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章永乐 :伍廷芳与二十世纪初美国“门罗主义”的再定位

更新时间:2022-01-30 01:40:13
作者: 章永乐  

   伍廷芳在1900年2月发表涉及“门罗主义”的演讲,而这正是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国内围绕着“门罗主义”与美国的帝国扩张之关系激烈辩论的时刻。领导行政当局的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既不能将菲律宾还给西班牙,也不能交给美国在东方的商业竞争对手法国或德国,更不能交由没有自治能力的菲律宾人自治,美国唯一的选项是接管菲律宾,并“教化”菲律宾人。[53]然而美国国会议员围绕着美国对菲律宾和夏威夷的吞并是否违反“门罗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54]

   在美国国会中,一部分议员认为吞并菲律宾本身就是对“门罗主义”精神的背叛,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在遥远的亚洲做了它禁止欧洲列强在美洲做的事情,有此先例,美国怎么样才能够直起腰板继续禁止欧洲列强殖民美洲呢?这些议员主张允许菲律宾人民自己组织政府,而非吞并菲律宾。一些议员则认为,吞并菲律宾并没有违反“门罗主义”。来自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博朗维尔(Jacob H. Bromwell)主张“门罗主义不应该再被局限于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而应当被扩展至意味着全世界处于美国的商业与美国国旗的保护之下”。[55]

  

   而另外一些议员虽然承认吞并菲律宾会违反“门罗主义”,但可以采取办法来规避,如将菲律宾卖给其他国家,或拿菲律宾交换位于美洲的英国殖民地,这样美国既可以发一笔横财,也无需担心因为殖民亚洲而违反“门罗主义”。[56]1899年参议院就吞并菲律宾的美西条约进行表决的时候,表决结果是57比27,比通过的表决门槛仅多两张赞成票。 [57]

  

   在吞并夏威夷的问题上,国会内部同样发生了分裂,一部分议员认为“门罗主义”从本质上禁止美国前往海外获取领土,而另外一些议员认为夏威夷属于西半球,而且距离美洲大陆比距离任何一个其他大陆都更近,因此吞并夏威夷并不违反“门罗主义”,甚至是实施“门罗主义”的内在需要;如果美国不接收夏威夷,它可能会落到其他欧洲列强乃至日本之手,而这恰恰是违反“门罗主义”的。[58]

  

   美国政界的讨论,甚至影响到了中国旅日精英对于“门罗主义”的理解。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编辑的《清议报》第2册(1899年1月2日出版)曾刊发日本“亚洲主义者”山本宪的学生片冈鹤雄的一篇译文《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译文称,美国某参议员阐发了“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即“远东新门罗主义”),并认为借此可以理解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根据译文,这一主义的实质是“美、英二国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国主义”,取代古罗马的帝国主义,其关键内容是英国、美国、日本、荷兰相互协商,防止欧洲列强瓜分中国,并建立国际仲裁机构解决各国之间的纠纷,美国属地对各国开放,自由通商。[59]译文并未交代是哪位美国参议员发表了上述见解,但《清议报》能在1899年初发表这样一篇译文,至少表明美国政界关于如何将“门罗主义”运用到菲律宾乃至东印度群岛的讨论,早在1898年即已展开。

  

   在伍廷芳于1900年2月发表演讲之时,美国两党正围绕着1900年总统大选而角逐,“门罗主义”与帝国政策议题在它们的政纲辩论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00年6月在费城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纲宣布共和党将严格遵循“门罗主义”,而在野的民主党在7月份发表政纲,认为这是欺骗性的,民主党宣布自己将真正尊重“门罗主义”的表述和精神实质,反对共和党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60]在两党围绕“门罗主义”与帝国扩张激烈辩论之时,一位中国公使突然对美国“门罗主义”的适用范围发表意见,必然会引起美国主流精英的好奇心。美国的主流报刊对于伍廷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演讲进行了报道,而且将重点放在伍廷芳对于“门罗主义”扩用到亚洲的探讨之上。

  

   波士顿的《锡安信使》(Zion's Herald)杂志评论指出,伍廷芳提醒听众马尼拉距离亚洲大陆比波多黎各距离佛罗里达更近,有一种幽默的意味,其实上是在暗示《排华法》不应该被适用于菲律宾。[61]《美国律师》(The American Lawyer)杂志在报道中也摘录了伍廷芳关于菲律宾与亚洲大陆距离的论述,以及将“门罗主义”扩用到菲律宾乃至亚洲的提议,评论称,反复玩味伍廷芳的论述,可以推断那些认为中国人的头脑(the celestial mind)里缺乏幽默感的说法是值得反驳的。[62]波士顿的《公会主义者》(Congregationalist)杂志在1900年7月19日发表的一篇综述称伍廷芳为杰出的外交家(“eminent diplomat”),将其观点概括为:如果美国要维系贸易上的“门户开放”,就需要将“门罗主义”适用于亚洲。在义和团运动的背景之下,该文认为伍廷芳主张中美友好互助的观点在一般情况下会激发美国进一步与中国交往,但在当下,中国需要先纠正自己的错误,中美关系才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63]

  

   纽约出版的周刊《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 Devot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Politics, Social and Economic Tendencie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 Arts)在1900年4月5日发表社论《国务卿海伊与门户开放》(Secretary Hay and the Open Door)盛赞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认为本届美国政府通过门户开放政策的协商,不仅为自己获得了荣誉,而且向全世界表明,虽然有“门罗主义”,美国在海外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能够就亚洲的未来发言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这篇社论在第二段就搬出了伍廷芳:

   在华盛顿的中国公使提醒我们对于中国而言,“门户开放”相当于将美国的“门罗主义”转移到太平洋的另一边。“门户开放”政策向中国默示的,正是美国对美洲大陆积极明示的内容。[64]

  

   社论对此进一步展开分析:“门户开放”虽然没有直接禁止俄国、法国、德国或英国吞并中国领土,但它以保护美国贸易利益的名义,使得欧洲列强或日本不能通过夺取中国的任何部分来获取商业利益,间接达到了这个目的,中国被瓜分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了。如果中国在这种状态下继续被保护十到二十年,就能通过该自我改革最终实现自我防卫。社论主张,美国还要提防俄国在其铁路修建完成后吞并中国东北,并向其他列强征收高额关税。如果这一情况发生,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就有必要联合日本与英国出手否决。

   以上美国舆论界的代表性论述并没有认为“门罗主义”可以直接被适用于菲律宾乃至亚洲,但已经有论者注意到伍廷芳关于“门户开放”与“门罗主义”具有一致的精神的论述,并展开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这个议题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1年作出了进一步的论述。老罗斯福在1901年10月11日致德国外交官赫尔曼·斯佩克·冯·斯特恩堡(Hermann Speck von Sternberg)的一封书信中指出,“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是高度相似的,甚至可以说“门罗主义”就是南美洲的“门户开放”。罗斯福在信中希望中国也实行和南美各国类似的政策:不做恶劣的事情,商埠对于所有人开放,废除各种烦人的贸易限制政策。当然,中国也会因此像南美各国一样,保持自己的领土完整。[65]我们不知道罗斯福是否阅读过伍廷芳对“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的论述,但这一评论无疑标志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发展。

  

   在美国学界,也有资深学者对于伍廷芳的论述做出了严肃的回应。美国学者中最重视伍廷芳论述的是历史学家阿尔伯特·布希奈尔·哈特(Albert Bushnell Hart),他发表了两篇论文探讨“门罗主义”的再解释,第一篇为发表于1901年《美国历史学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的《“门罗主义”与永恒利益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 and the Doctrine of Permanent Interest)。 第二篇是发表于1915年《美国国际法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上的《与门罗主义相近的太平洋与亚洲原则》[67],该文收入作者在次年出版的专著《门罗主义:一个解释》(The Monroe Doctrine: An Interpretation)一书。[68]

  

   哈特发表于1901年的《“门罗主义”与永恒利益原则》全文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门罗主义”的历史沿革进行考察;第二部分分析当下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导致“门罗主义”已经束缚了美国的手脚,使其难以参与更广泛的国际事务,因此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抛弃“门罗主义”原则,采用新的“永恒利益主义”原则。阿尔伯特·哈特赞同美国在西半球之外的势力扩张,但同时,他对“门罗主义”的理解又是相对传统的,具有“西半球”的空间限制,这种理解使得他一开始只能得出“门罗主义”已经过时的结论。该文在第二部分提到了伍廷芳的主张,用了一个状语“quizzically”,该词的含义是“带有疑问地”“嘲弄地”,这呼应了其他报刊对于伍廷芳的幽默感的强调,同时表明作者仍不能充分确定伍廷芳的真实意图是否与其公开言论一致。[69]

  

   作为历史学家,哈特对于差异极其敏感。他认为原初的门罗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交换条件”: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欧洲也不应干涉美洲事务。这只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项主张,绝非国际法准则。源初的“门罗主义”包含了三个前文已经概述的主张,但也包含了三项保证:一是保证不干涉欧洲在美洲已有的殖民地,二是保证不干涉美洲各国事务,不谋求在美洲的霸权,三是保证不干涉欧洲各国事务。哈特分析了詹姆斯·波尔克总统在美墨战争期间对于“门罗主义”的创造性适用、国务卿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在十九世纪60年代干预墨西哥君主制复辟时的政策话语选择、1881年国务卿布莱恩(James Gillespie Blaine)在面对法国开凿巴拿马运河时的理论回应,1895年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在委内瑞拉领土争议上对“门罗主义”内涵的扩充,等等。[70]在哈特看来,1823年后“门罗主义”演变的各个节点,都呈现出与源初的“门罗主义”精神的差异。

  

在《“门罗主义”与永恒利益原则》第二部分中,哈特指出,全球局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如果美国仍不尽快摆脱“门罗主义”的限制,那么就是向其他国家表明美国在美洲之外没有任何权力。那么,怎么摆脱“美洲”或“西半球”这个地理空间限制呢?哈特描绘了他心目中未来美国外交政策需要满足的要点:第一,美国不得不承认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存在的治理缺陷,因而不应坚持完全“不干涉”的立场;第二,必须承认欧洲各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尤其要承认英国在美洲事务当中的地位;第三,要认真考虑美国在东半球事务当中的地位。最后,作者提出了他认为合适的原则——“永恒利益原则”,该原则在泛美事务中的基础体现为如下几点:第一,美国的领土不应被外国领土所包围;第二,美国与其美洲邻国之间的贸易不得受到来自欧洲的任何限制;第三,必须承认英国是一个美洲大国,正如承认美国是一个亚洲大国一样;第四,必须解决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运河问题,但美国需要保证该运河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不能擅自关闭;第五,美国应履行其在美洲承担的义务;第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1257.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2022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