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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东 :道理与真理:中西哲学的内在差异

更新时间:2022-01-12 00:02:48
作者: 李朝东  

   “光”与“气”,是中西哲学文化中两个意味深长的对比性范畴。

   结论是:如果在Metaphysics 意义上来理解philosophy , 而Metaphysics又分为Cosmology和Ontology两部分,那么,我们可以说,在Cosmology意义上我们有Metaphysics也有Philosophy。但由于西方哲学的核心是Ontology , 在此意义上,

   我们是否有Metaphysics 和Philosophy,还有待于通过对Being意义的考察来澄清Ontology 的含义。

   On与Ontology

   如前所述,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如果把本体论等同于本根论(其实质相当于西方宇宙论哲学所讨论而后来被归结于科学讨论的问题),那么用本体论来翻译用Ontology所表示的以On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是很值得讨论的。这里的根本问题涉及到对On这个希腊文词义的翻译问题。

   在西方Metaphysics中,Ontology就是研究On(拉丁文ens , 英文Being,德文Sein)的学问。它是西方哲学的最高范畴和基础性概念, 是理解西方哲学文化的关键。20世纪40年代,我国研究希腊哲学最有成就的专家陈康先生曾以Ontology为例说明中国人理解西方哲学存在着一些根本困难:“Ontologie (德文)一字在中文中不易寻得相当的译名。

   识者皆知‘本体论’、‘形上学’、‘万有论’等等都不能成为定译。根本困难乃是On和它的动词einai以及拉丁、英、法、 德文里和它们相当的字皆非中文所能译,因为中文里无一词的外延是这样广大的……凡这一类字多不敢强译,唯有以音代替或是将原文写下,以待通人指教。”[5](第476页注1)

   陈康先生在译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时发现其中的一个关键词estin(is)在中文里也是不能翻译的, 既不能译为“存在”,也不能译为“有”,如不能译ei hen estin(if oen is )为“如若每一个存在”或“如若每一个有”,因为“第一,它所表示的比较‘存在’广得多,因此我们不能译这句为‘如若每一个存在’。第二,若我们用中文里外延最广的哲学术语‘有’来翻译——‘如若每一个有’——至少是不成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以为,如若翻译,只有采取生硬的直译”,即译为“如若一是”。[6](第107页注149)

   由此, 陈康先生主张将On(英文Being)与estin(英文is)都翻译为“是”。这种“直译不但常常‘不雅’,而且还有‘不辞’的危险”,但此时只能坚持“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的原则,因为“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一个本土所未有的思想”,人们“希望用习惯的词句传达在本土从未产生过的思想,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6](序,第10 —11页)就是说,将Being或is译为“存在”或“有”, 都有以辞害义的危险,是用本土语言翻译本土从未产生过的思想。

   从Ontology的视域来看,根本问题是On(英文Being )在汉语中的翻译问题。作为名词的On是从动词to On(英文to be)而来的,西语中的“to be”动词主要有“系词、存在、断真”三种用法, 因而名词Being的意义只能从动词to be 中索解,可以有“是”、“存在”、 “等于”以及表达真理等多种意思。但是,在Metaphysics的语境中, 系词to On(英文to be)变成On(英文Being)成为一个哲学问题, 这既与西方语言的语法规则有关,又突出地表现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

   按照西方的语法规则,动词一旦被置于主语位置作为陈述对象,就要求取得名词形式,但并不改变这个词的概念即内涵,除非是转义使用。从西方人的思维特征来看,他们对语言和思维活动中普遍起作用的“是”感到十分惊讶:一切东西都因为“是”而成为是某某的东西。于是,对“是”的追问就成了西方思想家历史性此在的存在态度和生存方式,而这种生存方式也就成为哲学的对象并表达在形而上学中。[7](第2—6页)

   因此,所谓Ontology,就是以希腊文On(英文Being )为核心范畴以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范畴构成的具有形而上特征的理论体系。它通常被译为“本体论”、“存在论”,但考虑到中国思想在宇宙论意义上使用本体论概念,所以,把Ontology译为“是论”可能更合乎原意。

   西方人对语言现象的语法学考察对On这个Ontology范畴的形成是个决定性事件。从动词来看,“不定式”是对不同形态动词的概括,是动词从句子中分离出来后的独立形态。不定式这种语法形式的出现,不再表示其他动词所揭示的东西,不再表示任何确定的意义关系而成为一个“抽象的动词概念”,它连带着动名词、分词等语法现象的出现。语法学的成熟使西方语言越来越形式化和逻辑化,而“不定式”的出现正是西方语言高度形式化的一个标志。希腊哲学或形而上学就是在这高度逻辑化和形式化的成熟的语言基础上产生的。

   巴门尼德之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On这个分词成了表示形而上学中先验的和超验的超越者的词语,On作为独立的、普遍的、高度形式化了的“概念词语”成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形而上学的Ontology据此(On)而构成。进一步来看,希腊人常用逻辑范畴来进行语法研究,并把语言的语法范畴视为逻辑范畴的体现。由于语言的逻辑化,以“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便具有了逻辑本性。

   或者说,形而上学研究和讨论On以及与之相关的范畴,是围绕On范畴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并形成一种逻辑方法,而体系的建立又依据这种逻辑方法。质言之,形而上学范畴体系的建立以“存在”范畴的理性逻辑演绎为实现手段和方式。

   在西方语言中,经过哲学家的改造,“是”和“所是”脱离了日常语言中以“名”指“实”的用法,成为纯粹的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并在Ontology中展开其纯粹思辨的原理。它把“是”从其上下文中独立出来并从相互关系中获得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在西方哲学的Ontology思考方式和思维习惯中,可以“名不副实”而在纯粹的概念王国中加以训练;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则要求“名副其实”,以致我们在理解哲学的抽象逻辑概念时,也总是联系着它们所对应的经验事实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是先于经验事实的纯粹的逻辑规定性。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在宇宙论意义上称谓“哲学”或“形而上学”,那么,中国与西方都有或都有过宇宙论哲学,如西方人对本原的追寻,中国人提出的“五行说”,都是朴素的宇宙论哲学,都是对宇宙发生学状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种感觉的或经验的理论描述;但在Ontology意义上,中国却没有形成用系动词的中性分词On(德文Sein,英文Being)来构成的形而上学或哲学。也许, “本体论”一词也是一个表达中国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汉语词汇,所以,为避免误解或望文生义,把Ontology译作“是论”可能更能区别于中国文化中具有宇宙论涵义的“本体论”术语。或说:中国没有Ontology(是论)意义上的哲学。

   真理与道理

   在一种最宽泛的、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哲学至少由“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三部分构成,但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追求本原的宇宙论从哲学中离析出来并形成为“科学”的研究领域,即形而下的物理、数理、地理等科学理论,形而上的哲学形态则主要是Ontology,即关于“是”或“存在”的学说。形而上的Ontology以Being 为核心构成一个言说和表达真理的思辨体系,善于“思辨”成了西方语言和西方思维的一个显著特征。

   钱钟书先生曾经在其以典雅的文言写成的《管锥篇》第一卷中,开篇批评了黑格尔“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的偏见:“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ein und dasselbe Wortfur zwei entgegengesetzte Bestimmungen),拉丁文中亦无意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牛马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8](第1册第1—2页)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中,钱钟书先生以其宽阔的学术视野、深刻的洞察力、令人惊叹的渊博学识,舒卷自如、充满机锋、睿智和幽默的语言、细密的说理、中西典籍旁征博引的研究方法,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他旁征博引,以“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以及“伦”、“王”等“一字多意”,来证明黑格尔等人对汉语的无知。我们十分敬佩钱钟书先生的学识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无人能及的辩护。但是,情感的辩护不能代替理性的考察。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确实说过,某些语言,如汉语不像德语那样具有表达哲学思辨的优越性。

   但不能就此想当然地作出结论,认为黑格尔的看法“代表了西方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9](中译本序,第10—11 页)因为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那样,黑格尔也连带鄙薄了拉丁文,甚至连法语、英语也在鄙薄之列。其实,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主要是想表明,与拉丁语以及法语、英语等相比较,德语是所有语言中最适合表达哲学思想的。

   黑格尔的原话是:“一种语言,假如它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即对思维规定本身有专门的和独特的词汇,那就是它的优点;介词和冠词中,已经有许多属于这样的基于思维的关系;中国语言的成就,据说还简直没有,或很少达到这种地步;这些分词是很有用的,只不过比字头字尾之类较少分离变化而已。重要的多的,是思维规定在一种语言里表现为名词和动词,因而打上了客观形式的标记;德国语言在这里比其他近代语言有许多优点;德语有些字非常奇特,不仅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相反的意义,以至于使人在那里不能不看到语言的思辩精神。”[10](上卷第 2版序言,第8页)

   如果硬要说黑格尔具有什么主义,那就可以说是“德语中心主义”,因为,黑格尔也说“德国语言在这里比其他近代语言有许多优点”,这里的近代语言也包括英语、法语在内。实际上,包括海涅、歌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内的德国诗人、哲学家都表达了德语的这种优先性地位,认为德语直接承袭了具有思辨特征的古希腊语,黑格尔说每当提起古希腊,有教养的欧洲人和德国人,就有一种如归家园的感觉。

   不同的是,黑格尔以Aufheben为例说明中国语言不适于表达哲学思辨,虽然不能说没有欧洲或德国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它很容易刺激中国人因落后而敏感的神经。因为,假如说英语和汉语皆不适合表达哲学思辨,中国人的情绪化反应可能要大大强于英国人,至少英国人不会由此指责黑格尔的看法“代表了西方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

   另外,我们敬佩钱钟书先生的博大精深,他旁征博引力证中国文字也具有“一字多意”甚至“一字包含相反意思”的特征。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汉语言“宜于思辨”了呢?依己愚见,钱先生的《管锥编》可谓中国学术方法之典范:集文、史、哲为一,于中西典籍旁征博引,表现出音韵、训诂、注释、史料、文字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功底。但是,这种学问称文、史有余,称哲学则不足。因为,即使我们能够举证“一字多意”或“一字反意”,那也至多只是驳斥了黑格尔的一个特殊的举例,并没有使汉语言因此而“宜于思辨”,形成一个适合于表达真理的证明体系。

关于“哲学”是一个表达真理的证明体系,陈春文先生在他的富有创造性的研究著述《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哲学寻思录》一书中曾有过精彩的表述:“真理这个字的本质强调的就是在哲学内思想的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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