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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伍廷芳与二十世纪初美国“门罗主义”的再定位

更新时间:2022-01-30 01:40:13
作者: 章永乐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伍廷芳191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中译《一个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也没有触及“门罗主义”的这些黑暗面。[31] 不过,当时不仅是他一个人采用这样的言说姿态。即便到了1915年,中国留美学生在反对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时候,也是树立一个光辉的美国“门罗主义”典范,与日本对美国“门罗主义”的模仿作对比。[32] 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早期,在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门罗主义”仍然呈现出非常正面的形象,直至国共两党的合作对“联省自治”做出新的定性。[33]

  

   在其1900年演讲最后部分,伍廷芳强调,统治“新附异族之人”靠的不是“善战勇敢”,而是政治家的“擘画经营”,需要以德服人。美国“代有伟人”,宾夕法尼亚大学将培养后起之秀,承担大任。伍廷芳最后呼吁:“星旗招展,不仅为自由之帜,且以为仁义之准,吾将拭目俟之。”[34]

  

   伍廷芳非常重视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的《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演讲。在同年3月在美国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国与美国》(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末尾,他带着一丝自豪这样写道:

   美国人应该了解的事情很多。那天,我在费城讲话时,冒昧地向菲律宾群岛的政府建议,派一些士绅到邻近的殖民地——特别是英法殖民地——去研究他们的历史和管理方法。那些殖民地政府富有统治亚洲人的经验。为此,他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人会从这些经验中获益的。理论并不总是可靠的;而经验却十分可贵。[35]

  

   一个半殖民地政府的外交使节,向新进的殖民者传播老殖民者的殖民帝国治理之道,这是否怪异呢?结合伍廷芳个人的成长经历,这一“移樽施教”行为似乎不难理解。伍廷芳出生于新加坡,后来入香港圣保罗书院,又前往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到香港担任律师,其早年教育及生活经历与大英帝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在美国听众之前不经意间透露出某种对大英帝国的认同,也是非常自然的。但伍廷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在于维护中国在殖民帝国秩序中的安全。向美国“移樽施教”,以赢得美国的好感,目的是为了在排华法交涉中获得美国的一定让步。即便这一目标无法达成,如果能够说服美国主动地在亚洲维持“均势”,牵制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也不失为一种收获。[36]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之时,伍廷芳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署名英文文章,再次提到了他在1900年的这个演讲。兹节录该文中译本如下:

   犹忆当年杜威大将军占领斐列滨群岛后,余料该岛将为美国领土,即献议于海约翰氏与美国其他政治家,谓欲保兹岛之安全,必须将门罗主义推广至太平洋。但当时以余之建议为太早,计今日则时机已至。余以为此问题应受严重之考虑矣。[37]

  

   伍廷芳公开向华盛顿会议建议将“门罗主义”推广于太平洋及其沿岸各地,意在赢得美国政府好感,使其尽快承认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

   不过,伍廷芳对其1900年演讲内容的概括却不尽准确:他在当年的公开修辞绝非为了保护菲律宾的安全,而是将“门罗主义”用于美国新属地视为理所当然,进而将重点放在解释为什么亚洲大陆也应该纳入“门罗主义”适用范围。在1921年,伍廷芳的身份早已不是中国驻美公使,而只不过是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的外交部长兼财政总长,他提出的将“门罗主义”扩用到亚洲的论述也不再像21年前那样吸引美国听众的注意——早在1919年1月,《中太平洋杂志》(The Mid-Pacific Magazine)就有报道:澳大利亚总理和新西兰总理主张美国将“门罗主义”运用于太平洋地区,这两位英国殖民地的政府首脑提出的主张,显然比一位中国官员的主张对美国更有冲击力。[38]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伍廷芳的新论述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引发美国主流舆论如此大的反响。

  

   伍廷芳出于“均势”原理,积极将美国引入东亚的思路,在当时中国的精英中又占据一个什么位置呢?在十九世纪末,由于德国占领胶澳,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中国大量精英将德、俄两国视为中国的头号威胁,试图借助英、美、日的力量牵制德、俄。康有为在1998年力主联英、美、日,甚至提出“中、英、美、日”四国“合邦”。 [39]章太炎于1897年曾在《时务报》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主张联日拒俄,“亚洲和亲”。 [40]到了1899年,章太炎对东亚形势的观察,仍将德、俄视为最大威胁,因而认为中国可以联合日、英、美来牵制德、俄。章太炎甚至认为美国占据菲律宾对于东亚是利大于弊,有助于美国发挥对欧洲列强的均势作用。[41] 伍廷芳的“联美”思路,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实际上是比较常见的主张。

  

   然而时势的演变对于部分旅日精英的主张产生了较大冲击。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阿奎纳多的菲律宾革命政府积极联络日本军方,其代表堂·福斯蒂诺·利肖科(Don Faustino Lichauco)在书面回答日本情报人员福岛安正的问题时,举出美国在美洲推行“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列强的例子,希望日本能与菲律宾联合,共同反对西方对本区域的侵略。[42]日本贵族院议长、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在当年大讲“亚洲门罗主义”,鼓吹“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 [43]受到日本“亚洲主义”深刻影响的孙中山将美国占领菲律宾视为对亚洲整体的威胁。1899年,孙中山计划先率兴中会会员帮助菲律宾革命,待其成功,再在菲律宾人的帮助下,在中国国内发动革命。陈少白称孙的目的是“使菲岛先行独立,借其余力助中国革命成功,奠定亚细亚同盟之基础,以反抗口中倡导博爱而实际上行非人道之列强,并将其逐出亚洲”。[44] 孙通过与日本军方的关系,帮助菲律宾革命者购买并运输军械,并有支持孙的日本志士在这一过程中付出生命。此外,据菲律宾独立人士彭西的论述,孙还热切支持中国、朝鲜、日本、印度、菲律宾、暹罗等亚洲各国学生在东京组织的东亚青年协会。 [45]

   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持创办《清议报》,其“叙例”(创刊词)就使用了“亚粹”“黄色种人”等等颇具日本“亚洲主义”色彩的词汇。[46]《清议报》团队密切关注菲律宾人民反抗美国殖民的战争,将美军的侵略视为不仅是对菲律宾的侵略,也是对“亚洲”的侵略。欧榘甲称赞菲律宾人的反抗呈现出来的“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的意识,称“曰亚洲未有能倡自主者,有之始于菲律宾。”[47]在菲律宾步步败退之时,蔡锷想到的是“东亚人之东亚果如何耶”,担忧“黄族”之命运。[48]  

  

   1900年中国遭遇八国联军入侵,濒临被瓜分的边缘。在《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中,梁启超仍肯定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于“保全”中国土地与自主权的意义,又称“...英国为世界文明先进第一之国,日本为我东方兄弟唇齿相依之交,其待中国之心,亦与美国略同,美国肯力任其难,英日必联袂而起”。这是寄希望于美、日、英三国牵制其他列强瓜分中国的主张,从而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自主。在1901年《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指出,即便是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也不过是一种“灭国新法”:“举全国而为通商口岸,即举全国而为殖民地。”1902年,在《论美菲英杜之战事关系于中国》一文中,梁启超大赞菲律宾抗击西班牙与美国,认为菲律宾“实我亚洲倡独立之先锋,我黄种兴民权之初祖也!” 菲律宾如果取胜,“可以为黄种人吐气,而使白种人落胆”。

  

   可以说,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间,美国参与的美西战争和美菲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旅日精英的危机感,促使他们去讨论“帝国主义”概念。对于“门罗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旅日精英见解不一,有的认为美国正在放弃“门罗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有的认为“门罗主义”本身就是“帝国主义”。[49] 但绝大部分人都同意,美国占领菲律宾,正是“帝国主义”的一种体现。可以说,日本朝野在美国占领菲律宾时所产生的危机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日精英对于时势的判断。

  

   作为清廷驻美外交使节,伍廷芳既没有受到日本朝野的危机感的影响,也没有参与旅日中国精英发起的对于“帝国主义”的讨论。梁启超将美国的托拉斯组织视为“二十世纪之巨灵”,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组织基础[50] ,而伍廷芳只是轻描淡写地将其视为使资本取得最大效益的组织方式。[51]伍廷芳不乏“亚洲”的观念和认同,但倾向于将欧洲列强视为对“亚洲”的威胁,而将美国看作牵制欧洲列强的力量。

  

   伍廷芳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李鸿章的“均势外交”的思路。在列强利益冲突显著并有对抗意志的时候,这一战略在一定范围内也是有效果的。然而,弱国打大国牌、强国牌,始终面临着一个根本困境:当列强相互之间存在活跃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之时,“均势”战略往往会落空。而1814-1815年欧洲维也纳会议建立并扩展到欧洲之外的维也纳体系,恰恰是以“大国协调”为特征的,列强之间不仅有不定期的会议,而且有很多秘密外交渠道相互协调立场。如果列强之间有充分的沟通,就不仅可以建立相对稳定的利益边界,而且可以反过来假借寻求在华“均势”之名,向中国要求越来越多的利益。

  

   比如说,李鸿章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系列列强引入朝鲜,希望用其来牵制日本。但这些列强却相继与日本达成协调,在日本吞并朝鲜的过程之中,发挥的牵制作用极其有限。甲午战争之后,俄国自认为在“三国干涉还辽”大大有功于中国,李鸿章也推行“联俄制日”的方针,于1896年与俄方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就将中国东北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1897年11月德国占据胶澳(今日青岛)。12月14日,俄国以“中俄联盟”遏制德国的名义,将舰队驶入旅顺。德俄两国以相互牵制对方的名义蒙骗清政府,要求分别在胶澳与旅顺长期驻扎下来,但事实上,两国之间存在着顺畅的协调关系。李鸿章希望能以俄国来牵制日本,日俄两国在1898年4月25日在东京签订协议,将朝鲜半岛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而日本默认中国东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俄两国也通过多次协调,在中国东北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而伍廷芳自己的“均势”主张也曾经遭遇过“大国协调”的打击。《辛丑条约》签订后,伍廷芳倡议中国东北开门通商[52],原计划借助美国在东北遏制俄日,但美国却与日本达成交易,于1908年签订《鲁特-高平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利益,而日本也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均势”战略与“大国协调”之间的深刻的张力。魏源在《筹海篇》中提出“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这一“均势”战略规划的着眼点在于利用列强相互牵制赢得时机,从而“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清政府无力奋发自强,其结果只能是在“以夷制夷”的自我安慰中陷入越来越深的半殖民地状态。没有实力支撑,像伍廷芳这样的外交官在谈判桌上再努力,也无法达到“均势”战略的预期目的。

  

   三、伍廷芳与美国的“门罗主义”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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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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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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