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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隐士的哲学

更新时间:2021-11-17 21:42:39
作者: 王博 (进入专栏)  
完全离开这个污泥,来做到不被污泥所污染,但是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却破坏了另外的一些东西,“而乱大伦”。我们中国人讲人伦,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人选择过伯夷叔齐那样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这两种关系,这确实是隐者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刚才提到,他们有两个困境,一个是他们自己的道德困境,另一个就是生存困境,他们必须要面对这两个困境,给它们一个解决。怎么解决?那么好,这时候有另一个人,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隐士的一个代表,他就是庄子,他就是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庄子很清楚的意识到像伯夷叔齐这样的避世型的隐士所面临的困境。所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化解这个困境。他是怎么来化解这个困境的呢?化解的惟一办法就是我们承认,这些东西是无论任何人都应该遵守的。不论你是做一个游士也好,做一个一般的仁人志士也好,甚至是做一个隐士也好,你首先都要遵守这样一些大伦,你要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也曾经讲过一段话“天下有大戒二”,天下有两个最重要的,像命运一样的东西,一个是“命”,一个是“义”。什么是“命”?这个“命”就是父子关系,“子之爱亲”,儿子侍奉或者孝顺父母亲,这是“命也,不可解于心”,就是讲这是你自己心里永远不能解开的一个结,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义”当然就是指另外一种关系,君臣的关系,“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也就是说不论你逃到什么地方,都有一个君主,就像《诗经》上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使你逃到了首阳山,那个地方也是属于周天子的,事实上你仍然是在他的地盘上生活。所以他说这个君臣关系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很清楚这一点,这是无所逃的,你想要逃,可是你逃不掉,只要你生活在天地之间,你必须要面对这种关系。这样的话,当庄子以“命”和“义”的形式来肯定君臣和父子关系的时候,事实上,他就已经给隐士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可以不避到山林里面去,因为山林里面是没有君臣和父子关系的,你可以在人群里面实现你的目的,也就是隐居的目的。

   对于庄子来说,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同时还可以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不必是像伯夷叔齐那样,仅仅来自于食物的匮乏,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恶劣。对伯夷叔齐这一类型的隐者来说,他们因为这种逃避到山林里去的生活方式,而带来了一些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于人群,来自于政治权力,来自于社会的威胁。这个威胁就是人为的,让他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险恶。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战国策》里提到一个人,这个人是齐国国君的弟弟,在思想史上很多人把他归为道家。我们知道道家里有很多隐士。《荀子》里曾经提到过他的名字,就是叫陈仲,陈就是田,我们知道齐国的国君姓田,是从陈国去的。这个人就是想做一个隐士,大概是想向伯夷叔齐学习吧,他就躲到一个山里面去生活。可是毕竟他身份不一样,战国的时候和殷周之际也不一样,当他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他,而且很多人都想效仿他,跟着他去生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人显然得不到政治权力的眷顾,不要说眷顾,就是喜欢也得不到。所以以前法家韩非一直批评儒家,认为如果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去做的话,国君如果信奉儒家的观念的话,就没有人替国君去打仗了。譬如说“孝”,如果人人都要做孝子的话,“父母在,不远游”,要在家里侍奉父母,说如果我死了的话,双亲怎么办,韩非就说,如果所有的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谁来替国君打仗呢?所以他很清楚的告诉那些君主,那些信奉儒家学说的人,对于你的权力和政治秩序的巩固是没有用的,不仅没有用,而且是有害的。那么同样的,像这样一些隐士,比如陈仲和伯夷叔齐这样的类型,他们的存在,事实上对政治权力本身也是没有好处的。为什么?他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典型,和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逃避一定的政治秩序的这样一种典型。我们可以想象后来的佛教,佛教让人要出家,出家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出家就不用去服劳役,也不用服兵役,对整个社会的秩序,对国君的利益会有很大的损害。这是一样的。像这样一种人,他们确实会对国家起到一种不利的作用。我记得当时齐国国君的一个长辈,一个女性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把他杀掉,这种人你还留着他干什么?所以,这种类型的隐士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比起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来说,要更加突出一些。不仅是那时候的自然威胁了,也许自然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人为的威胁出现了,而且变得非常的突出。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出现了。什么矛盾?对于这些隐士来说,他们原本的想法是要逃避这个世界,和这个世俗社会作一个隔离。可是当他们选择这么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就是他们恰恰成为最显眼的人。我们可以想一下,一个和别人格格不入的人,觉得大家都太俗了,非常势利,每天追求的是功名利禄,而他自己就不一样。那么这种人的话,应该说在一个群体里面,或者对其他人群来说,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这种特殊,一方面又让他原本隐的初衷发生了变化。本来是想隐的,可是现在变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东西,由隐到显,他本来想做一个隐士,可是恰恰相反他变成一个显士。这种“显”让自己变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人物,同时让自己的生活环境变得更不安全,那么他的生存困境就变得更明显。对庄子来说,很明显他是了解到了,或者说很清楚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要想办法解决。

   这个解决方案在他对命和义的肯定当中,已经露出了一些端倪。什么端倪呢?就是他是希望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在人群里面可以来实现他隐居的愿望。我们知道庄子是一个隐士,根据史书的记载,楚王曾经想聘庄子做相,可是庄子拒绝了。那么在庄子的生活和思想里面,他也和早期的隐者一样,他也有一个很明显的界线,就是这个清和浊的界线。这个界线,对于庄子来说,对于伯夷叔齐和孔子时候的一些人来说都有,这是他们的共同点,这也是所有隐士的共同点。但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前提,并不妨碍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你可以选择一种不同的隐居的方式。我们说对庄子来说,他很不喜欢,或者说他由于看到了那种避世型的隐士的困境,所以他选择了隐居于人群中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庄子就由这种隐居方式,开辟出一种新的隐士类型。那么这种类型的话,他怎么样在把自己的形体置身于人群或者说社会里的同时,来保持自己和世俗社会的一种区分呢?当然,你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落脚点,这个就是庄子所作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区分,就是心和形的区分,就是心灵和形体。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心和形两个方面,心和形是不一样的。古人常常说,心和形有不同的来源,心是来源于天的,形是来源于地的。这种区分就注定了人可以成为一个分裂的人,没有关系,你可以心灵有心灵的生活,形体有形体的生活,也可以说这个区别完全是形而上的。那么对于庄子来说,他首先认为像伯夷叔齐这样避世型的隐者,其实他们选择的是一种形体的隐居的方式,一种形隐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想让自己的形体消失,想让自己的形体消失在世界里面,不和别人发生接触。好比是刚才讲的小孩的捉迷藏的游戏,他让自己的形体消失了。可是庄子不一样,庄子由于意识到形隐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困境,他选择的是一种所谓“心隐”的方式。这种心隐就是说,我的形体可以不隐藏,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每天和别人一样吃喝玩乐,可是我的心是特别的,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但是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当你选择形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同时还要保持一个非常清楚的区分,就是你和世俗的道德、政治权力、价值观念等等方面的区分。你怎么样来保持?当然你可以说,我在心里就可以保持,可是你在心里的一种保持,怎么样又可以表现在形体方面?这就是说,当你选择心隐的时候,你的心对形还有一种要求,来自于隐的一个要求,这是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让你要坚持某些东西,要坚持一种区分,比如说清和浊的区分,你要不和世俗的社会同流合污。但是同时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你一个人是一个有形体的存在,你生活在人群和社会里的,你为了一种生存的需要,你需要和这个群体作出某种妥协。

   我们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来自于心对形的要坚持某些东西的要求,另一个就是形体要在这个社会里面生存的话,必须要和这个群体,这个社会作出某种妥协的需要。那么这两个需要之间你怎么找到一种平衡,对庄子来说,他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方式呢?可以说是一种忘形的方式,或者说有点接近于放浪形骸。《庄子》里面说过一句话“形莫若就”,对形体来说最好的办法大概是“就”,也就是随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我就怎么样,它是这样,我就这样,它是那样,我就那样。在我们刚才讲的平衡里面,他似乎是倾向于这样一个方面。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他还有一个说法,“就不欲入”,就和入是不一样的。入的话就是说你进入了,进入就是说你的形体完全投入到这个世界中去了,入当然就不是隐,和隐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又不是完全的出,如果出的话,就变成了那种避世型的隐士。“就”就是在出和入之间的这样一个类型,这样一个类型在庄子看来,就是在刚才我讲的两个方面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一种方式。庄子给他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很多理由,如果我们读《庄子》,我们会发现很多对形体非常不在乎的理由,如果读《齐物论》的话,他对万物形体的区别完全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比如说大小,泰山很大,秋毫很小,可是他无所谓,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这个其实就是给他那种忘形的生活寻找一种依据。那么这种生活也恰恰可以衬托出人作为一种有形的存在,他的无可奈何的一面,因为你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话,你必须要遵守某些东西,而且你必须要让自己的形体不受伤害,这样才能生存下来。生存为体的确是很重要的,这是早期隐士遗留给庄子的问题,庄子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一个解决。

   形体遗忘之后,庄子就把自己对于隐的追求,主要放在心上面了,庄子希望可以通过一种心的自己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心的自主,来显示出自己作为一个隐者和这个社会的区别。我们读《庄子》,可以看到里面很多关于心的论述,心是可以独立的,但是形是不可以的。形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存在,可是心却可以通过一定的功夫和修炼,达到某种境界,和世俗的人群、世俗的心灵不一样的东西。庄子通过这样一种心隐的方式,通过忘形给隐士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这种类型在《庄子》里有一个词,我们可以记住,叫“陆沉”。对于庄子来说,他所谓“陆沉”,有他一个特别的含义,陆就是陆地,他是生活在大地上,生活在人群里面,可是他又沉下去了。这个陆他是就形体来说的,这个形体必须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沉是对心来讲的,心灵可以和形体不同,可以在陆地上就沉下去,沉到哪里去呢?其实是绕一个圈子,沉到天上去了。所以说这种沉,对于庄子来说是一种提升,就好比《逍遥游》里讲的那种大鹏,大鹏展翅,可以扶摇而上九万里,这是一种提升。这是对庄子的生活方式很形象的一个表达。

   这种生活方式对后来的隐士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什么影响?就是以后很多的隐士,他们吸收和借鉴了庄子对隐士的这样一种了解,从而给他们进一步选择一种新的隐士的生活奠定了基础。什么基础呢?就是他们可以在形体上,选择进一步的和世俗社会结合起来,所谓进一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打破庄子的一个界线,就是和政治权力之间的一个绝对的隔绝。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这里面有几个界线,有一个界线是所有的隐者所共同的,这个界线就是清和浊的界线。但是对于不同的隐者来说,另外的界线,譬如用来表现清和浊区分的界线是不同的,像伯夷叔齐就是和所有的人群之间有一个界线,所以他们选择避世的方式。对于庄子来说呢,他是和政治权力有一个界线。第一种就是和人群有界线,第二种就是和权力,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庄子是绝对的要和权力划清界线,他的生活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可是,当我们沿着庄子的思路向前去想的时候,比如庄子说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心隐的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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