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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文化主体性:一个虚构的焦虑?

更新时间:2021-11-21 23:37:08
作者: 周濂 (进入专栏)  
引发主张西化的法理派与倾慕传统的礼教派的激烈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法理派代表人物沈家本每每使用“此最为外人着眼之处”的表述,这句话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它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老外就会对我们指指点点,他们就会认为我们落后、蛮荒、不文明。这种对于外人的眼光和评价过分在意的心理恰恰是不自信的体现。梁治平在《礼教与法律》一书中,借用“为承认而斗争”这个表述来形容时人的焦虑。“这场争取承认的斗争是发生在东方衰败的传统帝国与西方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因此,对于前者而言,要求承认意味的,就是痛苦的学习、适应和改造过程。换言之,承认带来的,恰好不是同一性的肯定和扩展,而毋宁是自我否定,是其同一性的逐步消解。”换言之,积弱多年的大清王朝为了赢得列强的承认,不得不在政治、制度、文化各个方面改弦易辙,不惜易容或者整容,甚至如哪吒一般剔骨削肉、再造真身。如梁治平所言,清末立宪和法律移植具有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是“导致中国社会‘文化上自我理解’的改变”。尤为可悲的是,“要求承认所获得的,很可能不是主体自我认同的确立,而是其弱化、改变乃至丧失。实际上,围绕清末法律改革发生的种种争论,根本上是出于此种因文化认同而产生的焦虑”。

   但是问题在于,作为整体的文化、民族、种族和国家在“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中,往往会导致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后果,个人自由即使有价值,那也只是作为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工具性价值而得到肯定。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指出,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自以为在为消极自由而努力,其实却“更紧密地与团结友爱、相互理解、平等结合的需要等所有被称为社会自由的东西相关联”。吊诡的是,这种需求属于“人类深刻的需要”,因此人们会“充满激情地为之奋斗”,这种相互承认并且融为一体的感觉,导致他们宁可忍受本族的野蛮统治,也不愿接受外族的开明统治。此时个人独立与自由就被群体或社会整体的独立与解放取代,这会造成一个非常奇特的结果:一方面人们“屈服于寡头或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又声称这种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解放了他们。

   与此相对,第二种“为承认而斗争”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的个体和个体之间,或者群体和群体之间。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同样借用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来阐释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是由人们寻求承认的需要推动的。这种对承认的需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历史上的各种制度,比如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共产主义制度、法西斯制度等,它们也包含某种意义上的承认的形式,但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造成了推动历史演变的各种矛盾,进而推动了制度的更新、变迁和发展。为什么自由民主制之前的所有制度下的承认都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奴隶主对奴隶、君主对臣民需要的承认,要远远大于后者需要的承认。这种不均衡性导致了社会矛盾。只有在理性的、平等的、互惠的个体之间达成的承认,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有生命力的承认。

   自由民主制下实现的相互承认首先要求每一个个体有充分的自觉,对自己的身份有明晰的反思和认同。我不知道历史是否真的会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但是它设想的基于自由平等的个体之间的相互承认,无疑是令人向往和值得为之奋斗的道德理想。

   四、个人的主体性:一个真实的焦虑!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说“文化主体性”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并不是说文化本身是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文化是有意义的,主体性也是有意义的,但把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则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主体性这个词是外来词,它在西方哲学中的本义,就是在强调一个有感知、有反思能力的个体行动者。文化本身既不能反思也不能行动,所以我才说“文化主体性”、“文化自觉”这些表述,只是听起来好像很张牙舞爪,其实却毫无意义。作为严肃的学者,应该放弃使用这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超级大词。但我认为“文化认同”这个说法是有意义的。因为文化认同的提法,其实隐含了具体的个人对于抽象文化的身份认同。

   关于个体认同和个人的主体性,我认为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理解。按照洛伦·洛马斯基(LorenLomasky)的观点,个体是“筹划的追求者”(projectpursuer),正是对筹划的承诺,构成了个体长时段的身份认同。具体说来,它有两个特点:第一,“筹划追寻者”的身份认同不是内在被给予的属性,而是由确认自我与目标之关联的行动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个体的身份认同不是先天拥有的,而是后天赢得的。第二,个体的身份认同不是帕菲特(DerekParfit)说的“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关系,而是更接近于帕菲特说的心理学上的连续性和关联性的关系,既包括人之一生的时间阶段也包括多少的程度变化。这意味着作为筹划的追求者,个人会对自己的一生作出筹划和展望,正是这个筹划和展望决定了你是谁。但是与此同时,在漫长的一生中,个人会调整、修订甚至更改自己的筹划,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你变得不像你自己了。”洛马斯基认为这句话不是矛盾也不是修辞,而是表达出一种确信:一个人的本性的基本组成部分就在于他所接受的成为他所是的那个人的目标。洛马斯基把人刻画成筹划的追求者,与罗尔斯关于“人的两种道德能力”以及约翰·托马西(JohnTomasi)关于人是“负责任的自我创制者”(responsibleself-authorship)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给出了一个非本质主义的“人之理想”(theidealofperson)的理解;这种关于“人之理想”的理解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性论,而是一种语境化的、历史的以及政治的“人的理解”。

   刘再复说:“康梁时代是‘民族一国家’意识的觉醒,‘五四’则是‘人一个体’意识的觉醒,之后还有‘阶级’意识的觉醒。三者形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流。”回首百年中国史,不仅“救亡压倒了启蒙”,而且“平等压倒了自由”,前者意味着“民族一国家”意识的觉醒压倒了“人一个体”意识的觉醒,后者意味着“阶级”意识压倒了“人一个体”意识。毫不夸张地说,直至今日,中国仍旧没有确立起哲学意义上的个体观念,也没有出现社会学意义上的真正的个体。

   个体认同的构建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但无论其答案是什么,相比所谓的“文化主体性”以及“文化自觉”这些“虚假”的焦虑,个体认同与个人主体性毫无疑问才是“真实”的焦虑。

   最后我想用两个思想实验的例子结束本文。在《正义诸元素》一书中,戴维·施密茨分别探讨了电车案例和医院案例。电车案例的内容是,一辆电车在行驶途中失控,前方有两条轨道,一条上面有一个人在走,另一条有五个人在走,请问电车应该选择哪条轨道?医院案例的内容是,一个健康的人路过医院的急诊室,里面躺了五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此时医生面临一个选择,他是否应该杀死这个健康的人,用他的器官去拯救那五个人?施密茨认为,虽然多数人在电车案例中选择牺牲那一个人,但在医院案例中却不同意医生杀死那一个健康的人,哪怕这可以拯救更多的人。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电车案例告诉我们“数量”的重要性;而医院案例告诉我们有时候重要的是“能够相信别人把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来尊重”。显然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严肃认真地对待权利以及独立的人格,我们就不能获得正义。

   施密茨曾经和前苏联的学者讨论过电车案例,当他介绍完这个案例的大概情节之后,前苏联的学者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一定会有别的解决方案。”施密茨回答说:“请关注案例背后要讨论的观点,而不要想着去修改案例情节。”前苏联的学者们又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我们理解,我们以前也听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被告知,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我们被告知没有别的方法。但我们被告知的这些都是谎言。永远都有别的方法!”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个体自觉和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只可能通过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才能真正实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就要坚定地告诉他们——不,永远都有别的方法!

  

   本文选自《知识分子论丛》2016年第1期,文章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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