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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天: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

更新时间:2022-03-01 03:23:18
作者: 阎天  
焦点是分配不公,方向是共同富裕,这就与按劳分配发生了关系。习近平反复指出,“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60]这些论断在党的历史上由来有自。现行宪法制定之前,邓小平在论述按劳分配时,总是把按劳分配与提高积极性、加快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61]促使效率在制宪时成为按劳分配的主要目标;制宪完成之后,邓小平转而将按劳分配与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这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与第三卷的重要差异。他严肃地告诫:“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62]“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63]共享发展理念位于邓小平理论的延长线上,它的入宪是一段漫长思想之旅的里程碑。

  

   共享与按劳分配的其他两个目标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就共享与创新来说,二者的关系有一致的一面,创新驱动发展是做大“蛋糕”以供分享的前提。但是,创新拉大收入差距、威胁共享发展的可能性不容忽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加快创新必然引起技术落后企业关停并转,带来相当数量的失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创造了很多新的业态,但劳动力难以适应,造成了大量结构性失业”。历史表明,技术创新虽然能够提高普通工人工资,但是需要数十年时间来过渡;而当下全球恰好处于过渡期内,“技术导致许多普通工人失去工作,工资减少,但是高收入者的薪酬仍在大幅上涨”。[64]可见,共享与创新两大目标之前存在冲突的可能,这是在构想按劳分配制度时必须纳入考量的因素。

  

   而就共享与效率来说,二者的关系同样有一致的一面,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共享“不是不要发展了,不是要搞杀富济贫式的再分配”。但是,二者的关系也有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一面。党是用分配效率与公平的范畴来探讨二者的关系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65]相当于将效率目标放到共享之前;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66]将效率和共享两个目标分别与两次分配对应;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67]明显抬升了共享目标的地位,将共享与初次分配重新联系起来。

  

   那么,如何通过按劳分配来同时促进共享和效率?更具体地,如何像邓小平所设想的那样,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按劳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应当说,缩小贫富差距主要还是依靠再分配措施,例如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包括按劳分配在内的初次分配措施虽然处于配角地位,但并非无所作为。在宪法层面,应当重新解释第42条第2款,使之不仅服务于按劳分配的效率目标,而且服务于共享目标。第42条第2款规定:“国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前文述及,该规定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而在分配中采取的利益兼顾措施,将发展生产设定为提高报酬的必要条件,无发展则无分配;2018年修宪以后,该规定应当重新解释成为了促进共享而在分配中采取的利益保障措施,将发展生产设定为提高报酬的充分条件,有发展必有分配。新的解释并不超出文义的射程,与原有的解释也可以在逻辑上并存。

  

   怎样落实新的解释?当前的主要做法是“两个同步”,即“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为此固然要在部门法层面采取行宪措施,特别是完善工资基准法,保障工资支付、提高最低工资、支持集体协商,但是宪法监督措施也不容忽视。作为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考虑责成国务院按年度披露“两个同步”的落实情况,并且在每届政府卸任前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总结;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有权依法就国务院的上述工作提出质询。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可以有效协调共享与效率这两大按劳分配的目标,避免发生目标相互冲突和脱节的现象。

  

   结语

  

   我国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变迁过程始终围绕三个基本追问展开。一是如何看待经典作家的设想与我国国情之间的张力?宪法从未将按劳分配规范看做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从经典作家所设定的理论原点出发,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反思和重构按劳分配的现实意涵。二是如何看待经济改革与按劳分配之间的关系?宪法从未让经济改革架空按劳分配,也从未把按劳分配当做改革的障碍,而是积极地将按劳分配与改革的重要元素相适配,使得按劳分配本身成为改革的关键一环。三是如何看待按劳分配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宪法从未让按劳分配陷入缺乏目标的盲动,更没有“为了按劳分配而按劳分配”,而是通过按劳分配探索高效、创新和共享发展的道路。正是在对上述三个追问的不断回应之中,按劳分配规范与改革同行,其内涵不断更新和拓展,成为宪法秩序的生长点。

  

   探索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对于厘清中国宪法解释的立场、方法和素材不无裨益。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不断改革的背景下,适度的演进主义立场可能更有助于发现宪法含义的真实变迁;在宪法规范被价值目标所牵引和塑造的前提下,体系解释的作用凸显出来,通过体系解释可以发现条文间的目标—手段关系;而在司法行宪的实践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行宪实践为理解相关宪法条文提供了重要材料。上述经验得自按劳分配规范的解释作业,其意义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存在推广到其他宪法规范的可能。

  

   注释:

   [1]对于我国宪法劳动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参见张友渔:《新宪法与劳动工作》,载北京市劳动学会秘书处编印:《社会主义宪法与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1页;任扶善:《试论新宪法有关劳动的规定》,载北京市劳动学会秘书处编印:《社会主义宪法与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内部发行1984年年版,第24页。当代中国劳动宪法的研究者主要出自三个方面:一是宪法学界,例如王旭:《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二是劳动法学界,例如王天玉:《劳动法分类调整模式的宪法依据》,载《当代法学》2018年第2期;三是法理学界,例如邵六益:《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载《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笔者的研究,例如,阎天:《重思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

   [2]参见李响:《“按劳分配”在中国:一个宪法概念的浮沉史》,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

   [3][苏]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4][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5页。

   [5]关于引号在宪法解释上的意义,见Antonin Scalia & Bryan A. Garner, Reading Law: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xts, Thomson/West,2012, p.161。

   [6]参见湖北财经学院、武汉大学编写组:《按劳分配有关范畴的分析》,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9页。

   [7]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页。

   [8][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版,第13-14页。

   [9]参见令狐安、孙桢主编:《中国改革全书(1978-1991)·劳动工资体制改革卷》,大连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10]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1982年4月22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载《人民日报》1982年4月29日,第1版。

   [11]同上注。

   [12]第47条在表达自由方面的意义,参见左亦鲁:《超越“街角发言者”:表达权的边缘与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76-81页。

   [13]该规定在民主方面的意义,见阎天:《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兴衰——以工业民主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2期。

   [14]同前注[9],令狐安、孙桢主编书,第12页。

   [15]参见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259页;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352页;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370页。

   [16]邓小平:《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优异贡献(1978年10月11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138页。

   [17]此外,第14条第1款关于责任制的规定在农村落地反映在第8条第1款的两次修改:1993年修宪时写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1999年进一步修改为“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18]《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国发〔1985〕2号,1985年1月5日发布。

   [19]同前注[9],令狐安、孙桢主编书,第159页。

   [20]同上注,令狐安、孙桢主编书,第14-15页。

   [21]参见靳共元:《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力也应当是商品》,载《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6年第6期。

   [22]参见John J. Donohue, III:《雇佣歧视法透视:三维平等观》,载阎天编译:《反就业歧视法国际前沿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23]体制外即非公有制经济的用人单位则一直享有较为完整的分配自主权,劳动者的工资主要由市场决定。

   [24]《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93年11月14日通过),载《人民日报》1993年11月17日,第1版。

   [25]劳动部政策法规司编:《劳动部关于劳动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与近中期部署》,中国劳动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26]参见《国务院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国发[2018]16号,2018年5月13日发布。

[27]例如,1993年的《国务院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国发[1993]79号)虽然强调改革“要根据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但是具体内容则基本没有运用市场机制。近年来出现的问题包括:个别国企利用自然垄断实行高工资;国企高管薪酬过分低于市场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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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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