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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根友:中国哲学研究过程中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及其转换

更新时间:2022-03-18 14:05:46
作者: 吴根友  
戴震要求解经的主体要有“大心”、要有“精心”。“大心”主要是指与古圣贤为民的“道义之心”相一致,涉及的是心量或者说思想境界的问题;“精心”主要是指思考的深度与思想的质量问题。只有以与古圣贤齐等的广阔心量或思想境界和富有深度和品质的思想,以之与经文中的经义相融合,才有可能对经文作出有效的、有价值的解释。

   “大心”“精心”都带有难以把握具体标准的主观化倾向,故戴震又回到了语言学、制度、名物的实证层面上来。在《郑学斋记》一文中,戴震说道:“学者大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行。不见天地之心者,不得己之心;不见圣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心;不求诸前古贤圣之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于千载下。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这样,通过大心、精心过程之后的“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等实证手段,就不再是平面化、均衡化的词典式的语言释义,而是富有个性化与语用实践的历史性、经文内在整体性的人文性的实证主义方法。

   通过对《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的写作,笔者突出了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乾嘉学术发展出的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将学术史上通称的“乾嘉考据学”的方法上升到哲学方法论的层次来加以思考,是否恰当?这还需要学术共同体长时期的考察与检验,但在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尝试揭示出一种哲学方法论,是我在哲学史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学术努力与尝试。上述对“乾嘉学术”中蕴涵的哲学方法论的总结,第一个层次最具有语言学的实证特征。第二层次是语言学与解释学相结合,使得其实证的方法表现出人文学的鲜明特色。第三个层次主要是经学的解释学方法,特别体现了其人文学的主体性、主观性与个体性的特色。解释主体的“大其心”之心、天地之心、圣贤之心等,都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具有人言言殊的可能性或空间。故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经学研究,虽然有古典语言学和重视经学知识的相对客观性作基础,因而具有了实证性的特点,但因为有“大其心”“以心相遇”的要求,则又带有极强的主观性。不过,由于戴震的“大其心”有其古典语言学和其他带有实证特征的以知识说经的手段作基础,因而又并非是纯粹的观念论与形而上学的预设,从而又限制了“大心”“以心相遇”的无边无际的主观化可能,使得其经学解释学具有了一定的可实证的特征。职此之故,我综合考量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实证主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若干特征,重思与反省梁启超、胡适等前辈学者对于清代学术实证品格的论断,尝试以“人文实证主义”一词概括乾嘉时代的哲学方法论,妥当与否,还请业内同行批评指正。

   要而言之,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哲学,以及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所开创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虽然在实证与解释、客观与主观之间具有一定的张力,但作为一种哲学研究和创作的方法,“人文实证主义”实际上可以普遍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

   三、作为普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人文实证主义与经典解释学

   如何将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为一种普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并由之上升到一种经典解释学的方法,这或许是一条值得很多学人自觉探索的道路。在此我们要略作解释:普遍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而是指一种值得广泛应用、且行之有效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写作过程中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要求,而毋宁说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所展开的具体方法问题的探索。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如何自觉地坚持由文字训诂到语言句法分析,再到经典文本义理研究的人文实证方法,可能是避免中国哲学史研究无法出现学术积累效应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一方法可以避免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里存在的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借用外来的时髦理论,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往上靠,看似解释出了新义,实则是严重地歪曲了中国哲学史的本真意思;其二是避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低门槛现象,正面的说法即是让中国哲学史研究保持一种专业性,不要以为认得中国字,能懂得古代汉语,就可以研究中国哲学了。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出现一些低端的、粗制滥造的文章与著作,原因很多,如一度出现、现在也没有中断的学术出版的商品化,有钱就可以出书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学术内部的原因来看,主要是缺少应有的学术研究规范或曰门槛。

   人文实证的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可以称之为人文实证主义。它既强调实证,也重视人文学的玄思与思想的想象能力,这即是戴震所说的“大其心”“以体古贤圣与天地之心相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的方法。这一方法,经过现代哲学解释学的转化,即是说要提高研究者的认识能力与思想境界,让自己的思考与人类的根本价值关怀及现实要求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内,“大心”,就是要求研究者将自己的哲学思考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人类共同命运的要求、人的全面解放的要求结合起来,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思想进行创新性的解释与创造性的转化,从而避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琐碎化,以及缺乏思想的光芒等缺陷。

   作为史料学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文本,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内容当然在经文、经学文本、先秦诸子以及后来的子学部类的诸多文献之中,集部、史部内的少量文献亦有一定的哲学史思想内容。如何对这些史料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去粗取精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学术史工作。由人文实证主义方法上升到一种经典解释学,再由经典解释学上升到一种哲学解释学,可能主要展开的是一项“典籍注我”——“所有中国哲学的典籍皆我哲学创造的注脚”的哲学创新工作。这一方法,既可适用于道家道教的哲学文本研究,也适用于佛教哲学文本的研究。这当然是一种理论设想,但可以放在笔者最近提出的“即哲学史讲哲学”的总框架之下,将哲学史的研究变成一种哲学的研究,而不只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历史叙事。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目前有些学者提出的“汉语哲学”——一种来自于中国或汉语系统的哲学思想,虽然不必局限于汉语的典籍,但一定要带有悠久的汉语典籍传统,或曰中华文明传统所体现的思想意味或韵味,既不同于已经有的欧洲哲学、美国哲学、阿拉伯或其他地区的哲学,同时又是具有世界性的来自中国的哲学或来自汉语的哲学,这将是中国哲学研究学术共同体要追求的一个目标。至于每个研究者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达致这一目标,可以同归殊途,一致百虑。笔者在此提出的方法,也只是囿于个人的中国哲学史和清代哲学史的研究经验,提出的一个建设性的意见罢了。妥当与否,还请同道批评指正。

   结 语

   非常感谢《孔子研究》约稿,让我乘此机会将写作《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的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在此比较集中、理论化地表达出来,以之与学界同仁分享。说得不对或不妥的地方,亦请大家批评。我在此卷的构思与写作过程中,有三点想法可以提出来,以供阅读此书的诸君参考:一是运用了“后理学时代”的概念,以之概括“明清之交”约50年—70年左右的时间里哲学思考的总特征。“后”既是时间上的后来,更主要的是思维方式上的否定性继承。以“理气”范畴为例,在程朱理学中,理气范畴中的理是体是本,气是现象(用、末)。但在王夫之、黄宗羲的理气思想中,气是本是体,而理是第二性的“气之理”。用王夫之的典型命题来说,“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其它重要哲学范畴如理欲、心性、性情等,莫不如是。二是尝试以“道论”作为乾嘉时代哲学的形上学,从而回应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乾嘉时代无哲学的说法。三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新创造的“人文实证主义”的概念,以之概括清代哲学的方法论。如果说作为中国哲学通史的“清代卷”有何不同于前贤的同类著作,我想这三点应该是比较鲜明而突出的特点。至于这三个说法能否成立,能否慢慢地得到学界的认可?那只能交给学界,让时间来检验并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明清哲学、先秦道家、中国政治哲学、比较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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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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