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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四新:三纲说的来源、形成与异化

更新时间:2021-12-22 16:12:07
作者: 丁四新  
这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构造位分伦理学时所必然面对的基本矛盾。这两种矛盾融合在历史实际中,位分伦理学因此即难以避免历史的局限性。

   关于六位、六德、六职三个版块之间的关系,竹书《六德》篇说:“既有夫六位也,以任此【六职】也。六职既分,以裕六德。”(简9-10)“任”,担任、承担。“裕”,充裕、充足。《说文·衣部》曰:“裕,衣物饶也。”竹书用其引申义。这三句话阐明了六位、六职和六德三者的关系:六位是本,六职是用;有此位则有此职,位职相配;处于此位则应当承担和履行此职。六德与六位、六职相应,六德是对于六位的德行规范和要求,其关键落实在六职的道德实践层面上。反观之,处位或居位的合理性即体现在六职的伦理实践上,并通过此伦理实践以充实和完成其相应的德行规定,此即所谓成德的问题。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位分伦理的德行实践或道德实践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成就伦理上的位分人格。位分伦理学所说的位分人格包括两重:一重是位分人格的自身成就,即所谓“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此六者各行其职,而狱讼蔑由作也”(简23-24、简35-36);另一重是成就君子人格。从位分伦理学的逻辑来看,君子人格的成就是建立在此六位人格的全部成就上的,一位的人格不成,即不能成就所谓君子的人格。设若舜不能“弃天下如敝屣”“窃负而逃”(《孟子·尽心上》),做到“子子”一项,那么即使他完美地履行了天子的责任(“君君”),也不能称之为儒家的君子或圣人。君子的人格与六位的人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君子人格是对于六位人格的综合和提高。同时,我们看到,竹书《六德》篇为君子人格的定义及其成就开辟了一条新的维度和有效途径。竹书《六德》篇曰:“君子言信焉尔,言诚焉尔,故外内皆得也。”(简36-37)所谓“言信”“言诚”,皆从修身而言。言行相合谓之信,身心真实无妄谓之诚。此处的“外内”,以亲疏关系或门内门外言之。“得”者,得其所宜,既得其本然,又得其应然。如果身不修,修之不诚,言行不信,则会“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简37-38),会导致混乱、虚伪的伦理局面和结果。

   综合起来看,郭店简《六德》篇的六位说是一套完整的位分伦理学思想体系,它由六位、六职和六德三个版块组成,既深刻又具体,既系统又完备。而因此竹书《六德》篇堪称中国伦理学史上的鸿篇巨制,它弥补了中国传统伦理学史上的一个理论空白,同时为孔子本人的类似思想找到了可靠出处,故此篇的思想价值和理论意义十分巨大。对比所谓三纲说,竹书《六德》篇所谓夫妇、父子、君臣的三对六位结构即与之高度相似。据此,笔者推断,六位说应当是三纲说的第一个阶段。当然,个别学者囿于成见,漠视竹书《六德》篇的思想价值和意义,而不能正视其与三纲说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二)郭店简《六德》篇的三大法说与《成之闻之》篇的天常说

   实际上,六位说与三纲说的同一性关系,在竹书《六德》篇中有更直接的表达,这即是《六德》将“六位”又直接称为“大法三”。而“大法三”,换言之,即为“三大法”。竹书《六德》篇第44-46号简曰:

   凡君子所以立身大法三,其绎之也六,其衍十又二。三者通,言行皆通;三者不通,非言行也。三者皆通,然后是也。三者,君子所生与之立,死与之敝也。

   所谓“君子所以立身大法三”,即将六位合并为三对伦理关系来看待,竹书“男女别生焉,父子亲生焉,君臣义生焉”(简33-34)即是此意。《尔雅·释诂上》曰:“法,常也。”又曰:“范,常也……法也。”“法”即常理、常范义。“大法”,即大常、洪范之义,与“纲常”一词同义。“三大法”也即是“三大伦”之义。“伦”,义为伦常。

   所谓“其绎之也六”,指夫妇、父子、君臣的“三大法”演绎为夫、妇、父、子、君、臣六位。所谓“其衍十又二”,指在六位的基础上六种位分人格的完成,即竹书所谓“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简35)十二字者是也。从三大法到六位,从六位到十二字位分人格的成就,可以看出《六德》是以“三大法”为根本和关键的。竹书一曰:“三者通,言行皆通。”二曰:“三者,君子所生与之立,死与之敝也。”由此足见“三大法”的重要了!

   “三大法”与“六位”相对,表明了夫妇、父子、君臣三大法的关键在于其相对、相关和相合之义。这即是说,在其意义域中,“夫”不能离绝“妇”,“妇”亦不能离绝“夫”;“父”不能离绝“子”,“子”亦不能离绝“父”;“君”不能离绝“臣”,“臣”亦不能离绝“君”。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匹合”与“相对”,是位分伦理的大义和本根所在。因此《六德》篇为何要进一步将“六位”概括为“三大法”呢?其答案即在于此。而儒者为何后来进一步提出了“三纲”概念呢?其着眼点亦在于此。由此可知,“三纲”说的第一义乃在于其“对待”和“匹合”义,这是其全部内涵(包括历史内涵)生发和演绎的基干。

   郭店简《成之闻之》篇亦有与三大法说或六位说直接相关的内容,并且是对于三大法说或六位说进一步的肯定和提升。《成之闻之》篇曰:

   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妻之别。是故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简31-33)

   唯君子道可近求,而可远措也。昔者君子有言曰:“圣人天德。”盖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康诰》曰:“不还大戛,文王作罚,刑兹亡赦。”盖此言也,言不奉大常者,文王之刑莫重焉。是故君子慎六位以巳(嗣)天常。(简37-40)

   上引第一段简文将“六位”或“三大法”进一步肯定为天所降之“大常”,或者直接肯定为“天常”。《成之闻之》篇曰“天降大常”,此“大常”即与“大法”相应,而“大常”的概念比“大法”高一层,因为它是由最高存在者“天”所降生的。“大法”以“大常”为依据。“大常”存诸天地之间,而“大法”则安于人伦之中。“常”者取其确定不变之义,“法”者取其典范义,其实在简文中此二义很相近。从天到大常,从大常到大法,这是一个纵贯下落的系统,然其实体并无二致,其涵义处于不断开展的过程中。《成之闻之》篇又将“大常”称为“天常”,“大法”称为“大道”,曰:“是故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天常”即“天降大常”之省称,与“大常”同义;“大道”则与“大法”同义。引文中的“天德”,指“天常”降落在人的身心中而转生的一种普遍的道德意识。因此“天德”与“天常”这两个概念虽然有在己和在天之不同,但就其实体而言它们并无不同。

   上引第二段竹书文本主要是讲道德实践,但此道德实践是在“天常”和“六位”之间展开的。从竹书《成之闻之》来看,成就君子人格在于反己修身,而反己修身上以“天常”为根据,下以位分伦理为依托。竹书曰:“唯君子道可近求,而可远措也。”所谓“君子道”,即指成就君子人格之道。所谓“可近求”,即所谓求之于己,或求之于己在六位上的道德实践。所谓“可远措”,指远措之于天常。“远措”之义有二:一个是就实践的范围而言,另一个是就其上达天常而言。后一义当然是主要的。《成之闻之》篇最后总结道:“是故君子慎六位以巳天常。”“巳”读为“嗣”,二字均为邪母之部字。《说文·心部》曰:“慎,谨也。”“慎六位”,即谨慎地遵守六位,即以六德为伦理实践的德行要求,而努力地实践和成就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六种位分人格。“天常”通过“天德”生长和活动在人的内心,通过人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反省而维系人世间的六位伦理。而六位伦理的正当性,即直接来源于道德之终极实在的“天常”。在六位上谨慎地做功夫,以承继天常、天道,竹书认为,这就是君子的事业。

   综合起来看,上引两段竹书文本在内容上以修身成德和成就君子人格为中心;但如何修身成德和成就君子人格,则在“天常”与“六位”之间展开。很显然,“天常”与“六位”虽然有位格的差别,但是两者可以贯通。相对于《六德》篇来说,《成之闻之》篇论述了“求己”和“天降大常”之义,显示出此篇竹书的思想框架更为博大。综合这两篇竹书的内容,可知《六德》篇所说的位分伦理即是《成之闻之》篇所谓“天常”概念的落实,而《成之闻之》所说的“求己”概念,除了反省义之外,更多的是从践履六位的伦理实践角度来说的。

   (三)孔子与三大法说的关系及三大法说与三纲说的关系

   先看孔子与三大法说或六位说的关系。在郭店简中,《六德》《尊德义》《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四篇同简制,书迹出于同一手。前三篇竹书在内容和文本上都彼此关联,证据明确,故它们应当属于同一作者或同一学派的著作。笔者认为,郭店简《尊德义》篇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并为此做了充分论证,读者可参看拙文《郭店简〈尊德义〉篇是孔子本人著作》[8]。这样,《六德》《成之闻之》两篇也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如若不然,那么它们也是孔子弟子亲承师意之作,仍然表达了孔子本人的思想。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话,孔子就是三大法说或六位说的提出者了。而且事实上,据经典和史书,孔子与三大法说或六位说的关系非常密切。《论语·颜渊》篇曰: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件事,亦载于《史记·孔子世家》。据《史记·孔子世家》等书的记载,“齐景公问政”一事发生在公元前516年(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齐景公三十二年),时值孔子三十五六岁。从两人的对话情景来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话语系统在当时是古人所熟悉的,并不感觉陌生。不过,孔子面对齐景公之问竟脱口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显示出,孔子本人很可能曾经对此话语系统下了一番思索的功夫,达到了深思熟虑的地步。而从逻辑上来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以“三大法”或“六位”的伦理思想体系为背景和基础的,而“六位”又是以“三大法”为基础的。由此来看,尽管《论语·颜渊》篇及《史记·孔子世家》只记载了这一小段对话,但足以显示孔子本人是非常熟悉以“六位”或“三大法”为中心的位分伦理学说的。顺便指出,从前学者往往以《论语·颜渊》篇孔子对齐景公的这段话为所谓孔子的正名说,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是理论错置,未得孔子学说的真谛。

   如果说郭店简《六德》篇是一篇杰出的伦理学著作,是一篇关于位分伦理学的鸿篇巨制,且其与已证明为孔子本人著作的《尊德义》篇高度相关,那么它不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又会是谁人的著作呢?如此反问,可知《六德》篇最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而且是孔子的早期著作。而如果这一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孔子与三大法说或六位说就有密切关系。笔者认为,孔子不一定是六位说或三大法说的提出者,但他是六位说或三大法说的总结者及其理论的提高者。竹书《六德》篇由六位、六职、六德所组成的位分伦理学说,是孔子在总结前人及时人相关说法的基础上由他本人再加概括和系统建构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六德》篇的六位说或三大法说即是孔子的六位说或三大法说。

再看三大法说与三纲说的关系。笔者认为,三大法说是三纲说的第一阶段或其早期阶段,且三大法说是三纲说的直接来源。学者或许认为六位说不等于三纲说,这是自其异者视之。“六位”的概念建立在六个基本伦理位分之上,偏重于以单位言之;而“三纲”则是合二为一,以君臣、父子、夫妇之相对两位的组合而构成新的伦理学意涵。但我们是否能因此而将三纲说与六位说彼此隔离开来,认为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呢?这当然不能。从六位到三纲,从单位到双位,从相对单独到绝对匹合,笔者认为,其间不仅不是完全隔绝的,而且绝对匹合义其实处于相对单独义的上位,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前提。即就《六德》篇来看,此篇竹书不但论述了“六位”之每一位分的个别性含义,而且强调了其相合相匹之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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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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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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