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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莉:咫尺天涯——美国与21世纪进步时代的开启

更新时间:2022-01-08 12:12:14
作者: 朱文莉  
激发他们推进制度变革的斗志。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是亚利桑那州在近年选举中的转向。该州本是长期支持共和党的坚定红州,自1952 年以来只有一次在总统选举中倒向民主党,但在围捕非法移民的州法案刺激下,拉美裔社群自下而上组织起积极的行动网络,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击败著名共和党议员和警督,在2020年的大选竞争中帮助拜登建立民调领先。

   另一个颇受关注的群体是郊区中产阶级。40多年前,郊区是保守派的代名词,尼克松动员“沉默多数”的理想场所,里根发动保守文化反弹的社会基础。但此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却逐渐改变了郊区的财富来源、人口组成、教育和文化倾向。特别是全球时代到来之后,郊区中产阶级加入高端服务业的扩展,对社会多元化、文化宽容交流习以为常。但在全球化收益分配的过程中,他们又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经济财富、特别是资本性收入高度集中于顶层1%人群手中,中产阶级与高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演变成难以跨越的鸿沟。所谓社会流动性削弱、“美国梦”终结不只是美国底层的噩梦,也越来越明显地困扰着中产阶级。如知名政评家海耶斯(Chris Hayes)所言,“占领”运动的爆发提供了新的文化意义上的社会分层标准,把受过高等教育但又相对无权的中产群体与极富顶层准确地区分开来。哪怕是上层中产家庭,也开始批评制度性偏袒,质疑顶层群体以放松管制为口号扭曲规则,依靠政商勾结的权力垄断破坏公平竞争。特朗普大声疾呼“排干沼泽”、打破建制派垄断,一度对中产群体产生吸引力。但他在上台之后非但没有终结华盛顿的腐败现象,反而使权钱交易更加大行其道。特朗普本人曾拒绝将家庭资产委托独立基金管理,其家人更是毫不避嫌地同时打理白宫政策和家族企业,各种疑点乃至丑闻连续爆出,他任命的政治官员上行下效、干脆不经旋转门直接公私兼顾甚至公权私用,招致郊区中产阶层的强烈不满。同时,特朗普强调的制造业回归与中产阶级的经济理性并不相符,他们从自身经历中体会到产业升级的必要和可能,对特朗普政府扰乱全球经济秩序的做法难以接受。2018 年中期选举中,郊区中产阶级脱离特朗普阵营、转而支持进步派人士的趋势广受关注。1 最戏剧化的例子是一度曾被里根赞誉为共和党人可以终老的保守派大本营——加州橙县(Orange County, California)。2016 年橙县6个联邦众议员议席还有4个归属共和党,到2018年6席居然全部被民主党占据。

   应当指出,因划分标准不一,支持美国新世纪进步政治的三大主要群体肯定存在重合的部分。在主要群体之外,也还存在来自高学历人群、文化知识阶层、社会权利弱势人群等次要社群,他们共同组成了推进美国新世纪政治改良与进步的阵营。

   三、美国进步政治的阻碍

   尽管进步运动基础广泛,近年来的声势渐强,但迄今为止仍不能定义美国政治讨论的主题,在2020 年选举当中已经事实上失去了启动进步变革的时机。其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

   首先,在多元化的进步阵营内,对于经济课题与社会文化课题孰先孰后,各个群体的看法存在微妙且重要的分歧。一方认为经济机会平等是社会权利平等的根基,重建大众分享的经济繁荣之后,各种文化多元政策才有持续推进的空间;另一方则关注弱势群体、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社会权利保障,认为在基本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应当以消除系统性压制和歧视为优先事宜。拜登选择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D. Harris)作为竞选搭档,有效地吸引了部分进步派的支持,但也被批评是重走身份象征政治的老路、回避经济社会实质问题。说到底,正是进步派本身意见不一给了建制派继续掌控发言权的机会。

   其次,进步改革的目标对象——美国的大资产阶层,人数虽少但能量惊人, 其运用体制维护既得利益的安排可谓盘根错节,对进步政治的反击迅捷高效。近半个世纪右翼保守势力的深耕,使得美国的大资产阶层在社会文化论争中游刃有余,在社会经济问题上占尽优势。尽管特朗普总统习惯性声称美国媒体弥漫自由派偏见,但真实情况是在经济政策讨论中亲市场、亲资本、反对政府管制、质疑社会再分配的逻辑明显占据主导。在这种气氛下,进步派政治领袖的政策主张受到不成比例的批评甚至拷问。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倡导的绿色新政被描述成扼杀经济成长的空想;桑德斯主张的全民医保被认定将造成联邦财政破产;带有学者气质的沃伦因为尝试提出各种务实解决方案遭到的细节质疑也最多,最终被指责医保计划开支无法保障而失利。相形之下,如美国网评指出的,特朗普在力保旧能源、冷落新能源产业时没有被追问经济得失细节,他在没有替代计划的情况下试图废除奥巴马医改也未被指责为扰乱经济秩序,特朗普推出的减税法案导致财政赤字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所谓繁荣阶段就重回年度万亿美元水平、到被迫发起紧急救助达到和平时期从未经历的历史高点,但是美国右翼只要复述减税推动增长、增长扩大税基、赤字再多也能逐渐消失的假设推理,就没有多少媒体追究他彻底紊乱财政纪律的责任。

   反观历史,对照就更加强烈。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提出反垄断反托拉斯的口号之后,资产阶层很快处于被动,交通、能源、公用事业的垄断企业要么被拆分,要么被限制,政府管制顺利启动,推动平等再分配的累进税制也以修正案形式写入宪法。而新世纪进步政策讨论中,沃伦、桑德斯拆分大型金融机构、拆分大型科技公司的提议遭到正面阻击,各种行业独角兽都坚称自己并未妨碍竞争, 并反过来把破坏自由市场的帽子丢给政府监管机构。今日大资本阶层的能量一方面依靠里根革命以来长期培植的组织资源、智力资源和政治网络,另一方面来自金融产业进入全球经济时代以来在美国经济体系中建立的核心地位。长期过度金融化已经改变了美国的产业与企业文化,以资本收益为轴的评价标准使生产与融资的关系失衡, 金融理念替代经济理性进而主宰政策讨论,与超富阶层主宰资产收益互为表里,形成了牢固的既得利益堡垒。在他们负有直接责任的金融海啸当中,大资产所有者能够保持财富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意外危机当中,他们再次实现逆势暴富,美国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完成的财富不平等报告(Billionaire Bonanza 2020)显示,2020 年3—9 月643 位最富有美国人拥有的个人财富合计增长29%。如此惊人的财力可以支撑他们轻松压制进步派挑战。在美国国会出现限制股票回购声音的时候,高盛公司公开发表报告警告说这会导致股市崩盘。桑德斯在民主党初选中领先的时候,华尔街咨询机构推出所谓“桑德斯恐慌指数”,等于威胁民主党如果选择桑德斯则将站在资本的对立面。

   最后,新世纪的进步主张未能赢得美国底层的普遍支持,其中白人底层群体更是大批站在反对一方。这是特朗普2016年选举获胜以来,学术界和政策界热议的现象。比较流行的解释是白人底层的文化认同压倒了他们的经济理性,他们被资产阶层及右翼势力操弄的社会课题所吸引,特别是其中的种族意象煽动了他们的恐惧与仇恨,使他们成了帮助1%超高收入群体对抗进步改良的草根力量。如果将这个判断进一步精细化,就会发现白人底层的立场并不完全违背其经济利益,因为他们在20世纪进步时代的社会经济处境与今日相比存在关键差异。得益于20世纪第二个十年到30年代建立的社会安全网,白人底层获得了基本生活的保障,哪怕在里根革命提出改革“福利政治”之后,各级政府依法承担的强制保障责任总体上也未被触动,从进步到新政形成的政府监管体系也依然可以有效保证中小企业生存的基本环境,保证公共物品基本供给。在生存底线无忧的背景下,白人底层、特别是生活在内陆乡镇的白人底层,对新世纪进步派大力抨击的经济不平等缺乏切身体会,难以产生百年前那样要积极解决再分配问题的紧迫感。

   与此类似,部分中下层中产人士的经济感受也相当复杂。新政之后美国公司制度的变革使中产阶级获得了在大企业内部升迁发展的渠道。全球化经济阶段中小企业可能很难成长到与行业垄断企业抗衡的规模,但至少在科技、文化等高端服务产业,它们可以依靠产权保护制度在产业链中保有一席之地,或是期待在并购出售过程中获得财富收益。百年前的反垄断口号能够一呼百应,是因为它迎合了经济自由、自主创业的传统追求,而今上升渠道的多元化却使得中下层态度犹疑不定。尽管桑德斯在“铁锈地带”各州一再宣传,也未能说服中下层多数和自己一起发起“革命”,恰恰反映了进步领袖的政治激情与草根阶层患得患失的心态。

   总之,在美国新世纪围绕进步政治的角力当中,推动一方虽社会基础广泛,但内部隐含分歧;反对一方是超富人群与白人中下层的组合,这种组合貌似奇特,但动员更充分且资源雄厚。即便在民主党内部,前者也很难形成必胜的声势,在取代特朗普的大局考虑之下被迫让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今昔各异的时代环境

   如果以更长期的历史视角和更广泛的全球视野来评价新世纪美国进步政治所处的环境,它所面临的不利条件要更为明显,尤其是与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相比,两者形成鲜明对照。

   其一,美国的历史特点与政治制度设计更有利于应对现代化挑战,而不容易克服全球化带来的困难。经济社会现代化带来的是时间性断裂;全球化则是在创造虚拟时空的同时,造成地理空间的割裂(或称非地理性重组),如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描述的: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与乡村小镇在社会文化上距离不断拉大。众所周知,美国是在相对简单的社会分层基础上建国建制,历史文化包袱与欧亚大陆各国相比更是明显轻微,所以在19世纪后期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和之后20 世纪初的进步政治改良中,美国可以轻松摆脱前现代的历史路径束缚,大胆创制创新,更灵活地解决现代化课题。

   而在当今的全球经济时段,美国分权制衡的联邦制度却成了它克服空间割裂的重大障碍。“圣经地带”(Bible Belt)长期被基督教基要派控制,反科学教育盛行;南部各州为抵制民权运动在治安、教育、社会平等诸多问题上宣扬地方自治,将终结种族隔离制度斥之为“自由派知识精英阴谋”,由此形成对历史的扭曲解读;里根当政时期在“新联邦主义”的旗帜下推行权力下放,保守右翼虽然无力改变全国范围内的平权趋势,但在其可以控制的地方权力范围内,借生育权、性少数群体平等一类的争议话题渲染恐惧感,由此形成反智话语体系。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并无自上而下推行统一教育标准的权力,基础科学知识、基本公民常识、社会共识底线在近半个世纪里已无法深入内陆保守地带。教育落后、缺乏人力资本基础使这些地区无力跟上全球经济时代的步伐,被全球时代抛弃的怨愤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的文化保守心态,由此形成的“落后—抵抗”闭环很难被打破。因此,新世纪的美国进步政治很难像百年前那样形成全国性的草根大联合。

其二,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信息技术时代已经由平等赋权的第一阶段转入长尾效应显著的第二阶段,其分界点可以粗略地定在2008—2012年。在这几年中,智能手机迅速流行,社交网络改变了大众沟通渠道。如果说前一阶段的技术变革更鼓励社会政治跨越边界的交流、对话、碰撞;到了后一阶段各种少数边缘群体的聚合与自闭则成为普遍现象,由此造成的信息隔绝、社群互斥、主流共识难以推广等问题使得大众舆论场碎片化,也改变了政治对话的规则。如美国媒体人士福尔(Franklin Foer)指出的,脸书公司(Facebook)等科技独角兽秉持的算法以简单关联性替代因果关系论证,将真正的思想和逻辑排除在求知过程之外,其影响可谓立竿见影。慎思明辨、真知灼见的影响力被削弱,自封的民粹领袖反而得以用简单话术煽动少数群体的狂热,再依靠技术塑造的封闭舆论空间维护他们的强势臆想。百年前进步时代引领美国基层民众的思想者在当今的舆论环境中很可能会在萨姆纳(William Sumn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口号声中败下阵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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