”之后,中国不仅在产业链的中低端站稳脚跟,而且不断向高端“逆袭”。而一旦中国掌握了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往往就会凭借其强大的制造规模,将其变成“白菜价”,使美国的跨国公司失去在全球榨取超额利润的能力。部分跨国公司因此产生了诉诸美国国家政权打压中国相关产业的强大动力。同时,制造业转移和外包带来的本土制造业的衰落和大量工作机会的消失,也使得大量美国中产阶级成员出现对社会地位下降的恐慌,同样产生了诉诸国家政权的动力。但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尽管有动力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打击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却很难在没有利益补偿的条件下接受将制造环节转移回美国的要求——这相当于要求它们承担更高的成本,忍受更低的利润。更何况,多年的“去工业化”已经使得美国本土制造业的产业配套水平大大下降,许多行业缺少工程师和熟练工人,“再工业化”需要持久的投入,不利于跨国公司背后的金融资本获得短期收益。于是,出选票的主力和出政治献金的主力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值得附带讨论的是,奈格里与哈特津津乐道的西方出现的以“非物质生产”与高度弹性为基本特征的“生命政治”生产方式(biopolitical production),恰恰是建立在上述“垂直分工”基础之上的——西方正因掌握了价值链的上游,其部分劳动者才得以从枯燥乏味的流水线生产中解脱出来,进入“非物质劳动”状态,产品的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似乎聚合为一个过程。然而,这恰恰是以充满枯燥和重复劳动的制造环节已经被转移到亚洲的代工厂为前提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中承担了枯燥乏味的工作,以赚取微薄的工资。两位作者立足于“生命政治”进行理论建构,但未能分析这种“生命政治”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心”对于“边缘”的剥削关系之间的关联,这绝不是发展中国家视角或第三世界视角。30更何况,在“生命政治”生产方式下,成百上千的产业工人在同一个车间进行面对面合作的场景消失了,互联网貌似可以带来更广泛的横向联合,但资本对网络互动的控制技术也已经日趋成熟。奈格里与哈特期待新生产方式下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比传统的产业工人更有战斗力的反抗资本主义的组织形态,那只能说太低估资本“分而治之”的力量了。

   美国的执政精英运用“主权”观念重新区分“内/外”,试图重组全球价值链,但又不愿意给予利益受损的盟友以补偿,必然会激发其他国家和区域对自主性的追求。在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我们正在迎来一股以“主权”观念重新区分“内/外”的潮流。

  

   二、重界“内/外”的潮流与“主权”观念的复兴

  

   在《帝国》一书中,奈格里与哈特认定,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已经吞噬了资本秩序之外的空间,形成了一个“至大无外”的“帝国”。内外界限消弭的结果是,“今天,美国的鼓动家们越来越难以说出一个统一的敌手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躲躲藏藏的小敌手”。31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基于时势的新发展,《大同世界》调整了故事的讲法,认为美国在21世纪初发动了对于“帝国”建构进程的“政变”,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政变”的失败。“帝国”的建构进程继续推进,“在某些方面,在美国政变失败后,集体的资本已经实现了对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危机的拨乱反正……事实上,全球治理存在很多极,并且有很多行动正在建构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的集合,确立新的权力形式,并决定其调节和管理的新规范和实践。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达沃斯,即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所在地,其重要性正在赶超华盛顿……”32

   奈格里与哈特所期待的“拨乱反正”真的发生了吗?《大同世界》的出版正值“中美国”(Chimerica)33概念和达沃斯论坛如日中天之时。然而不久,我们就看到奥巴马政府试图从中东抽调更多资源,投入亚太区域,遏制中国的崛起。特朗普上台之后,公开承认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的错误,希望尽快从伊拉克撤出所有美军,并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直接谈判撤军条件。至于两位作者非常看重的达沃斯论坛,它在极盛时期也只不过是全球跨国资本相互协调的象征性舞台而已。特朗普利用达沃斯论坛鼓吹“美国优先”,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带来的全球供应链的动荡与国际旅行的困境,达沃斯论坛已经陷入低潮。

拜登入主白宫之后,更为果断地从阿富汗撤军,而美军的“喀布尔时刻”的戏剧性更是超过了1975年的“西贡时刻”。白宫退出在阿富汗的“治安战”,目的在于集中资源来应对它所认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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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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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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