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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更新时间:2021-12-10 09:57:17
作者: 王巍  
且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存在远距离信息交流,形成一个最早的中华文化圈。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发现了反山、瑶山等几处祭坛,祭坛上埋着数座高等级墓葬,部分规模较大的墓葬随葬象征墓主人掌控祭祀权力的玉琮、玉璧和掌握军事权力的玉石钺。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城址。城内有祭祀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出土上万件红陶杯和大量小型的人与动物的泥塑像,原始宗教色彩浓厚。在城内中部发现的肖家屋脊文化瓮棺中,出土了包括人像和凤鸟等动物形象、制作精美的玉器。这座城址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城址,说明这里可能是当时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能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三苗集团。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有数以百计高等级随葬品的大型墓葬和大量墓圹狭小且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小型墓葬,表明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严重。

  

   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引人注目。重要发掘有:1983年发现商代早期都城——河南偃师商城,为夏商王朝及其文化分界提供了界标。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两个三星堆文化晚期的祭祀坑,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铜、金、玉石、陶器,其中数十件青铜人头像和比真人大数倍的巨型青铜面具,特别是高2.6米的铜立人和高达3.5米的青铜神树等,与江西新干发现的商代晚期大墓一道,共同成为这一阶段商代考古的重大发现。陕西周原扶风和凤雏宫殿遗址、河南三门峡虢国国君墓是这一阶段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西汉杜陵、西汉南越王墓则是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陕西西安唐代大明宫和扶风法门寺地宫是唐代考古的代表性发现,宏大的规模彰显出汉唐王朝的盛世景象。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和贵族墓葬、渤海上京龙泉府和渤海贵族墓、辽金高级贵族墓、新疆尼雅和楼兰古国、青海吐蕃墓、云南石寨山滇墓等边疆地区各个时期考古发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实证。

  

   2.中国考古学团队和人才建设逐步完善

  

   1979年,我国唯一的全国性考古学团体——中国考古学会成立。考古学会通过举办学术年会、专题研讨会、区域考古工作会议等,带领全国考古工作者团结一心、砥砺前行。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工作队纷纷更名为考古研究所,人数由原来的一二十人增加到数十人乃至近百人。这些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主要承担各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同时围绕学术课题开展主动发掘,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江西海昏侯遗址等)都是由这些地方考古机构承担的。为了提高专业人才的业务水平,国家文物局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举办了数期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为提高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人才的专业水平,促进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中国考古学界的课题意识日益增强

  

   围绕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古代手工业、中外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比如,辽宁西部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地之外,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些与文明起源相关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区文明起源研究。在夏鼐、苏秉琦等先生的引领下,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掀起高潮。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古国、方国、帝国”等理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苏秉琦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对建立和完善全国各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4.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领域的应用取得显著进步

  

   考古测年、物质结构与化学成分分析、古代动植物、金属、玉石、陶瓷的原料产地和制作工艺技术研究,古环境、古人骨研究、古代环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等各种自然科学技术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集中了十多个学科的100多位学者,围绕夏商周王朝的年代及相关历史问题开展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意义十分深远。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技术也取得长足进步,漆木器、纺织品、竹简、壁画等大量易损文物被成功提取和有效保护。

  

   5.中国考古学的国际交流日益活跃

  

   先后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数十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调查与发掘。不仅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使国际考古学界逐渐了解中国考古学。

  

   (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考古不断重视,考古学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重要考古发现成果丰硕

  

   中原和华南等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与周口店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在石器制作工艺方面的一脉相承,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观点提供了重要证据。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和最近发现的桥头遗址,发现距今10000—9000年的稻作遗存和定居村落。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发现距今10000—9000年的栽培粟和黍。世界最早的稻、粟、黍的发现表明,这几种农作物都是中华先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在探源工程的推动下,一批重要的考古遗址被发掘。2006年,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发现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巨型古城。近十年,又在内城之外确认了外城,面积达630万平方米。2015年,在古城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带发现了长五公里、由多条水坝构成的巨型防洪堤坝。该文化分布遍及长江下游地区,反映了当时在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了以良渚古城为都城,苏南、浙北和上海各地有区域性中心的早期国家,进入邦国文明的社会。在湖北天门石家河中部,发现了修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谭家岭古城,并发现了距今约4000年“肖家屋基文化”时期的瓮棺葬,出土了数十件制作十分精美的玉器。说明这里可能是距今4700-4000年期间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能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三苗集团的中心。在陶寺遗址发现距今4300-4000年、面积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古城。在城内东北部发现了迄今黄河中游地区年代最早的宫城。城内发现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的基础,宫殿的屋顶用瓦、室内墙壁施彩绘装饰。在陶寺遗址南部,还发现了观测天象、决定农时节气的观象台,是世界上能够确认的年代最早的观象台。陶寺遗址的位置、年代、文化面貌和观测天象的设施,都与文献记载中尧的都城——平阳十分吻合,很可能是尧都平阳。在陕西北部榆林神木石峁城址发现了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大型山城,城墙上修建有马面和角楼,防御色彩浓厚。城的中心部位是人工修建的高十几米的大型宫城——皇城台。它的周围有数层高大的围墙环绕,台上有宫殿基址和广场,出土了浮雕和圆雕手法雕刻,与青铜器纹饰具有相近之处的兽面纹图像,还出土了十余件大型陶鹰和口簧以及数以万计的骨针。石峁古城所在的陕北高原还发现多座同时期的石城址。这一集团是一个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北方强大古国。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宫城和多座宫殿遗址,具有中轴线和前后几进院落的宫室制度以及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二里头文化时期发明了青铜容器群和由戈、璋、刀构成的玉礼器群。这些礼器影响所及,南达华南地区,北抵华北地区,东到沿海地区,西至甘青地区。这一阶段,殷墟洹河北岸发现了年代早于殷墟的洹北商城。在陕西周原展开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发现了西周时期大型城址、道路和宗庙。在金沙遗址发掘了古蜀国高等级祭祀遗址。秦始皇陵园考古、汉阳陵考古、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扬州城、汉代和唐代帝陵考古、海昏侯墓,曹操墓、隋炀帝墓、青海热水吐蕃大墓、渤海上京、辽上京和辽陵考古、金代和元代都城的发掘以及金代在长白山设置的祭山遗址的发掘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2.国家重点项目陆续开展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其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的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十一五”至“十三五”科技支撑项目。该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主要承担单位,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多所大学的70多个单位,考古学、古代史、古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医学、分子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遥感、天文学、地质学、冶金学、计算机科学等近20个一级学科的400位专家学者参加,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研究古代文明的大型综合研究项目,推动了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相关的重要遗址和区域考古工作的开展。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的几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及其周边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相互交流,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工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文明观,提出了通过考古遗存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观点;提出了距今5000年前后,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提出了从距今5500年开始,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一个交流互动圈,形成对龙的崇拜,出现以具有各地特色的某几类珍贵物品(多为精美玉器)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发现距今4500年前后,西亚地区发明的小麦、黄牛、绵羊和冶金术相继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并很快融入中华文化系统中,与此同时,华北地区发明的粟和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地区传播。中华大地各个区域文明之间以及与域外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2018年,“考古中国”项目的启动推动了一批考古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考古中国”这一大型考古框架由国家文物局提出,支持各地区积极实施田野考古工作。其中,中原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黄河下游、辽河流域等地区的围绕本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已经被纳入项目中。“考古中国”有力推动了各地区考古工作者的课题意识,增强了考古发掘工作的学术性。

  

   3.考古机构与专业队伍不断壮大

  

2013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产生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先后组建了20多个专业委员会。8年来,各委员会积极主动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充分发挥了中国考古学会团结引领全国考古学界、推动考古研究的作用。同时,国家级、省级和市级考古研究机构不断建设发展,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专业队伍,建构起学科分支齐全、科研手段丰富、科研装备先进、学术视野广阔、理念方法成熟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各省都成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十几个省会城市和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非省会地级城市也纷纷建立考古研究所或研究院。此外,涌现出一批专业从事考古钻探的公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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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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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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