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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东 :道理与真理:中西哲学的内在差异

更新时间:2022-01-12 00:02:48
作者: 李朝东  
所谓在哲学内思想的经验,指的就是由证明体系所包围住的世界经验。不断延伸着的证明体系总是有这么三个环节:已经证明了的,用来作证明的和想要去证明的。

   这个证明体系完成于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证明了的这个环节由形而上学(后物理学)来承担;用来作为证明的这个环节由工具论(形式逻辑)来承担;要去证明的这个环节由物理学来承担。对应于证明体系的这三个环节,真理具有三种语义:批判意义上的真理(后物理学——形而上学),形式意义上的真理(工具论——逻辑),实证意义上的真理(物理——经验世界)。……哲学指的就是这个证明体系,而不是指的这个证明体系的某一个环节。因此,不论人们从哪个环节强调真理,它都只能是哲学的真理,都是在哲学内思想的真理。”[1](第4页)

   后来英国人牛顿不再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物理引回后物理(形而上学),而是把物理引到数学里,使物理的性质在数学关系中得到规定。牛顿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实证真理的传播,并使形而上学成为令人反感的东西;由于把哲学混同于形而上学,因而人们也产生了对哲学的反感。但是,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真理”是以整个哲学的证明体系讲话的,真理处在整个证明体系内,是三种意义上的真理的总体或大全,而不是单独表述某一环节的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论证黑格尔以Aufheben个例说明中国语言不适于表达哲学思辨是“鄙薄吾国语文”已经成为一个次要的问题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整个汉语言系统是否能够构成一个表达真理的证明体系?或者说,在整个汉语言系统中,是否形成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表达出来的“批判意义上的真理(后物理学——形而上学),形式意义上的真理(工具论——逻辑),实证意义上的真理(物理——经验世界)”这样一个真理的证明体系?

   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把知识系统化的是柏拉图,他认为辩证法是一切科学的基石,从中可以逻辑地引出其他科学。亚里士多德肯定了知识系统性思想,但也重视各门科学的独立性,在他那博大的思想中,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对科学进行了分类,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结构图式,所有的科学都划分为两大类:理论的科学和实践的科学。前者的目的是知识及真理,后者则寻求通过人的行动控制对象。更重要的是,科学分类的提出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程度。

   如此,西方哲学就是一种真理的证明体系,而不是道德价值的话语系统,不是道理的语言。它是一种自以为然、以他为然的、为落入思想经验中的世界“立法”的真理语言,是一种事实判断的体系,而不是一种价值评判体系。中国人所追求的真理是与对错、好坏、是非的价值评判体系相关的东西,换言之,国人从来没有在整个证明体系上进入真理或哲学。

   西方人讲真理,中国人讲道理。道理乃自然之理,自然乃然其所然,既不能自以为然,也不能他然。所谓道法自然,就意味着道本身然其所然。然其所然的“所然”指的是阴阳、天地、男女之道,所以一阴一阳谓之道。道通于天地,男女之道谓之曰大道。国人的思想经验便是这种相反相成的二极经验,负阴抱阳自明。若不懂阴阳、天地、男女之道,无论你赋道以怎样的哲学意义都是无济于事的。道是一种相当深奥的生命经验、人生经验和美感经验,但它与真理的证明体系没有任何关系。

   国人的思想经验属于先圣先贤式的叙述经验,它夸张先圣先贤之叙述的权威性。它提供给我们一个叙述构架,而不是一个证明体系。它既然不能证明什么,也自然不排除什么、不反对什么。它不以命题的语言说话。[1](第7—9页)

   由此可见,中西哲学或文化的差异不仅仅在于某个词语是否具有“一词二义”或“一词反义”,而在于是一个真理的证明体系,还是一个道理的叙述框架。

   哲学在真理的要求中展开自己;真理展开自己的方式通过证明来完成;证明的单位是命题;命题表达事实世界;组成命题的语言有两种,一种是假说(判断式命题),另一种是逻辑(形式命题);相应地,证明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假说内证明,另一种是在形式内证明(推理);命题本身就是一种语言规则,就像数学本身为一种自足的语言规则一样;命题语言的特性在于它能在证明的要求中翻新知识、扩张知识、复制知识,而知识通过技术手段能大量生产实物产品。作为真理之语言的哲学之所以有优越感,其实质就在于它的知识生产性,在于它能构造巨大的物质力量。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哲学,不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都具有相当浓厚的功利和实用的目的,更多地是受这种知识生产性的诱惑,而不是它比中国人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生命经验、更具有艺术魅力。

   道这条线是中国人的思想传统。在这一思想传统中,人们习惯于讲道理,讲生死道理,讲得失道理,讲男女道理,讲福祸道理,讲一切与对称有关的道理,如天地、阴阳、善恶、美丑、真假、好坏等等。讲道理的方式是叙述,叙述的依据是先皇、先圣、先贤、先父的叙述,所以有些道理能绵延不断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经验、生产经验和生命经验中不断巩固和积累。讲道理这个主框架由于不提出证明要求,它总以权威的语义力量发挥作用,而不是以假说的方式为证明提供行使话语权的机会,所以它也不存在一个被推翻被证伪的问题。

   这种叙述框架极易形成教条,而教条沉积的时间一长就变成了思想的本能,反觉得教条才是思想资源,离开教条反倒不会说话了。一旦把掌握教条看作为自觉的道德要求,那么道德就随着道德感一同流入血液注入每一个毛孔。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很深的讲正反两方面道理的功夫,就像在炒勺里翻来滚去的炒菜一样很有滋味,正一想反一想万事皆通。

   ……讲道理能讲出很多的人生奥妙和社会真味,它既能将人引入哭笑不得的尴尬中去,也能把人从哭笑不得的尴尬中领出来,奥妙无穷。但它惟一不能也是先天不足的地方便是它不能发育知识体系。由于这一对比中的缺陷,当我们的道理传统与西方的真理传统在近代一交手便吃了大亏,相形见绌,连同它本有的高明之处也一同被压制了。

   讲道理的秘诀取自于叙述框架两端的辩证法,辩证法的结局是取两用中,这种辩证法的极致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追究境界,尤其是道德境界。当国人讲生命经验时大多属于生活的道德经验、人格修养经验、内圣外王的经验。这种辩证法不证明什么,它总是在叙述框架的两极中寻求妥协状态,它能给出的状态很多,但均与知识无关。

   相反,在真理的语言中,辩证法本是种加最近属差的方法,它是一种从类本质不断下降到最小逻辑单位直至单纯的方法。一旦真理语言体系内的辩证法移植到道理语言的语境中,真理的话语权就被剥夺了,不着痕迹地变成了辩证法的道理,尤其以人生苦乐的道理、社会生活中的得失道理和官场商场的成功与失败的道理为盛。[1](第23—24页)

   从何时起,我们的哲学经验不仅能在叙述的框架中讲道理,而且还能在证明的体系中讲真理;不仅能在对世界的感性体验中言说散文性的诗性智慧以满足情感的需要,而且能在对世界的理智把握中表达逻辑性的分析智慧以满足科学精神的要求,那时,我们的科学、哲学和整个民族才能真正克服危机——人性的危机。

  

   原载《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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