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祖陶:归元古刹度金婚

更新时间:2022-01-16 15:12:42
作者: 杨祖陶 (进入专栏)  
对这双重丰收,我真是无与伦比地幸福,感谢命运,感谢生活带给我这美好的一切,使我对未来充满更加美好的憧憬。

   小轨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面向全国的“生理学”研究生,成为25名被推荐者中6个幸运者之一。她的这一改变命运的考试使我不禁感慨万千!我伴随她度过了多么不平凡的岁月,我差不多伴随她度过了整整一轮的医学教育,我一直把支持她的学习放在第一位,如今考上了令人羡慕的研究生,我也是很兴奋啊!

   但是,正在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的时候,突如其来的调动打破了我们想过小日子的迷梦。我们注定还是要过聚少离多的生活。就在小轨考上研究生不久,我就为一纸调令抛下了小轨,告别了燕园、未名湖,怀抱刚刚周岁的女儿,扶着年近古稀的老母登上南下的火车,直奔我从来未曾想过会去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我在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虽然没有经受多少波动,但是我没有想到反右后高校的形势会有这么大的变化。陈修斋先生因反右受牵连竟不能上课,武汉大学哲学系急忙来北京大学调人。天哪!我毕业后先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作苏联专家助手协助指导研究生班,刚回到哲学系就下放劳动一年,如今刚回到系里,一堂外国哲学史的课也没有教过,就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承担教学重任,且不说家庭的实际困难,就我这个教学经历也是强人之难嘛!我的老师都同情我、但只能支持我去,我至今记得郑昕先生的话:“如果你是党员怎么办?”我明白了,再不能说什么了。初到珞珈山,困难之大,担子之重,压力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扛过来的。这里值得回忆的是,三年困难时期虽然苦,但迫于形势采取的调整政策——高校贯彻高教60条,学术环境又相对比较宽松,为我的第一个学术黄金时代的收获创造了外在条件。

   自从到了珞珈山之后,由于工作、生活上的过重的压力,靠两地书联系的小轨在寒暑假回到我的身边时,我也顾不得多陪她一点,她当时也体会不到我的难处而生气,觉得我变了,有时甚至一个人跑到山上去,认为回来也没有什么意思。现在想起来心中仍有无限的歉意。

   1963年春,经过三年半的离别,我终于又熬到了小轨研究生毕业分回武汉的日子。

  

   4.三年困难时期的调整方针在高校主要是贯彻“高教60条”,它是我的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阶段,那时生活虽然极端艰难,但阶级斗争的弦相对松一点,多么希望在生活条件改善后,像这三年那样稍许宽松一点的政治环境能够继续下去。我的想法是太天真了,也太幼稚了。在1964年8月,我的第二个孩子的来临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但是,一场即将来到的至少一年的离别就要来到了。不幸的是,孩子当时因极端酷暑热毒侵袭他柔弱的身体正在协和医院住院,小轨心急如焚,日夜陪伴着。我当时正在作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准备,那天我到医院,站在儿子病床边,我都不忍对她说。听了动员,感受到政治高压的形势来了!不能有任何的迟疑!

   阶级斗争的浪潮一浪高一浪,四清运动只不过是前奏。1966年,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一全国性的灾难性的动乱,谁也料不到在中华大地竟持续10年之久!在这个大背景下,谁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是“准黑帮”,也是倍受批斗、游斗之灾。小轨在武汉医学院还算安定。1968年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武汉大学在全国率先将文科搬到湖北襄阳农村办学,在那里搞斗、批、改。我就这样随哲学系下去了,又与小轨和孩子分开了,但我没有想到这次会是这般长久。回过头来看,小轨当年坚持在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生理教研室工作的决定是何等的正确,虽然三镇奔波带来了许多的困难,但总算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了一条成长的路。我又一次把一切重担压在小轨身上,小轨不仅要忍受离别,还要挑起家庭的一切重担。好不容易总算在武汉医学院弄到一间16平方米的单间,把家安顿了下来。在那样的大环境下,由于小轨的付出,那一段时间还是让孩子留下了一些快乐的幼年、童年、少年的回忆,这对他们日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和小轨最为庆幸的事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6个年头的1972年,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已悄悄在进行不很明确的“旅游”了,我利用回武汉探亲的机会,一家4口上了一次庐山。这年女儿14岁,儿子8岁。我们先坐船到九江,找个旅店住下,九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两条主要街道一条叫东方红,另一条叫太阳升。次日坐公共汽车上山,车很单薄,道路不平,一路颠簸,尘土高扬,除了小轨,我和儿女都晕车了。在庐山住了一周倒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所有的景点都是靠两条腿走,由于雨多晴少,我们租了雨衣、斗笠,大油布伞。两个孩子兴致很高,特别是儿子一早起来就准备好,“今天去那里?”在经过庐林湖瀑布时,当时都肃然起敬,因为伟大领袖在庐林湖游过泳。庐林湖深24米,瀑布非常壮观,直泻而下,水珠飞溅,瀑布形成的山涧溪流很是急促,只有一块特大的石板小桥可以过去,有点惊心动魄。小轨正在迟疑时,儿子一下子就过去了,他的勇敢令人至今不忘。正在上高中的小熔很会写作文,我们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址前也不知道想些什么,女儿后来写的一篇作文就是“当我站在八届十中全址前”,表达了一种对领袖的崇敬和热爱,因为是到了实地写的,很获老师好评。“不识庐山真面目”是我们游庐山的最大感受。我们当时好傻啊,为了看“五老峰”,我们一家人走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居然爬到了五老山峰的制高点,在可见的方圆里没有任何人烟。一阵浓雾突然来临,周围什么都看不见了,唯有我们一家四人伫立在浓雾笼罩的山顶。等妖雾散去,我们才下了山峰。像庐山这样惊心动魄的旅游——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每天不知疲倦的行走攀登,以后再也没有了,这唯一的一次,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5. 1974年,想到女儿明年就要高中毕业、下放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了,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我利用回汉探亲的机会,全家4 口到北京天安门看看,感谢代子到北京车站迎接我们,并把我们安顿到暂时离京的她妹妹家,对两个孩子来说,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然而,与我的联大同学挚友罗荣渠的交谈不禁使人不寒而栗!万万没有想到他在1973年反右倾回潮中受到严厉批判,几次处于生死边缘。后来他还感谢那次“批判”,最终他悟出来了,“走自己的路”,终于在学术上作出巨大的贡献。

   1975年小轨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当时正在给工农兵学员教课的她决心放弃大城市、大单位到我所在的山沟里的襄阳分校去。一是当时已看不到我调回武汉的任何希望。二是女儿面临下放,学校里已在悄悄地小心地说及女知青在农村的种种可怕的遭遇。三是小轨也有一些“农村开门办学”的任务,过去儿子小可以在条件很好的学校幼儿园全托,而现在是10来岁的小学生,非常调皮而聪明的小男孩,小轨一走,一放鸭子就是三个月,这是最令人不放心的了。

   自从1975年7月举家搬到分校后,基本上结束了我们成家18年以来的聚少离多的生活,少了许多奔波与牵挂,对两个孩子的成长而言也有积极的一面。

  

   6.1976年,我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内乱终于结束。武汉大学分校撤消回到珞珈山。因地震研究的需要,1977年底小轨是最先回到武汉大学生物系的教学岗位的。接着,知青女儿作为首届择优录取的大学生回到武汉。我和儿子是稍后搬家回武汉的。虽然小轨在生物系工作出色,由于主客观原因,她于1982年底48岁时毅然转身到哲学系科学技术教研室,开设了交叉学科《脑科学》选修课,出版了著作,赶上了正高职称评定的末班车,实现了自我超越。一双儿女无论是高考、留学和日后的发展都是令人欣慰的。

  

   7.我在襄阳分校历经整整10年的“文化大革命”斗批改、复课闹革命,回到总校时已是知天命的年龄了。面对荒芜的学术园地,百废待兴的局面,作为外哲史教研室主任,我把面对择优录取的大学生的第一线教学视为天职,除连续系统讲授西方哲学史外,又开拓新的选修课——“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和“黑格尔小逻辑研究”。在77、78、79头三届择优录取的大学生中,时隔20年之后还提到我讲课的逻辑魅力,把听我的课看成是带领他们在“在哲学史迷宫里遨游”的一种享受,我也因此获得了湖北省高校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同时,从1978年起与陈修斋先生共同培养硕士生,1986年建立博士点后又开始招收博士生。在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中,我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进行规范性的指导、注重哲学能力的培养,和为人为学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具有长远的学术发展的能力,而不是鼓躁一时的过客。对待学术我只能一头栽下去,长期沉下去,我所完成的一些深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学术专论,我长年坚持的合作翻译工程和学术专著,都是在这种抛开一切急功近利的考虑,竭尽全力,一丝不苟完成的。在“译事回眸”、“求学为学”两大系列的学术回顾中我对自己的研究与翻译工作作了梳理,我多次提到,我在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高校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学术浮躁、浮夸,官本位成顽症甚至成为癌症的时候,我能特立独行维系自己的学术良知和学术节操,这是我最为心安的地方。从1978到1998的二十年中,我作为一个西方哲学的耕耘者,可以说无论是教学、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也获得了应有的收获。

  

   8. 1998年武汉大学在全国率先推行博士生导师的退休制度,我在首批退休之列。退休头一年还有400元的补贴,以后就一分钱也没有了,然而我还要带完博士生,还要完成自己的学术研究,耗尽自己心血与精力,伤害了自己的身体——成了严重腰疾的半残体。我以常人无法想像的毅力完成了令学界瞩目的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合作翻译工程,并实现了自己早年的宿愿,完成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中文首译本。《精神哲学》译文工作全部完成后,还有一些技术性工作要做,为了便于查阅德文,要在书页外侧用( )注明所据原书页码。2005年五一节前编辑已将清样寄来武汉。我和小轨进行了认真地仔细地校对。我为《精神哲学》写的导言有3万多字,多亏小轨电脑打出来后来发给编辑。导言中还交待了译文除了参考英译本外,还参考了俄译本,都要列出来。有意思的是,小轨没有俄文输入法,只有用插入/符号/西里系字母/一个一个点击。俄文字母我尽可能写的工整,小轨为了准确起见,紧盯着俄汉词典上的字母表,而这部词典竟是在北大就读的铸儿“1983年10月购于海淀”,在这时却派上了用场。女儿来信对妈妈打俄文的技巧和工作量表示由衷的钦佩,并说没想到弟弟竟然有俄语字典。不久,女儿又对我自己完成的全书的人名与主题的中德对照的手工索引(不像电脑做的那样比比皆是)表示极大的钦佩。当得知我是在解放初期推广普通话时学的汉语拼音(非拉丁字母)能在50年后这样运用自如、用到点子上,觉得真是了不起!《精神哲学》首译本各项配套工作的完成给予自己的学术事业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正如女儿来信所说:“热烈祝贺爸爸的书稿在妈妈细致辛苦有效的帮助下全面完成!我们特别要感谢妈妈的伟大无私的支持和协助,没有妈妈的努力,就没有这样的效率和成功。我们作儿女的太为你们自豪了,你们辛苦了。”

全家福 2011年在巴黎女儿家

  

我从1998年退休以来就投入了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合作翻译的小长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100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