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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基础

更新时间:2022-02-14 23:20:58
作者: 田毅鹏  
也是一个弱势的、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并逐渐成为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服务对象之一。”在工作方式上,“鉴于目前的财力所限,且农村社区多分散、偏远,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多以项目式服务为主。实现垂直型管理、项目式运作和参与式发展。社会工作者并不一定需要驻村工作,县城的社会工作者可以同时负责很多个点的项目督导工作,充分发挥基层的行政性社会工作者、志愿者队伍的参与作用,整合社区力量参与扶贫,这能够适应农村地区的财政能力,又能发挥社会工作的实效。”

   总之,在乡村内部社会关系面临挑战之际,社会组织在激活乡村内部生长力、增强其活力上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内部资源枯竭萎缩、难以发生有效社会互动的情况下,适当地引入外部力量介入是一种较好的社会治理运作方式。

   三、有效衔接与乡村振兴的跃升

   如前所述,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最为直接的目的在于,将成功脱贫摘帽的贫困乡村纳入乡村振兴的历史洪流之中,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将工作重心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上转移到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上来,将乡村振兴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正如有学者所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两个关键:一是对已经脱贫的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和近亿脱贫人口如何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做到不返贫;二是全国其他的非贫困县、非贫困村与非脱贫人口如何在乡村振兴中衔接学习脱贫攻坚战中形成的体制机制,加快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在多重复杂的有效衔接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如前所述,一系列复杂多重有效衔接的完成,既打破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乡村绝对贫困问题,使乡村振兴得以跃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众所周知,在早发国家现代化发轫之初,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城乡社会从分离到融合的转换过程。以英国为例,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城乡关系。中世纪时期英国城市规模普遍不大,但通过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大量人口开始向城市集中,城市开始历史性地走向膨胀。作为早期工业革命最大的受益者,英国后来通过工业化、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等过程,基本上完成了城乡一体化,城乡间的区隔基本上被打破。而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其城乡衔接的难度非常大。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典型的后发现代化,突出的特点在于其现代化早期是以城市工业化为中心展开的,以工业化为中心就会导致城乡之间鸿沟为界,形成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现在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实属一种无奈的选择,一种命定现代化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困扰中国均衡发展的一个背景性因素便是城乡二元结构。经过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通过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我们努力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结构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制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极为突出。因为在乡村世界中,既有常态意义的乡村,也有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村落。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重层衔接”。只有率先解决了乡村绝对贫困问题,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发展条件,才能进一步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不仅是一个经济产业发展问题,而是将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集为一体的总体性问题。其中,任何意义上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都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

   (二)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学界围绕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推进及其相互关系展开了热烈的研讨,业已形成的共识在于,仅仅靠村落以外的外在力量的作用,难以真正完成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任务。如何最大程度地激发起村集体和农民的自主性,成为问题的关键。所谓村集体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村两委班子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在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能够采取具体现实的举措。“农村集体经济是以集体土地为纽带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有的学者将农民的主体性概括为“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主导权、参与权、表达权、受益权和消费权等”,可以将其分解为经济主体性、社会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等。毫无疑问,坚实而富有活力的乡村社会基础有助于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生成和维系。

   进入有效衔接阶段后,在初步的有效衔接实践中,脱贫县应注意优化县域产业结构,提升县域发展整体水平;强化乡村产业支撑,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将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县域产业项目运营相结合,通过生产联合、经营带动、资本分红等多种方式实现村级集体的投资受益和乡村产业的带动发展;健全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农户分享发展成果,重点抓好产业面扩大和产业链延伸过程中的各方利益分配,在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中实现农民的持续增收致富。在未来进一步的实践中,脱贫县应在凸显政府主导性作用的同时,让渡出市场和社会发展运作的空间,从而增强县域内生发展动力和资源整合机制,加快有效衔接的步伐。总之,如何对脱贫地区产业实施长期培育和支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产业相衔接,促进内生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基层党建和社区发展,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这都成为后脱贫时代中国乡村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无论是乡村贫困现象的发生,抑或是有效衔接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都与村落治理失效存在着最为直接的关联。在这一意义上,“治理有效”必然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最基本的条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伟大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础。

   (三)有效衔接过程中的城乡互动

   真正意义上的“有效衔接”不可能只在乡村内部封闭的体系中完成,而是必须建立在城乡互动的基础之上。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乡之间开始建立起新的良性互动形式;而欠发达地区的乡村也通过城市乡村结对等形式,实现城乡资源的良性交换。在此前的研究中,笔者曾就城乡交流的类型做出新的分类,认为在城乡交流类型划分的问题上,我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做出不同的类型划分。如以城乡交流的内容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城乡之间“人的交流”“物的交流”“生活文化的交流”“信息的交流”等;依据不同的交流主体,可划分为以个体行动者为单元的交流和以组织为单元的互动交流;依据其交流目标,可分为基于城乡发展不均衡而展开的单向性的“援助性交流”、基于二者对等的“互益性交流”等。可见,上述多种交流类型为有效衔接提供了城乡关联互动的社会基础,给我们提供的有益启示在于,有效衔接的社会基础应以城乡互动作为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后期探索形成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创新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起一种超越城乡的创新交流机制。如肇始于1986年的定点扶贫工作,“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成为推进我国扶贫开发进程的重要力量。2012年11月,中央确定新一轮定点扶贫结对关系,定点扶贫单位在扶贫开发中与当地扶贫开发规划相结合、与扶贫对象的需求相结合,各定点扶贫单位在帮扶点做到资源整合,发挥了整体效应。”这种定点扶贫也体现出一种特殊的城乡交流机制。

   总之,在脱贫攻坚阶段,如果说国家的政策资源下沉和倾斜非常重要,往往表现为人力的推进和物力的投入,并带有一定程度上急迫性特点的话,那么,进入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则需要在快速推进的同时,注意加强乡村社会基础体系构建。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家也应发挥其社会结构分析和社会建构的优势,将构建乡村社会基础纳入巩固拓展有效衔接的核心工作之中。要注意修复和激活乡村的社会性,重建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秩序,只有把握住这样一个中心环节和中心任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任务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转自:《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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