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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胜义雄:中国人的历史意识

更新时间:2022-03-15 23:34:29
作者: 川胜义雄  

   司马迁心中这种强烈要求宇宙重生的意识背后,隐藏着对历史这一时间推移体系的深刻认识。而司马迁这种以完成《史记》为目的的著作活动本身,同样包含了自身的存在,且针对带走所有价值的历史,持续采取了最顽强的对抗姿态。虽然这就是人类著作活动内在本质的一个方面,但对于司马迁来说,他期待《史记》可以给出证据,以证明书中所记述的人,尤其那些为了正义而努力维持人类世界的历史人物,以及同样也在忍耐历史的自己,在永恒的宇宙之中拥有存在的理由。

   司马迁的这种对抗姿态,源自于变迁的时间,带走所有价值的时代洪流,也就是对于历史的深刻认识。或许,这与伊利亚德所说的“历史的恐惧”存在关联。那么,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关历史以及时间的认识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

   四、变迁的时间观

   不仅仅是司马迁,中国人时间观念的根基之处,向来存在“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系辞》的观念。“一阴一阳”的世界,是时间进行阴阳循环的世界,是以循环来看待历史的循环史观,确实在深深支配着中国人。司马迁曾说过下面这一段话: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论)

   在始终循环的“天统”观点的家谱中,遥远后世的十一世纪,存在着北宋邵雍(公元1011—1077年)的所谓“元会运世”论(三浦国雄“皇极经世书”《史学论集》收录)。即,根据时间单位,一“世”为三十年,一“运”为十二世,也就是三百六十年,一“会”为三十运,也就是一万零八百年,一“元”为十二会,也就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这就是无限宇宙时间论,这种学说建立在《易经》的阴阳循环六十四卦原理基础之上。此外,相当于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的一元,被认为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自形成开始、经过发展,直至毁灭的一个周期,拥有这种周期并进行形成与毁灭的“元”的世界,被认为将不断重复形成与毁灭的过程,进行无限延续。邵雍把“元”的世界的延续,计算到了“元”的四次方(1296004),即两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年,但并不意味着宇宙时间就此完结,只是单纯因为无法继续计算下去。需要注意的是,该无限宇宙时间论虽然把一阴一阳不断变化无限延续的“道”的观念展开到了极致,但无限延续的“道”是由“元”这一特定循环规律所组成,从“元”到下一个“元”持续循环延续的时代变迁本身,绝不会再次逆向回流。

   实际上,人类世界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周期完全消失、再次陷入混沌之后,依据一定原理重新产生的“元”的世界,谁也无法保证会以当下人类世界相同的方式进行展开。毁灭后的世界,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完全不可知,只有无限延续的“道”从“元”到“元”进行接续。所谓的“道”,除了等质、空虚的时间流逝以外,什么也没有。

   我们人类无法了解死后的事,只能听凭于“道”,《庄子》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在“大宗师”篇中,一个垂死的人这样写道: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对于以变化的形态来把握世界本质的庄子来说,产生变化的“道”,是带走一切、相对化同质、空虚的时间流动。在这里,人类自作聪明的价值判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恰恰相反,世俗人类的价值判断,即主动放弃“是非善恶”,把自己的精神维持在空虚静谧的状态,并以此与同质空虚的时间进行冥合,才是超脱出世界变化的唯一方法。可以说,深植在永恒流动的空虚时间根基之处的,正是与根源性时间流动的一体化。从这种根源时间的角度来看,现实世界中万物的变化生灭,即历史,只是其表面所体现的波动。可以说,脱离了“历史的恐惧”的“历史的驱赶”,对于庄子来说,是通过进入历史本身根基之处空虚静谧的根源性时间来完成的。

   所谓“道无始终”(《庄子》秋水篇),变化世界根源之处的“道”,即根源性的时间流动,是无始无终进行延续的。“道”又是“虚无”,是被纯化为毫无内容状态的等质流动。这种流动表现为“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秋水篇)。

   在这种流动中,“故”,即本来的状态,是无法持续的。这种时间观念可以说是一种无法回归的、单向的、直线的时间认识。这种对时间的认识,由老子着先鞭、经庄子进行明确化。

   正如《易经》系辞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里的“道”虽然是指阴阳两种相矛盾的因素进行交叉循环的规律,但这种循环绝不是单纯的回归,“道”本身就以“无始无终”“虚无”的、单向的时间观念为根基。

   五、历史的成立根据

   以庄子为中心的道家之“道”,如果允许通过上述观点来把握时间观念,那么作为《易经》的解释窗口之一,包含了这种时间观念的“道”的概念被引进儒家之中的话,压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一般性因素,将全部被无价值化,成为虚无、单向的时间流动。向这种流动屈服时,则必然会产生宿命论上的达观。然而,既然活着本身就是对这种无价值化的抵抗,那么他们也就不断以某种方式与之抗衡,这是不言而喻的。

   庄子成功地逆转了这一无价值化的潮流,主动地进入这一潮流的根基,并从根基之处观察在这一潮流中摇摆不定的世俗世界。但是,这种方法即使打开了道,促使数量极其有限的特殊个体参与到时间永恒性,它与现实世界的秩序仍然存在着维度差别。但需要注意的是,以庄子这种方法作为出发点的“隐士”,是不同于现实世界角度的、针对现实世界的冷静观察者及纯粹认识者,成了一种历史学家的变种。我们之前提到的北宋邵雍,就是这类学家的其中之一,晚清时期十九世纪前半叶的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在其作品《尊隐》中,通过比较“史”的分类,向纯粹认识者的隐居表达了尊重(参照岛田虔次《尊隐》,《仁井田陆博士追悼论文集一·前近代亚洲的法律与社会》)。

   一般的知识分子自然以维护文明世界及现实世界的秩序为使命。即,保持所谓的“礼”的原理,每天实践“礼”的各项规定,也就是逐一践行伦理即政治秩序的守护行为,在各自时点对无价值的时间流动进行价值化。将无价值的时间价值化的行为,即历史行为,只有这样,历史才开始得以形成。

   当我们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在无价值的时间流逝中逐一去赋予价值的足迹时,即使这些行为的意义再小,也必须用心地记录下来。在日记、诗、书信等各种形式的文字中,不仅要写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还要把有关的旁人事件乃至琐事,统统杂乱地记录下来。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日常性记录行为与相关记录的累积就是历史,是人类存在过的证据。中国知识分子所遗留的庞大记录,及其内容的庞杂,恐怕就是出于这种意识。

   像这种在逐个历史行为之后进行整理,并归纳统一为历史记载的体系化行为,正是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也是必然的要求,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自司马迁的《史记》以来,两千多年间不断编纂正史的原因就在这里。对无价值的时间流动赋予价值与意义的人类行为,作为人类存在的证据,作为人们一路走来的“道”的痕迹,并作为秩序与文明应有状态的指示,必须得到准确的记录。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价值原理、基于“礼”原理的政治即伦理批判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同时要注意的是,为探清事实的准确性,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他在《考异》中所表达出的对史料的批判,其严格程度可以说毫不逊色于近代历史学。

   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青史留名被认为是曾存在于世的最好证明。人们一直认为,生存就是存在于历史之上,是将其本身与永恒联系在一起的最好的方式。永恒与历史这种悖论式的结合,用宇宙与历史对立的伊利亚德方法是无法解开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在“虚无”的、虚无主义时间轴和宇宙轴两者之间,树立一个彻底无价值的时间轴,作为两者辩证统一的历史轴。彻底“虚无”的时间轴,存在于基督教思想的框架之中。在近代历史主义(historismus。译者按:德语,意为“历史主义、历史至上主义”等)所产生的相对的、无价值化的时间观念,或者更加彻底虚无主义的时间观念中,中国人一直在苦苦寻求如何找到价值。其结果,可以说是在虚无的时间长河中,找到了作为人类而努力生存、将“虚无”的时间转化为历史的生存证据。

   补充

   最初我拿到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历史形象”,不过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形象,就好像第一部分中介绍芳贺先生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那样,中国也有许许多多的历史学家,他们各自都有存在微妙差别的历史形象。对这些进行总结非常困难,所以我稍微改了一下主题。也就是说,正如报告开头所提到的,在中国,如您所知,庞大的历史记载源源不断。而支撑这一点的精神是什么,催生出庞大历史记载的又是什么,应该就此类问题写一篇研究报告。是否可以把这样的问题称为历史意识,已经成了问题。

   比如前面章节所提到的那一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意识是欧洲所固有的,如果只把以奥古斯丁为开端的历史观点称为历史意识,那么中国确实与其相去甚远,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把相关问题称为历史意识。但是,无论如何,把不断孕育出中国式历史书的东西,姑且称为历史意识,并且去探索相关根据的哪怕一个侧面,正是我这一篇篇报告的目的。于是我把“中国人的历史形象”这一主题稍微改变了一下,改为“中国人的历史意识”。

   但是,历史上的个别性和普遍性从昨天开始就已经成为问题,我想中国大概也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整理《史学论集》的时候认为,中国所谓的普遍,总而言之可以用“道”这个词来概括。所谓的“道”,是这个世界的存在根据,而且所谓的“道”,正如孔子的注释作品《易经·系辞》中所提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由阴和阳这两种对立要素所组成。所以,最终应该以对立统一的方式去思考终极存在,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将其固定化。

   应该以不断变化的观点来看待普遍性的问题。而且,从连续性的角度来考虑,我认为这是一种从时间性的方面来把握世界本质的思考方式。“道”这个东西,本来就无法通过我们人类的识别能力来捕捉,它超出了语言所能描述的范围,虽然很难说清“道”究竟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在用“道”来表达世界存在根据的中国人的思想中,大概能找到与其相关的某些特性。“道”来自道路的形象,所以首先,它是由人类行走所创造的。但这并不是只靠一个人就能创造出来的,而且虽然也有兽道之类的东西,但也终究非其所指,所以这里的“道”是指人类走过之后,可以据其行走的东西。这里的人类也不是指单一的个人,而应该是任何人,也就是集体,可以沿其通过的道路。人类社会开始运转、开始行走之后,就出现了“道”,这一过程将永远持续下去。我觉得这并不是欧洲所说的发展。也就是说,这里既有前进,又有停滞。人类走在这里,时而停下脚步,时而曲折前进,有障碍物的话也会试着折回,但终究会持续到永远,不断变化着持续到永远,以这种特性去思考世界的动向,则世界也会这样处于动态之中。

这就是之前所说的“一阴一阳”式的运动,它作为矛盾统一体延续下去。我在之前的《史学论集》中认为,这是一种或者说至少一种的辩证法结构,也就是说,中国人以辩证法结构来把握世界。但是这里的“一阴一阳”,指的是阴阳交替,与辩证法所谓的一边对立一边以高度紧张的关系创造出新生事物的说法,略有不同。把对立事物综合起来,创造出不同层次的新生事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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