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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中华法系的现代意义:以律典统编体系的演进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2-01-16 08:03:14
作者: 张生  

  

   通过汉书、晋书等正史刑法志和律疏的“序文”可以看到,唐律继承发展了历史上有关治国之道与刑律的核心价值理念,以一种清晰的历史逻辑宣示了唐律的价值理念,成为统领整部律典体系的总纲。“序文”开明宗义首先阐释了刑法的本源:“夫三才肇位,万象司分。禀气含灵,人为称首。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丕天之大律”为治国所必备,其功用在于“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以达到“以刑止刑,以杀止杀”的目的。对刑法本源和目的的阐释,对刑法拘以文明正义,确立律典道义维度的合法性。其次,“序文”沿波讨源,追述自上古时期的大刑、中刑、薄刑,唐虞之世依义制律,夏商周三代用五刑,至战国时期李悝造法经、商鞅改法为律,及此后律典体系的演变脉络。唐律疏议荟萃了前圣要旨、近世良规,所谓“今之典宪,前圣规模”,确立了历史维度的合法性。最后,“序文”宣示了唐律疏议的价值理念。“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尤昏晓阳秋相须而成也”,此为律典实质的价值理念,既与开篇“源于天”“本于人”的“丕天大律”相呼应,又宣示了律典的主旨。“迈彼三章,同符画一”是律典形式的价值理念。所谓“三章”是刘邦初入关中的“三章之法”,即法经之精编;所谓“画一”是萧何作九章律,画一繁苛秦律。唐代立法者以“迈彼三章,同符画一”为律典之形式理念,表明唐律疏议为简明画一的律典。远去西汉九章律已经八百余年,何以成就简明画一之法?唯有借助于魏律以来的体系化构造及其立法技术。

  

   “序文”将实质价值理念与形式价值理念融贯统一,以为整部律典的纲领:“德礼为本,刑罚为用”为善治之本,要求蠲除繁苛之法,以实现公平,以保护“禀气含灵”的人;唯有形式上简明画一之律典,才能体现治道的“本用有序”,实现“允执厥中”的公平正义,也更易于知晓、易于遵守、易于实施,达致“以刑去刑”的目的。

  

   总则是整部律典体系的大前提,需从各篇之中概括出共同性法则,现代法典编纂将其称作“提取公因式”。“序文”对名例律——律典总则的生成演进做了细致的梳理,为我们呈现了中华法系独特的“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律典的生成演进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自三皇五帝至夏商周三代,在漫长历史时期里,史书中记述较为系统的只有刑,对罪的记述只有个别种类却缺乏整体性。例如,有关三代刑书的记述已经颇为连续,“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从三代之刑书,可以看出“以刑统罪”的汇编体例。西周时期刑罚的变化有更为具体的记述,西周初期刑书中的“五刑”包括:“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西周中期,国势衰颓,周穆王命吕候修订刑书,五刑之属增至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周代“以刑统罪”的刑书体例已经较明确。第二个历史阶段,自战国时期法经汉九章律至东汉末年,以具法或具律为律典总则。此时的总则,是在篇章类型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在刑书之末,亦或在律典篇章之中,尚不能很好发挥整部律典逻辑大前提的功能。第三个历史阶段是从魏律到隋律、唐律疏议,律典总则的概括愈加科学,律典的体系化臻于完备。

  

   魏律对总则的概括具有突破性意义:“旧律(即九章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魏律)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魏律在“以刑统罪”的传统上,改具律为刑名,置于律首,为整部律典之总则。晋律在魏律的基础上,将刑名拆分为刑名、法例两篇,以法例补充公共规则之不足,刑名、法例两篇同为律典总则。至北齐律合刑名、法例两篇为名例律为单一之总则,完成了律典总则的概括。后来隋律承袭北齐律科学之概括,并进一步完善“五刑”,使得以“以刑统罪”体系更加科学严谨。唐律疏议直接继承隋律的立法成果,在其“序文”中对名例律形成之历程予以总结,对其内在学理予以阐明。

  

   在张斐为晋律作注之时,即对刑名体系化之意义加以阐发:“《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将刑名、法例合二为一之后,“序文”又从字义和体系两方面解释了名例律。对名例律之字义解释为:“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钱大群又为更进一步的注释:“名,是五刑的名称与等级;例,五刑适用的凡例。”可见,名例律之核心在“五刑”。对名例律之体系解释为:“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命名即刑应,比例即事表,故以名例为首篇。”“名例”虽以五刑为名,实则“罪与刑”的对应关系、“罪与刑”的适用比例,是整部律典的共同法则。

  

   概括总则的过程是漫长的,然而方法路径是清晰的。对各篇通行的概念、共同适用规则加以提取总结,形成律典的逻辑大前提,在立法技术上即所谓的“提取公因式”。名例律将“五刑”及其相关概念、规则作为建构整部律典的“公因式”,形成了独特的“以刑统罪”的律典构造。名例律为律典的首篇,五刑又为名例律的开篇,五刑二十等的制度安排和各罪量刑幅度的法定化,是对国家刑罚权力的限制,量刑只能在法定范围之内,各种刑罚有内在数字化的可比较的公平性。

  

   篇章构造及其体系化技术

  

   西汉初年,九章律在法经六篇(基本刑事法律,即“罪律”)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篇“事律”,扩大了刑罚范围,仍不能适应国家治理与惩治犯罪的需要。一方面,原有的犯罪类别被突破、混淆,“《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另一方面,未纳入九章律体系的律、令、科、比,也包含了定罪量刑的规范,刑事法律与管理法律难免混淆。律典荒芜解构的问题,直到魏律的编纂才得以解决。魏律的修订颇有针对性,“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魏律将汉代律、令、科、比之中的刑事法律规范,以“都总事类”的方式重新加以类型化,增列律典篇目。例如,“《盗律》之中有劫略、恐猲、和卖买人,相关科条中有持质,皆非盗事,将其分析而出集类为《劫略律》。《贼律》有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中有诈自复免,上述诸事从原属律令析出,另集类为《诈律》”。由此,在新的类型化的基础上,魏律篇目增至十八篇。

  

   晋律在篇目分类和篇目体系化方面,较之魏律更进一步。晋律二十篇以“三才之义”来构造律典体系:“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为之作注,律文与律注并行,使晋律法理愈明,犯罪类型更加清晰。后继之北齐律在北朝律典中最为完备,较晋律之篇目更为精简合理。北齐律分为十二篇,与律音本意相合(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其篇目类别、顺序大体为隋唐所继承。

  

   唐律疏议之篇目直接继承于隋开皇律,而开皇律又源自北齐律的十二篇。但较之北齐律,唐律疏议在篇目类别和排列顺序上作了合理的调整了:将盗贼律改为贼盗律,列为“罪律”的第一篇;将捕断律分为捕亡律和断狱律,并将断狱律作为律典的最后一篇;删去毁亡律,将其内容并入其他篇目。按照各篇的功能类别,形成了“总则”与“分则”(又分为“事律”“罪律”“专则”)垂直构造的统编体系,其“结构严整而富有特色”:名例律作为“总则”,规定整部律典通用的刑名、法例,具体内容包括开篇的五刑、十恶,有关各种身份、各主要法律概念、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其余十一篇为分则,又可以分为三个连贯的类别:“事律”包括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五篇,规定违反国家各种行政制度的刑事处罚。“罪律”包括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五篇,规定各类刑事犯罪的处罚。断狱律为“专则”,为审判各种犯罪及决断之规定。与世界同时代其他法典相比,唐律疏议无疑是最优秀的律典,其优势主要在于垂直构造:“唐律始以总则,终以专则,先列事律,后列罪律,是一部内容丰富、体例整严的综合性法典。”简明而科学的体系结构,使其事制统一,简明易晓,便于上下奉行。

  

   唐朝的立法者综合运用了多种体系化技术,设计每一个法律条文时,都会从整个体系去考量,形成了篇章之间、篇章与条文之间,条文与条文之间的统一逻辑关系。

  

   首先,省略与合并同类项的运用。以下通过一个分则条文——《阑入庙社及山陵兆域门》条,对唐律疏议的体系化技术加以分析。该条文如下:“诸阑入太庙门及山陵兆域门者,徒二年;越垣者,徒三年。太社,各减一等。守卫不觉,减二等;主帅又减一等。故纵者,各与同罪。”如果将侵害三种国家设施(太庙、山陵兆域、太社)的犯罪行为,按照“‘犯罪主体’以何种‘犯罪行为’,侵害何种‘国家设施’,应处以何种‘刑罚’”的法律规范表述模式,该条文包含了三十罪名与相应的刑罚。如下表所列:

  

  

  

   该条文使用了三种分类: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及其侵害的客体。犯罪主体又分为“常人”、守卫和主帅;犯罪行为包括“常人”的“阑入”和“越垣”,守卫和主帅对常人所犯的“不觉”和“故纵”;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太庙、山陵兆域、太社等三种特殊国家设施,及其所要保护的神圣法律关系。在三种分类的基础上,以太庙、山陵兆域、太社为条文主干,做“合并同类项”的规定,将复杂的三十个规范简化成只有48个汉字的一个条文。上述表格括号中的内容为省略的文字,但可以通过结构推理明确其内容。正因为名例律的开篇规定了“五刑”,所以本条“各减一等”“减二等”“各与同罪”,虽然省略了具体规定,依照总则部分五刑之等级,可以推算出具体的刑罚。

  

   其次,体系化词语的运用。名例律中对“以”“准”“皆”“各”等体系化词语,已有类型化的运用。其中,“准枉法论”“准盗论”“以枉法论”“以盗论”等极为常见。疏议对“准……论”的解释是:“称‘准枉法论’、‘准盗论’之类,罪止流三千里,但准同罪。”即“准某罪论”者,援引“真犯某罪”的刑罚时,只限于最高刑罚为流三千里以下时,才可以援引;不得援引附加刑,“并不在除、免、赔赃、监主加罪、加役流之例。”名例律对“以……论”的解释是:“称‘以枉法论’、及‘以盗论’之类,皆与真犯同”;涉及到官吏除名、免官、赔赃等附加刑的,“其除、免、赔赃悉依正犯。”由此可知,凡“以某罪论者”,在科刑时,完全可以援引“某罪”之下的刑罚;主刑、附加刑皆是如此。除了“以”“准”等词语外,名例律还解释了有关特殊身份、特殊事物、亲属身份、时间概念、五刑之加减规则等六组词语。这些体系化词语可以将相关类型的犯罪做体系化处理,既可以避免个别规定的细碎繁琐,又可以将特殊主体、特殊事件、特殊事件纳入到五刑二十等的网络体系中,所有的犯罪皆统于“五刑”。

  

最后,体系内扩展与体系外衔接。唐律疏议的制定者清醒地认识到世间不存在包罗万象的“金科玉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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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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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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