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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天: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

更新时间:2022-03-01 03:23:18
作者: 阎天  
它们如何“并存”?

  

   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和2006年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初步解答。根据相关规定,按劳分配与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的并存方式,可以体现为“先发工资,后分利润”,即在企业收入形成之后,首先要履行工资债务、发放劳动报酬、实现按劳分配,完成其他扣除以后的剩余部分才是利润;[43]利润在缴清公积金之后向股东分配,实现按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分配。[44]由此,宪法上的按劳分配与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方式的并存,可被理解为企业等的收入应当首先进行按劳分配,之后如有利润才可以用按劳分配以外的方式分配。

  

   各种分配方式虽然并存,在实现时却有先后,其目的在于不使劳动者承担企业经营风险。为了让按劳分配与经营风险脱钩,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制度。一方面,企业经营不善时,法律保护劳动报酬非经协商不会减少。例如,《劳动合同法》允许企业实施经济性裁员,但是未规定经济性降薪制度;企业被兼并或重组时,劳动报酬给付义务由新企业承继;《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企业破产时,劳动债权应当优先清偿。另一方面,企业经营良好时,法律也规定劳动报酬非经协商不会增加。例如,《公司法》在2005修改前曾规定,企业在分配利润前,先要从利润中扣除法定公益金用于集体福利;2005年《公司法》修改时,该项规定被废除,从而取消了劳动者对于利润的法定分配权。[45]将按劳分配与经营风险脱钩,有利于防止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向劳动者转嫁经营风险,防止按其他要素分配过分挤压按劳分配。当然,脱钩规定的强制性有限,通常并不排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约定实现“挂钩”。同时,按劳分配也并不意味着与劳动者的业绩脱钩。相反,根据业绩即劳动产出调整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恰恰是宪法按劳分配规范实现效率目标的重要手段。

  

   2.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从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提出过程来看,所谓主体地位很可能并不具备独立的规范意义。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但并未对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进行阐释,而是把重点放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强调“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46]对此,一种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导而来,这是所有制决定分配制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应用。[47]只要定理成立,推论就必然成立,推论不具备独立于定理的规范意义。换言之,只要能够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就不会动摇。“任何词汇和条款均无需被解释成重复其他条款或不产生后果”,[48]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之外另行解释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可不可以主张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体现为劳动要素在分配中的比例占优,即应当高于资本的分配占比,甚至要求所有经济单位都做到这一点?无论从文义、历史还是目的的角度解释宪法,答案都是否定的。首先,从文义上说,“主体”一词的对应解释是“事物的主要部分”,而对“主要”一词的解释是“有关事物中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49]按劳分配是否构成分配制度的主体,并不取决于其占比或规模等数量因素,而是取决于其重要性。其次,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时,虽然将“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列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表现之一,但是强调“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50]既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等同于数量优势,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就不宜以数量或规模作为标准。再次,提高经济效率是按劳分配的重要目的。如果认为劳动要素的分配占比越高、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就实现得越好,就可能与效率的目标背道而驰。试想,企业经营不善,经济效益就差,利润就会下降甚至没有,劳动以外生产要素的分配就会相应减少乃至消失,而劳动报酬不变,按劳分配的占比就会变大,主体地位就实现得好;反之,企业经营有方,经济效益就好,利润就会上升,劳动以外生产要素的分配就会相应增加,而劳动报酬不变,按劳分配的占比就会变小,主体地位就实现得差。为了实现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难道要把企业越办越差吗?这在宪法上显然不可接受。因此,按劳分配在宪法上的主体地位,主要应当理解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引申,除此之外则不具备规范意义。

  

   三、按劳分配与新发展理念的衔接

  

   当前我国的宪法秩序中,宪法按劳分配规范通过适应经济改革的各项制度变迁,获得了自身的定位和空间。然而,按劳分配规范想要切实发挥秩序建构的作用,还必须与宪法的重要价值目标实现衔接。经济效率是现行宪法为按劳分配规范设定的原初目标。2018年,现行宪法经历了新一轮修改,新发展理念完成了入宪。根据中共中央的阐发,新发展理念是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51]从宪法序言的结构来看,前6段总结历史,后6段规划未来,居中的第7段则承前启后,总结历史经验并确定未来指针;而从宪法的整体结构来看,序言领起全文,其规范作用辐射到包括总纲在内的正文各章。[52]新发展理念正是写入了第7段,据此可以认为,新发展理念的各项内容,特别是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为总纲章中的按劳分配规范确立了新方向。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引入,改变了按劳分配的“目标函数”。目标的变化也将引发手段的变革,使得按劳分配获得新的意涵,具备新的功能。

  

   (一)创新目标的含义与实现

  

   创新发展理念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以研发实现创新。就一般意义而言,所谓创新,主要是指新产品、新工艺、新供应源、新市场、新企业组织方式的创制或开辟,含义较为宽泛;[53]而新发展理念之中的创新则特别强调科技创新的引领地位,旨在鼓励“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54]现代科技创新早已超越了依靠少数个体单打独斗的阶段,而是以国家、企业和科研机构组织的大规模研发活动为主要实现机制。二是以创新驱动发展。经济发展是衡量创新的终极标准,创新本身是手段而非目标。为了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55]必须“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这就需要采取有效激励措施,引导科研人员在研发阶段即考虑成果转化的需要,并且全程参与到转化活动之中。

  

   对于宪法按劳分配规范而言,创新目标与既有的效率目标高度重合。习近平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发挥创新激励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56]这与宪法第14条第1款相互呼应。大部分原有的、用于促进效率的制度手段都同样能够促进创新。例如,1982年制宪时规定的关于对劳动者实施物质鼓励的措施,无疑能够调动劳动者从事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创新;关于改进管理制度的措施,特别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能够“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从而服务于创新;1993年修宪时引入市场机制,按照创新性劳动的市场价格确定其回报,有助于效率与创新的双赢;1999年修宪时引入多种分配方式,使得创新成果可以作为知识、技术或者数据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同样是激励创新的有效做法。在创新目标入宪以后,上述制度同时服务于效率和创新两个目标,而内容基本不变。

  

   如何通过按劳分配来促进创新发展?关键在于强化分配激励,让科技人员和创新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通过按劳分配促进创新发展的宪法依据是第20条关于奖励发明的规定,以及第47条关于鼓励科技的规定。多年的实践表明,分配激励的形成,固然要靠落实按劳分配、让创新者多劳多得,更重要的则是妥善处理按劳分配与按知识技术要素分配的关系,使得创新者的劳动得到两次评价、参加两种分配、形成双重激励。“一个劳动,两种分配”是对宪法第6条第2款“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理解,它反映出知识技术性劳动在分配中地位的提高。以往,知识技术性劳动作为劳动要素的一部分,只能参与按劳分配;现在,知识技术性劳动不仅保留了劳动的属性,而且被承认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获得了参与利润分配的资格。知识技术性劳动的二重分配地位,被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表述为“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57]

  

   现代科技条件下的创新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人员协作,这就决定了创新活动大多是组织行为,创新人员大多是应聘上岗,创新成果大多是职务技术成果,[58]其中又以《专利法》上的职务发明创造为主。这样一来,职务发明创造的奖酬制度,就成为按劳分配与创新发展的主要连结点。以“一个劳动,两种分配”为核心,我国职务发明创造奖酬制度经历过两次重要改革。第一次改革可以概括为“奖酬分开”,以按劳分配的奖金来奖励创新成果,以按知识技术要素分配的报酬来奖励成果推广。1985年制定的《专利法实施细则》规定,专利权被授予后,发明人或设计人应当获得奖金。奖金应当计入企业成本(第71条),属于负债,这反映了奖金的按劳分配属性。专利获得实施后,发明人或设计人应当获得报酬;报酬一般从自行实施专利的利润中按比例提取,或者从许可实施专利的使用费中按比例提取(第72条、第73条)。报酬不计入奖金总额(第74条),属于利润,这反映了报酬的非按劳分配即按知识技能要素分配属性。“奖酬分开”改革的实质,是为创新的推广提供单独的激励,促使创新人员将推广问题纳入思考,以推广为导向规划创新的方向。在《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后续修改中,“奖酬分开”的制度不断完善,而其“一个劳动,两种分配”的本质保持不变。

  

   第二次改革可以概括为以“奖酬合一”,以按劳分配的股权来奖励创新成果及其推广。1996年施行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30条第2款规定:“采用股份形式的企业,可以对在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实施转化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有关人员的报酬或者奖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其折算为股份或者出资比例。该持股人依据其所持股份或者出资比例分享收益。”据此,奖励与报酬可以合并,且均采取股权或出资比例的形式,其性质为按劳分配;发明创造人所获得的股权或出资比例属于以知识技术入股或出资,据此取得后续收益的性质是按知识技术分配。可见,“奖酬合一”并没有改变“一个劳动,两种分配”的实质;其所区别于第一次改革之处,在于让发明创造人取得了股东或出资人的身份,激励他们更加直接而深入地参与创新成果的转化。2015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规定作为奖励的股权或出资比例不低于50%(第45条),加大了激励的力度。创新发展入宪之后,“奖酬合一”作为促进创新的分配措施,获得了更高的宪法地位。2020年修订的《专利法》增加规定,“国家鼓励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实行产权激励,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使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合理分享创新收益”(第15条)。这是对“奖酬合一”的重申和扩展。总之,创新目标的引入进一步丰富了宪法按劳分配的意涵,为了促进创新,应当允许就知识技术性劳动同时参与按劳分配和按知识技术要素分配。

  

   (二)共享目标的含义与实现

  

共享发展理念的含义很宽广,公共服务、扶贫、教育、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健康、人口、弱势群体保护等问题都在关切范围之内。[59]而共享发展的核心是社会公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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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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