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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静蓉:数字时代中的国家记忆危机及其未来

更新时间:2021-11-24 14:32:13
作者: 赵静蓉  
再到网络云存储,以致现在基于抽象的数据来计算和生成记忆,我们的生活早已与数据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言以蔽之,在新媒体、融媒体“王道天下”,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今天,包括国家记忆在内的一切记忆研究都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改变。

  

   关于数字时代的记忆或数字时代与记忆的关系研究,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第一,记忆与遗忘的关系。数据化生存赋予人类的最大便利就是数据可以完全替代人脑记忆,信息技术一方面把人类的骄傲和地位越捧越高,另一方面又使人类的生理机能越来越简单,人类全面而完整的身体越来越退化为某个器官或某种功能,就像最初我们把数码相机戏称为“傻瓜相机”一样,现在我们的身体也几乎被分解成了“金手指”“眼睛”或“脸”,只要我们点击鼠标、注视屏幕或者刷脸,就可以进入某个界面,获取我们想要的资讯。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强记忆”的时代。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想要记住”唾手可得,所以存储和记忆反而变成了一个低成本的行为,就像“信息爆炸”所诠释的那样,在数字时代中记忆生产如此便捷,人类过度依赖于技术和网络,以致数字技术大有取代人类本身而成为记忆主体的可能。由此我们又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强遗忘”的时代。处身其中,我们不得不面临记忆与遗忘愈演愈烈的斗争,而且不得不在海量般的数据面前进行筛选和取舍。从根本上讲,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已经构成了数据的核心矛盾,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认为,遗忘本来是人的天性,但在数字时代,这一天性被反转了。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平衡被数据打破了,我们早就习惯了把记忆交给数字存储器,因此导致了遗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为常态。舍恩伯格(Schnberger)创作了《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一书,就是要号召人类在大数据时代记住“遗忘的美德”,从而确保人类不会失去人性化的生活与行动。

  

   第二,隐私、网络暴力和正义的问题。隐私研究由来已久,作为一个概念,它与个人主义的产生及中产阶层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Bart and Avivade,eds 25),它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是公民个体安全感及个体权利的基本保障。在传统社会中,隐私往往与真实的实物联系在一起,比如一个密闭的空间、一栋隐藏的建筑、一本带锁的日记、一封绝密信件等。但在数字时代,隐私则被数据化了。这不仅使隐私变得越来越抽象,也使隐私越来越“透明”。今天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更易于在网络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其被分享信息的私密程度及其有可能关涉的个体生活的广度甚至成了网络判断它是否有价值的主要依据。换句话说,越隐私就越值得被公开,越隐私,信息主体的公众知名度就越高。所以说,当我们的信息或以主动的形式被展现,或因被动采集而得以社会化时,我们的隐私就被分门别类,成了某种“公开的秘密”,即可被共享的公共性知识和信息,而后作为“档案”,以数据的形式最终存留在网络空间里。

  

   显而易见,没有谁能保证我们的信息绝对安全,官方可以以正当的理由(比如国家安全)浏览这些信息,商业和市场也有可能基于利益需求调用他们掌握到的私密信息进行数据分析,更不要说还有为竞争而开展的种种“信息战争”。因是之故,信息滥用和信息泄露就成了数字时代中不可避免的现实因素。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梳理了2020年上半年度在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数据泄露事件,国内的有中国电信超2亿条用户信息被卖,微博5.38亿用户数据在“暗网”出售,青岛胶州中心医院6千余人就诊名单被泄露,多地数千高校学生隐私遭泄露,江苏南通等地5000多万条个人信息在“暗网”被倒卖等;国外的有远程访问协议Telnet密码泄露事件,以色列640万选民数据遭泄露,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云泄露4.4亿条邮箱记录,国泰航空泄露940万乘客资料,某英国安全公司云泄露50亿条安全记录,2.67亿个Facebook账户信息在“暗网”出售,印尼电商9000万账号信息在“暗网”售卖,WordPress数百万网站数据库遭到窃取等。②这些数据触目惊心,并揭示出大数据、互联网、5G这些为人类发展带来无限机遇的“技术福利”之险恶、狡诈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当今时代已经增生并且发展壮大出了一种新的暴力形式和新的数字伦理,即网络暴力和“无边界正义”。

  

   罗譞指出:“网络暴力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权力关系的实践,内含着一种微观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由网民自我赋权而成,并通过道德话语的生产而合法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结构。被施暴者在不断的道德批判中被纳入到了这个权力结构之中,继而被剥夺了其本应具有的‘数字生存权’,成了一个不受任何权力保护的‘数字赤裸生命’。而个体丧失所有数字生存权利,变成‘数字赤裸生命’的过程正是其走向‘数字性死亡’的过程。”(罗譞151)隐私受到侵犯并不必然导致网络暴力,但网络暴力一定包含隐私受损,我们几乎可以把隐私受损视为网络暴力的标志性特征。在克里斯琴斯(Clifford Christians)那里,这其实就是一种非正义。克里斯琴斯所理解的正义是“美好生活的关键概念”,是“新媒体的核心道德规范”(克里斯琴斯98-102)。在数字时代,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正义论,即所谓“无边界正义”。“无边界正义”的提法是对完全以技术来理解生活的矫正和补充,因为网络世界是无边界的,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生存语境。一方面,数字化生存意味着全球性会通与交流愈益可能;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越来越少的人际互动。在数字主导的社会中,技术被当作异于人性的工具、机器和产品,“道德目的输给了技术卓越的要求”,“道德承诺牺牲于先进的技术”(99-100),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让位于技术扩张及其所追求的利润理想,因此传统的正义也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无法用于理解数字时代的美好生活。我们必须在人类价值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正义观念,把对正义的要求从国家主义转向世界,因此它还“需要艺术、音乐、历史、哲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帮助”(100-101)。

  

   隐私——暴力——正义,这三者隐约建构了数字时代的新记忆伦理。其核心其实还是数据与技术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似乎回到了记忆最原初的功能问题上,也即记忆就是“痕迹”。在理想的现实生活中,我们需要发声,需要留下我们的痕迹,需要被关注被认可;但同时,我们也拥有“被遗忘”的权利,拥有选择生存方式的自由。但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记忆之痕”往往不是中立的,甚至不是自主能动的,尤其在数字时代里,数据与技术已经完全渗透到了我们的存在无意识中,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本能。

  

   三、国家记忆的危机与未来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国家记忆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其目的就是要验证国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塑造为全体国民所共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信念,从而增强其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而,它本身也是国家政治治理的文化手段和重要构成,它为国家建构及其制度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必要而关键的基础。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谈到国家建构时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过,制度能力是国家建构问题的核心,制度供给涉及国家概念中的四个方面,分别是组织的设计和管理、政治体系设计、合法性基础、文化和结构因素(福山23)。对照来看,国家记忆发挥其功能显然主要是在后两个领域展开。因为国家记忆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国家对自身历史的解释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知识生产,它必然要与国家政治统治之来源的合法性及有效性发生密切关联。当然,国家记忆并不等于国家历史。相对于唯一的、单向的、不可重复且不可更改的国家历史而言,国家记忆更强调对历史的“解释和知识生产”。国家历史是本质的,国家记忆则是一种重塑机制,是建构的。借用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对“新史学”的论述来看,“构成社会、政治环境的国家,以及有着历史经历的社群或者代代繁衍的群落,都会根据不同的用途来建立各自的档案,从而形成了记忆”(勒高夫109)。国家历史是国家记忆形成并施加作用的基础场域,后者可谓“历史的历史”。具体而言,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原则和制度效果而言,通过对合法性基础的强化,对文化价值体系和体制结构的规范,国家记忆的建构也得以具备了多重价值和影响。其一,决定了国家能力或制度能力的大小;其二,使国家对内能够保证民众的安全感和生存发展权,对外能建立良好的外交形象和国际关系;其三,决定了国家是否能成为福山意义上的“强国家”,拥有“制定并实施政策”的能力和“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福山7)。总而言之,国家记忆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未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强国家不见得是合法性稳固的国家,但反过来说,合法性稳固必然有利于形成强国家。而国家记忆正是构成合法性的重要条件之一。它是“国家构建的艺术”,“无论如何,国家构建的艺术将成为国家力量的关键要素,其重要程度决不逊于动用传统的军事力量来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116)。

  

   在数字时代,国家记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的危机或问题同样彰明较著,大致来说,它主要面临着如下两个问题。

  

   首先,怎么处理对记忆的选择问题?国家记忆关涉到国家对过去的解释、对现实的界定和对未来的规划,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国家记忆也会呈现出变动不居的“流动性”样态。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

  

   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了解,不管这种了解根据他的目标、力量和需求,是通过纪念的、怀古的,还是批判的历史而取得的。这种需要不是那些只旁观生活的单纯的思考者的需要,也不是少数渴望知识且只对知识感到满足的人的需要,它总是生活目标的一个参考,并处于其绝对的统治和指导之下。这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与历史之间的天然联系。饥渴是它的源泉,需求是它的准则,内在的可塑力则规定了它的限度。只有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未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尼采27)

  

   国家记忆作为一种知识生产,不可回避地要面临知识来源及其合法性的问题。而在数字时代,因为记忆常常被数据化,从而被转化为信息储存在网络空间里,更因为当今全新的媒介生态对记忆无所不在的塑造,与其相关的筛选和判断问题就尤其突出。

  

比如说,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异常生动的线上“记忆之场”。“维基”这个概念的创始人,美国计算机程序员沃德·坎宁汉(Ward Cunningham)和他的合作者波·留夫(Bo Leuf)对维基有一个基本的规定,即“维基本质上是民主的——每一个使用者都与其他使用者拥有同样的权力”③(桑斯坦161)。的确,维基是一个允许任何使用者编写、删除、修正和重写内容的网站。而维基百科则是以此网站为平台的百科全书,它同样允许任何人参与到任何一个条目的编辑中来。据统计,维基百科每小时被修改数百次,每天要添加七百多篇文章,而与传统大相径庭的是,没有哪个作者会把自己当作某一条目的固定作者,即刻判断哪个版本的条目是标准或范本也不可能。在维基百科上寻找“正典”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且即便有专家的参与也未必就能如愿。因为“维基百科部分是一种协商论坛,由异议者给出理由,同时也是伴随着异议的协商‘场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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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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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202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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