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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崑:重新发现卢梭之二

更新时间:2022-01-12 21:36:25
作者: 张崑  
我发现,再没有谁比那些受过许多理性教育的孩子更傻的了。在人的一切官能中,理智这个官能可以说是由其他各种官能综合而成的,因此它最难于发展,而且也发展得迟;但是有些人还偏偏要用它去发展其他的官能哩!一种良好教育的优异成绩就是造就一个有理性的人,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就企图用理性去教育孩子!这简直是本末倒置,把目的当作了手段 。”

  

   基于这种认知,卢梭逆转了洛克的“理性”,把洛克用作手段的“理性”放到了“目的”的位置。那么,卢梭又用什么作为手段来替代原先“理性”的位置呢?在《忏悔录》中,卢梭坦白说:“我以为能依靠的忠实向导,是我有线索可循的一系列感情;它们给我的人生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通过我的感情,便可以推知我这一生遭遇的事情的原因和后果。我很容易忘记我的痛苦,但我不能忘记我的过错,更不能忘记我的美好的感情。对我的过失和美好感情的回忆是刻骨铭心,是永远不会从我心中消失的 。”我们在第一讲提到过,卢梭认为,凡是来自上帝的激情,都是好的。这样,“激情”在行动中就有了合法的可能。可是,如果人们从激情开始建构理性,必将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沉思中的理性是一种普遍性,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现实中,在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某种普遍的理性。人们怎么可能以不存在的也就是虚无的东西作为目的呢?所以,只要还以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逆转问题,就还是在“从落后到进步”的进步主义直线历史观中理解特性其实完全不同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

  

   在卢梭1753年第二篇应征论文中,也就是著名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表示,“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美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卢梭在这里聚焦到了问题的起点,因为我们知道,沉思与行动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个别的“人”是它们唯一的重合点。卢梭接着说:“我敢说,德尔菲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的意义,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因此,我把这篇论文的题目,看作是哲学上所能提出的最耐人寻味的问题之一。......如果我们不从认识人类本身开始,怎么能够认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呢?”卢梭意识到,要讨论人与人之间相互结合的艺术,要追究人与人如何在不恰当的相互结合艺术中造就不平等,首先要回到追问“人”本身,回到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就此,卢梭首先回到人的天性的原初自然状态。但是,一起步,他实际上就和以洛克为代表的前辈思想家们分道扬镖了。我们知道,在洛克那里,人与人之间的结合依靠的是理性;而卢梭,则是激情。卢梭要在行动中辨认和实施激情。为此,他需要付出代价,正如卢梭后来讲的,引起他人忌恨的,不是他在文坛上的名气,而是他在那时开始实行的个人生活方式的改革。在《忏悔录》中,卢梭回忆当时下定决心时说:“我要永远抛弃一切飞黄腾达和发财的念头,并下定决心无论多么贫穷都要独立自持地度过我的余生。我一定要不顾他人的议论,毫不考虑他人的毁誉,勇敢地做一切我认为是美好的事情 。” 如果我们理解不到卢梭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其实是以甄别后的激情取代理性作为行动中自由决断的依据,我们就无法想象他所遇到的困难。卢梭曾说这些困难“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克服了,且成功程度超过了自己的预期。卢梭意识到:“如果我能像摆脱他人议论的束缚那样摆脱友谊的束缚,我的计划就一定成功了。我的计划,也许是世人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计划,或者,至少是最有益于培养德行的计划。”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中,把此处的“德行(vertu)”译成了“道德”,使得来自孟德斯鸠的最具有开启法国启蒙运动标志性意义的、最能反映当时时代精神的一个关键概念消失不见了。当然,这是个很常见的忽视,不仅在中文世界,也包括英文世界,有些人自己把“德行”误解为“道德”,还不算完,还要给卢梭加上试图建立道德理想国之类的揣度,然后再继续批驳这些误解。

  

   我们看到,卢梭从激情开始,培养的不是理性,而是德行。从激情到德行,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而理性,作为普遍性,只在人们的沉思之中,并不在卢梭的行动方案之中。当然,这不是说卢梭要抛弃理性,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卢梭最终还是会给理性找到其恰当的位置的。

  

   §3.回到“人”的起点:人的处境与个别性的发现

  

   卢梭开始坚定地实施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实际上就将自己逼入了一个绝境。这个绝境,就是人的原初自然状态。这不是别人逼的,而是他自己要为现代人寻找有益于培养(社会性)“德行”的个人生活计划而必然需要经历的。

  

   人的这种原初自然状态,在基督教传统中,由奥古斯丁第一次用“处境”(原文拉丁文conditio) 这个词来指称人被造后与创造者(奥古斯丁使用拉丁文 conditor)之间的关系 。或者也可以说,人所处的人神关系,是为“处境”。后来阿伦特正是经由伯格森回到奥古斯丁的这个概念,写下其最重要的著作《人的处境》(或译作“人的境况”、“人的条件”)。同样,托克维尔的“身份平等”,法语原文是 égalité des conditions,字面翻译容易翻译成“处境平等”,但“处境”是复数形式,实际含意是人们在各自不同的处境之下的平等。因为只有在造物主面前的平等才是绝对的平等,所以,在人神关系(condition)中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其他的,无论阶级、资产、种族、地位等等的“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平等。 由此,卢梭要谈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他就要首先回到“人的处境”这一原初状态,从这最初的平等状态开始考察:“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 。”野蛮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也是人处于“天性”之中的状态。卢梭是推崇天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有学者据此误认为卢梭只推崇人的天性,甚至贬低社会生活,那又错了。卢梭的《论不平等》贬低了古希腊的求知传统,哲学家们求知所得的知识, 在卢梭看来,只不过是生活中在“他人的意见”或“别人的判断”而已。卢梭要求排除的,正是这些。正如圣经旧约的故事中,亚当和夏娃被上帝所造,处于天性状态。当然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夏娃有来自人的成分,是用了亚当一根肋骨做成的。可是亚当夏娃这些天性中的人,一行动就犯罪。原因是不顺从神的旨意去行动,反而受到作为有限之物的他者的诱惑做了违背神意的选择。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就是不再处于“人神关系的处境之中”,也就进入了不平等的尘世之中。

  

   由此可见,人在行动中,要想保持在人神关系(也就是处境)中,就需要始终顺从神的旨意。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行动都不改变这种人神关系,也就没有改变原初的平等关系,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始终是平等的,那么,生活在人类社会就像生活在伊甸园一样美好。所以,决定人类社会平等还是不平等的关键,就变成了在行动中是顺从神的旨意,还是听从那些不从神来的、而是从作为有限之物的他者来的诱惑。

  

   当卢梭找到了这个新的起点之后,整个现代社会的新起点也就被找到了。卢梭并非从一个抽象的人中开始构想他全新的“友谊”,而是从他自己——一个个别人——开始。我们在第一讲中讲到,“意志”和“旨意”是同一个词,所以,个别的人遵从神的旨意,就形成了“个别意志”。如果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开端,是以孟德斯鸠的一般性为标志的,那么,卢梭不仅继承了一般性,还找到了构建一般性的起点,就是个别性,且以亲身体验的方式,尝试从个别到一般地发展出人与人相互结合的艺术,在将个别性与一般性都推向了极致的同时,也将孟德斯鸠开启的法国启蒙运动推向了更最高的层次。

  

   §4.在天性中自愿地行动?从个别意志到一般意志

  

   那么,个别人如何获得神的旨意呢?这个问题,在中世纪,是随着“自由意志”概念的发展而日益深化的。可是,直到今天,学界关于有没有“自由意志”一直争论不休,令人眼花缭乱。因此,我们在这里或许有必要先澄清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卢梭使用的“个别意志”的内涵。实际上,关于是否有“自由意志”的争论涉及两个概念: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和意志(la volonté),它们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在拉丁语和法语中都有明确区分,但在英语中却和中文一样,自由意志(free will)似乎包含了意志(will),所以英文读者还能不能分清就不得而知了。

  

   在基督教世界,中世纪神学家明谷的伯纳德将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做出了更精致的划分: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就是选择“是”与“否”的任意决断,而意志(volonté)总是意志某物,此物是被理性确认和分辨出来的物。所以明谷的伯纳德认为,意志总是与理性相伴,它是“理性的运动”。但这并不等于说意志总是按照理性认为好的东西去选择,意志也常常违背理性,但只要是意志,就总是自由的。

  

   举例来说,在局限条件下,人可能被迫做出选择。比如为了生存违心地在论文中自我审查,此时,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说的是“好,我同意”自我审查,这是做出一个决断;但是,意志(volonté)说的是“不,我不同意”自我审查,因为理性告诉我这是不好的。明谷的伯纳德认为,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不会失去我的意志(volonté),即使我的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不按意志(volonté)去选择。所以自由意志(libre arbitre)也可以解释为:对自由的意志(volonté)做出的任意自由决断。要注意的是,其实有两次判断的基本结构从那时起已经开始了,第一次在思维中,第二次行动中。

  

   这些内涵到了卢梭,在《新爱洛依丝》中,主人公们自觉地进行两次判断,然而两次判断的重要性,被卢梭逆转了。在卢梭以前,第一次在理智中的判断,是最重要的,第二次的自由决断,则是缺乏合法性的。卢梭贬低理智和知识以利于行动,但并没有把行动中的第二次自由决断捧上神坛,而是抛弃了自由决断,直接副词化神的旨意使其限定所有行动,而原先第一次判断中通过理智获得的关于神的旨意的知识,如今成了从属性的,由在先的求知变成了随后的反思,成了解释学性质的理解问题。

  

   从基督教早期教父德尔图良的“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之问,理解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极为纠葛的重大思想问题。奥古斯丁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理解”,安瑟伦进一步说“信仰寻求理解”。到了托马斯阿奎那,要用自然理性说服异教徒,以求上帝的旨意在大地上成为现实,而不仅仅只存在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中。阿奎那一方面,以“存在即行动”明确了人们在最高精神深度的追求中的从沉思到行动的转向。另一方面,借用“自然理性”去理解,也无可避免的推进了基督教本身的世俗化。

  

   卢梭逆转了明谷的伯纳德关于自由意志前后两段的优先次序,这和阿奎那“存在即行动”的思想是接续的。在这一思考方向上,卢梭还完成了一个对人类思想来说更为致命的千年难题,这就是理解与信仰的关系。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的是理解与行动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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