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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平庸之恶”的过度批判与“无思”的默认设置

更新时间:2022-03-01 10:56:25
作者: 吕嘉健 (进入专栏)  
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培养判断力。每一个步骤都微不足道,似乎不会产生决定性后果;要么理由充分,要么事出偶然。没有一个德国爱国者会反对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步骤,正如你不可能从田里的青苗看出收成的模样”。

   这份社会学报告值得所有人反反复复地阅读。

  

   二. 制度性权力、系统情境与人的庸俗性

  

   何为庸俗性?庸俗性即人性的世俗性:唯利是图,贪欲及贪小便宜心理,见异思迁,投机取巧,精于计算,忘恩负义,撒谎,造假,利用别人达到目的,功名心,结果论道理,虚荣心,狭隘心理和气概之争,偏爱,偏见,本能,情绪,好色,懒惰,软弱,享受愿望,控制欲和权力欲,过度行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傲慢,自尊,任性…

   甚至责任伦理。

   庸俗性总是转化成一种处境,即紧密融合着人性本能的社会情境。它依据现实功利原则、本能原则、习惯原则、文化原则和共同体原则,不断暗示人们苟且和投机,停止无谓的思考,依附給你安排的路径,融入整体。

   在阿伦特的批判之后,社会心理学不动声息地具体研究了“恶的庸俗性”的难题。它们研究的是問題,不是主义。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比哲学批判的优势在于它把問題指向严格地落实在明确的范围和状态中。

   社会系统是现实的,情境是具体的,动机是直接的,思考是复杂的,判断和决策是多角度和充满条件限制的。

   而人是现实关系制约并受情境动机主导的社会性动物。

   系统无比强大,个人非常渺小。无数的个人聚合在公共社会,成为无思的乌合之众。当系统组织起个人,情境直接制约着具体的人,个人就成为系统-情境中的螺丝钉,身不由己,追随着系统运行,被动地合作。

   在什么情境中,你就会成为什么人。

   一个著名的实验是1971年菲利普٠津巴多教授团队进行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让一批人担任狱卒,另一批人担任囚犯,通过一段时间的现实情境运行,根据严格周全的监督、观察和详细记录,基本结论是:

   人若处在某种强大的社会情境中,本性会出現戏剧性的变化。原本单纯善良的大学生,或者成为了穷凶极恶狡诈狠毒的狱卒,或者沦为了卑躬屈膝麻木浑噩的囚犯。

   津巴多教授称之为“路西法效应”:路西法原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光之守护者,后来他挑战上帝的权威,带领一群天使投身地狱,变成撒旦。

   津巴多指出,心理学的事实是:善与恶的分界模糊不清而且互相渗透;天使可以变成魔鬼,魔鬼也可以变成天使。

   在制度性暴力机制下,人性恶会以合理化角色的掩护堂而皇之地任意表现出来。

   情境由系统创造。系统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威权以及资源。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组织,还包括制度权力、规范的力量、意识形态和标准运作的程序。

   社会情境包括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之間的关系潜规则和心理、行动互动性,角色意识和角色责任。信念创造了期望,期望变成了自证式预言,期望拥有双重力量:主导者的信念和期待,与被压迫、被期望的受体对象。这是现实中互动的社会情境建构。

   社会情境影响、促进、塑造、改变着我們的心理性格朝着规定的方向发展。它们形塑我們的价值观、思想方式和潜意识,使你自动合作甚至成为积极参与的献身者。

   这个研究可以看作是对阿伦特批判“恶的庸俗性”之一个回答。

   津巴多教授写道:

   人逐渐被整合进入巨大、野蛮并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路西法效应》,P270)

   要承认人在面对各种系统情境力量時的脆弱性。情境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对他者施与“归因的慈悲”,不可轻放过情境使人为恶的原因。(P367)

   无论执行者高尚或者平庸,在制度已經确认何为正义何为罪错的前提下,他被剥夺了区别和决定何为合理和公义的权利;在其位谋其政是一个社会铁律,不以个人观念和意志为转移。正是这一关键决定了他“放弃思考”。

   只要主体确定自己是在执行公务,完成一种社会责任,并且有合法化的制度赋权,他就有无可怀疑的认知定性和运用手段的权力:驱逐阻差办公者,监控普通人,侵犯个人私隐,惩戒不服从者。因为正常的法治制度也会惩治犯法者,在此情境中并不认为是没有人性。在界限模糊地带无思。

   今日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或者管理严密的机构内,系统情境下“恶的庸俗性”表现得更充分:

   在某地发现“锁链女”的事件中,民间人士介入调查,发现問題很严重而普遍,但奇怪的事出現了:

   体制内的媒体工作者根据上级口径和纪律,集体沉默;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集体沉默;

   体制内的执法人员根据系统组织动力,封锁問題源地,禁锢信息传播,以官方发布的报告定论。

   以上三种社会精英,在关注社会问题和对問題结构性根源的思考方面,都自动趋向于高度统一观念的中心,通过注意力聚焦,对禁议的問題视而不见。

   当组织确定了某类行为是有罪的、或犯法的,或危害国家社会的,那么有这类行为的人都被标签为“坏人”、“需要镇压的人”,例如“上访者”。整个组织的成员都会以对付敌对者最有力的打击手段置之于被镇压的境地。至于镇压的行为是否合法有理,组织采取的行动是否合法得当,都不是执行者需要考虑的。他们不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人道和善良,一切只以达到目的为目的,例如奉命处理张志新。

   在一个金字塔权力操控下的现代化规训系统里,你只是一枚螺丝钉。人们的思想、知识、信息都被有效地設計、灌输、加强、清理而一致,连思维模式都高度统一而互相模仿。

   他们大概率在独立、自由思想方面是弱态直至空白,即处于“无思”状态,即使“有思”,必然“无言”。

   社会学家周雪光从组织学中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解釋“平庸之恶”。指出社会学家莫顿1940年就已經提出了“官僚人格”这一概念。官僚体制的压力要求官员们“按部就班、谨慎和遵守纪律”,以期实现高程度的行为可靠性和顺从性。必须培养其对工作责任的高度认同,对自己权威和能力局限性的敏锐意识和对日常工作按部就班的执行。因此,遵守规则这一机制转变成为组织目标,出現“工具价值成为终极价值”的替代现象。把人们锻造为官僚机器上忠于职守的一个个部件,这正是组织过程的逻辑结果。

   正式组织的稳定结构和程序塑造了特定的官僚人格。“平庸的恶”是一种特殊的、非人格化的罪恶,可以说是一种组织之恶。(爱思想,2019.10)

   从启蒙运动提出的现代性方案到韦伯论述的现代科层制社会,都明确表达了人类现代性蕴涵的唯理主义的规划:追求统一、和谐的理性社会秩序和使现代人成为“快乐的机器人”。启蒙思想在“极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下,主张对人性进行重新設計和清除,对不合理想的族群不惜采取除草式的减法。(冯婷:《通向“恶的平庸性”之路》,《社会》2012.1)

   现代政治的发展是一个趋向工具化的过程。随着物质主义文化普泛和技术官僚层级管理的深度发展,以财富为目的的社会已经窃据了“公共领域”,从根本上將人形塑为组织的工具。

   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当现代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变得越来越理性化,作为适应这种理性化潮流不断推进的结果,个人却日益丧失了运用理性的能力和意志,丧失了作为一个自由人行动的机会和能力,以至于“继续根据人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单纯地假设在人作为人的深层本质中,存在着对自由的渴望和理性的意志已没有多少意义。”

   伦敦城市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安德烈٠斯派塞这样论述“平庸的组织,是靠愚蠢运营的”:

绝大多数的公司都是平庸的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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