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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论帝国的兴衰

更新时间:2022-03-24 00:28:42
作者: 俞可平 (进入专栏)  
虽然自从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目前为止,它仍然是唯一有实力充任“世界警察”的国家。鉴于过去曾经有过的“雅典治下的和平”“罗马治下的和平”和“英国治下的和平”的历史记忆,不少学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美国视为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麦克·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帝国》立论依据如此,帕特城里斯·格尼费和蒂埃里·伦茨的《帝国的终结》的逻辑其实也同样如此:“是的,美国正在衰落;不,它仍居群首”。在他看来,美国毫无疑问仍居世界首位,这首先是它的军事实力。美国的军备投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却占世界各国军费总和近一半。技术先进的武器、装备与海外700个基地所组成的“帝国”网络进一步加强了其霸权地位。这些军事基地分布于世界70多个国家,而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一共只拥有30多个海外基地。所不同的只是,肯定者充分赞扬美国的新帝国地位,并期待它对世界秩序带来美好的前景;而否定者一则质疑美国的这种霸权能力是否足以形成一个新的帝国体系,二则批判美国的新帝国角色,认为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动荡和不安。

  

   全球化时代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同样召唤着帝国研究的回归。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许多当代世界的重大政治事件在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这被许多思想家称为人类历史的周期性。历史发展也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在相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某些社会现象便会重复发生。因此,历史研究始终成为人类自身吸取经验教训的重要途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总是为人类的前进起着镜鉴的作用。帝国的文明曾经在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中占据过核心的地位,帝国的体制也曾经是人类长期生活于其内的政治结构,历史研究如果缺失了帝国研究,那就不成其为真正的人类史。无论是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塔西佗的《编年史》,还是近代英国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直到现代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和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不仅仅是帝国研究的名著,更是历史研究的名著。它们揭示的既是帝国兴亡的规律,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人类进入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后,具体的政治法律、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条件不同了,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依然存在,昔日帝国的兴亡依然对今日大国的起落有着警示作用。无论人类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如果要最大限度地降低进步的代价,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人类就需要不断进行历史的反思;对于全人类而言,只要进行历史的反思,就离不开反思历史上那些帝国兴亡的经验和教训。

  

   最后,帝国研究的回归,也与左翼学者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后殖民主义的反思密切相关。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西方左翼学者和激进学者,对帝国主义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美国为代表的新霸权主义开展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不少左翼学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与批判,不仅仅只针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政治霸权和经济侵略,而且也试图深刻地揭露帝国主义在被殖民地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流毒,唤醒被殖民地国家广大民众的自主意识。因而,众多的左翼学者纷纷成为新一轮帝国和帝国主义研究的急先锋。无论是哈特和内格里的新《帝国》理论,还是哈维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或者萨伊德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现象之本质的揭露,都可以看作是左翼学者对当代帝国研究的新贡献。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看到的那样,“当代帝国研究的学术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为例,它是当代帝国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东方学》关注的是现代学科和知识体系(比如人类学、语文学)与欧洲帝国(大英帝国以及法国)的殖民扩张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这位学者看来,这些左翼学者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批判性分析,直接推动了当代的帝国研究。“帝国研究不是传统的对殖民地的研究,因为很早就有对殖民地的研究,研究殖民统治者怎样统治那里的人民。那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先从制度上给殖民地一个界定,然后讨论殖民管理,也就是殖民官员如何统治当地人民,这是一种相当狭窄的殖民地研究。当代帝国研究由于后殖民思路的引入,强调文化意义上的殖民。谈到文化殖民,你就不能简单地说他的民族被殖民过,我的民族没有被殖民过,当你把帝国研究扩展到文化这个领域,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有没有殖民地官僚体制的问题”。

  

   21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帝国研究回归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更加重视“中华帝国”的研究。传统的帝国研究,主要局限于欧洲历史,很少关注亚洲和非洲的帝国经验。新一轮帝国研究大大拓宽了视野,多半是从全球史或世界史的角度对帝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其中,所谓的“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s)更成为各种帝国研究的重点。在所有重要的帝国研究著作中,“中华帝国”几乎都成了不可缺少的内容。有些著作把“中华帝国”作为一个整体国家加以论述,有些著作则选择“秦帝国”“汉帝国”“元帝国”“清帝国”等个别强盛王朝作为帝国的案例加以分析。除西方帝国研究专家关注“中华帝国”外,一些西方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也开始从“帝国”的视角重新反思中国历史。例如,哈佛大学的欧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系统地梳理了中文语境中的“帝国”概念,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则从帝国的视角分析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大国”概念。西方最新的“帝国研究”之所以重视“中华帝国”,主要原因不外三个方面。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挣脱“欧洲中心主义”传统的束缚,拓展了帝国史研究的视野,从欧洲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正如彼得·F.邦所说:“大多数帝国理论墨守成规,局限于欧洲统治世界的经验。显而易见,这种视角和模板必须扩大和调整,将其放到世界统治史和征服史的适当背景之中。毕竟在欧洲声称主导世界历史进程之前,人类已经走过了很长时间:我们的知识视野必须做相应调整”。因此,他主编的洋洋两卷本《牛津世界帝国史》涵盖了从公元前3000年的远古帝国,直到21世纪为止的全球各种帝国形态,包括多个中国王朝。约翰·达尔文也说:欧洲的诸帝国瓦解后,新兴的后殖民国家取而代之,欧洲本身则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因此,他在《帖木尔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一书中,“将欧洲(和西方)放在更大的范畴里,放在欧亚世界其他地区建造帝国、建造国家、建造文化的宏大工程之间来探讨。个人认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欧洲扩张的进程、本质、规模和范围,并且稍微厘清当下世界复杂性的源头”[9];其次,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重要角度,这使得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凸显,从而引起更多西方世界史专家的关注;最后,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日益强大,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度前所未有地增强,大量研究成果发表,客观上也为西方学者的帝国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素材。

  

   二、帝国的产生

  

   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帝国是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征服、占领或统治。因此,帝国是一种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秩序体系,是国家产生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其前提就是国家权力的存在。人们常说,国家是人类自身的伟大创造,它是为了避免人类自身陷于相互残杀的丛林法则而产生的。换言之,从积极的角度看,国家的产生是为了维护人类生活所需的基本公共秩序。至少从法理上和形式上而言,国家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它为人类的公共生活所必需。即使国家给人类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国家也是一个必要的祸害,人类迄今还离不开国家。那么,建立在国家权力基础之上的帝国体系呢?人类为什么会有帝国,它也像国家一样是人类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吗?

  

   从其直观的后果来看,所有帝国几乎都与征服、掠夺和占领有关,这是因为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就是夺取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物质利益。人类的正常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的物质财富,对于人类整体而言,获取和增进物质财富的根本途径是生产劳动。但对于单独的个体或群体而言,获得财富最简单和直接的手段,就是对别人财富的野蛮掠夺。人类早期的原始暴力和原始权力,本质上不过就是获取物质利益的工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使是现代国家,本质上也是夺取和维护阶级利益的工具。这一点对于帝国权力的产生,也同样适用。古代的帝国几乎毫不隐瞒对外军事征服和扩张的目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土地,夺取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土地、更多的食物、更多的奴隶、更多的妻妾、更多的金银、更大的宫殿、更大的城池、更奢侈的生活,对于古代帝国几乎是赤裸裸的目的,像波斯帝国、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都毫不掩饰帝国扩张的这些动因。对于近现代的帝国,即使表面上多了一层遮羞布,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对物质利益的掠夺和攫取。正如霍布森在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时所指出的:“每一种生产方法的改进,每一次所有权的集中和控制似乎都加剧了帝国主义扩张的趋势。一个接一个国家进入机器经济时代并采用先进的工业方法,制造商、商人和金融家愈来愈难以使经济资源转换成利润。到处是生产能力过剩、寻求利润的资本过剩。所有的生意人都承认,本国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生产的商品过多,以致不能正常销售出去以赚取利润;现在资本过多,超出能带来盈利的投资量。上述经济状况是形成帝国主义的根源”。

  

   既然帝国产生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获取土地、人口和产品等人类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财富,那么,衡量和评价帝国的基本标准自然就是物质利益。土地面积、人口数量、财政税收、物质产品、大型工程、楼宇建筑、金银财富、稀世珍宝等等,通常都是帝国强大的表征,也是帝国的辉煌所在。在漫长的传统社会,土地和人口是生产的两个核心要素,从而也是财富的主要象征。有了土地,就有种植粮食的耕地、放牧牛马的草原、冶炼金属的矿藏和进退自如的空间;有了人口,就有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作战打仗的兵源、征收赋税的人丁和侍候权贵的奴仆。因此,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曾是帝国成就的主要标志。只是到了近现代之后,除了领土和人口之外,诸如生产、贸易、交通、金融等其他形式的财富也开始成为帝国荣耀的来源。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一世全盛时期,不仅征服了几十个国家,帝国版图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岁入丰盈。例如,“1526年至1550年期间,苏莱曼大帝的岁入总额达600万达卡银币,岁出总额则为450万达卡银币”。又如,被称为第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在其全盛时期不仅是欧洲的霸主,而且其影响力遍及美洲和东南亚。西班牙从美洲夺取的白银,一度成为最硬的国际通货、世界经济的血液。16世纪末,西班牙统治的秘鲁和墨西哥两个地区就生产白银达27万公斤,而罗马帝国控制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250年至公元350年的600年间,总共生产白银只有5~6万吨。到了大英帝国就更是如此,不仅帝国的面积前所未有的广阔,而且经济实力和财富总量都无与伦比:在1860年前后的大英帝国鼎盛时期,英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消费的原棉占世界原棉产量的50%。占世界人口2%的联合王国,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工业生产潜力的40%~45%。

  

   获取土地和劳动力等物质利益,这是就帝国产生的一般动因和主要动因而言的。就历史上各个帝国产生的具体动因和直接动因而言,则往往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帝国建立和扩张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推广自己信奉的价值,有些是为了皈依异教,有些是出于报国家或民族之仇,有些是出于征服带来的荣耀,有些则是出于国家领土安全的考虑。

  

帝国是人类追求所谓“文明”“理性”和“公理”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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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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