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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华: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问题探究

更新时间:2021-11-04 13:19:33
作者: 杨利华  
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04页。鉴于此,如何选择独创性判断标准成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可著作权性认定的核心问题。对此,笔者主张“最低限度的创造性”这一客观标准,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类型广泛,不仅涉及文字作品、美术作品、视听作品等传统文学、艺术领域的智力成果,而且包括以工程设计图为首的图形作品及模型作品等科学领域的智力创作成果。这些科学领域的作品注重对客观事实的呈现,限制了作者独特个性或思想情感的表达,却“出人意料”地没有被排除在著作权客体范畴之外。孙正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问题探析》,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6期,第198页。

  

   第二,“作者创作意图”的判断在实践中往往难以落实。作者的创作意图不仅无从得知,甚至有时有悖于最终产生的实际作品。Alfred Bell & Co. v. Catalda Fine Arts, Inc., 191 F.2d 99 (2d Cir. 1951).从实践经验来看,由于人们无法探寻作者创作时的主观心理,且主观标准总是会带来巨大的模糊与不确定性,因此,选择客观标准而非通过调查心理活动来评价作者的贡献,应是一种更为可行的方式。Russ VerSteeg, Rethinking Originality, 34 William & Mary Law Review 801, 813 (1993).

  

   第三,“作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著作权法的宗旨更加贴切。我国《著作權法》明确规定了立法目标,也规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美国国会也曾强调,宪法授权的重点在于作品,而不是作者。《美国版权法》的主要目标是鼓励更多有利于公众利益的独创性表达的产生,站在这一目标上来看,作品才是更明显的起点。H.R. REP. No. 60-2222, at 7 (2d Sess. 1909).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著作权性取决于其是否能像其他智力成果一样提高社会共同福祉,而此贡献并不会受到作者创作过程的影响。弱化作者创作过程而强调作品创作结果,恰恰与“作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相吻合。

  

   遵循以作品为中心的独创性客观判断标准,人工智能能够凭借深度学习与大数据技术生成新的知识产品,这些知识产品的内容与现有作品相比存在显著差异,能够让读者明显感知到新内容的产生,故人工智能生成物满足著作权法规定的独创性要求。上述观点也已被我国著作权司法实践所采纳,如在Dreamwriter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法院强调了客观判断标准的适用,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4010号民事判决书。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持肯定立场。

  

   就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的发展动态来看,目前许多国家与地区已肯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1988年《英国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第9条明确提及“计算机生成的文学、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并对其著作权归属与保护期限作出特别规定;2000年《爱尔兰版权及相关权利法》扩展了版权保护客体,使其涵盖计算机生成作品这一全新的作品类型,并将计算机生成作品定义为“作品由计算机生成的,作品作者不是个人”。Paul Lambert, Computer Generated Works and Copyright: Selfies, Traps, Robots, AI and Machine Learning,39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12, 14 (2017).近年来,欧盟法律事务委员会认可了人工智能的“独立智力创造”地位,以便确定其著作权归属。孙松:《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作品定性与制度因应》,载《科技与出版》2019年第4期,第107-108页。2020年发布的《欧盟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立法报告》也涉及开发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以及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尤其提到当人工智能仅用于协助人们从事创作活动时,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手段仍然适用。史宇航:《欧盟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立法报告》,https://zhuanlan.zhihu.com/p/269590439,2021年6月1日访问。可以认为,确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从而对其提供著作权保护,已然成为了人工智能时代下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

  

   二、人工智能的创作主体资格问题

  

   人工智能能够生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就当然地获得了创作主体资格,成为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权利主体。关于人工智能创作主体资格的讨论,应就人工智能这一技术本身展开,结合民事主体的基本理论,并以知识产权法哲学视角加以审视。

  

   (一)人工智能技术层面下的困境

  

   剖析人工智能技术环节,特别是赋予其创作能力的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在生成作品的过程中并没有脱离人类的控制与支配,更多地只是被视为人类意识的延伸,难以在真正意义上获得创作主体资格。

  

   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技术使其能够完成一些超越直接编程功能的任务,是一套利用数据训练出特征函数模型、输出特定预测的方法。郭锐:《人工智能的伦理和治理》,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人工智能有由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向。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人类决策,自主地选择最优策略并据此输出预测;同时,它还具有强大的学习数据集的能力,可以通过数以亿计的网络节点处理海量素材资源,其速度与效率大大超出了人类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水平。人工智能的输出结果往往无法被设计者所预知,具有高度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任何人都不能直接决定人工智能最终所生成的外在表达。然而,仅因为人工智能能够自主生成作品就断言其已获得主体资格显然是不恰当的。

  

   从人工智能技术层面来看,人工智能的学习过程无一例外地受到人类的控制与干涉。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类不仅具备获取信息、执行策略等解决问题的显性智慧,还同时具备发现与思考问题的隐性智慧。这些隐性智慧隐藏于人类创作的全过程,依托于人类的经验、情感与想象,呈现出抽象、神秘和高度个性化的特点,对其认识与探索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人工智能能够很好地模拟人类显性智慧,但在创作所需的隐性智慧方面,一直无法企及。钟义信:《人工智能:“热闹”背后的“门道”》,载《科技导报》2016年第7期,第14-15页。鉴于此,虽然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过程可以实现高度自动化,但人工智能并不受自身独立思想的指导,不具有生成作品的内在自主需求,更无法理解整个生成过程背后的含义。即使在未来,人工智能成功突破了隐性智慧方面的技术困扰,但其在技术供给方面将依然面临着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据此可以相信,至少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都难以获得技术层面的主体地位,不会对现行的著作权权利主体体系造成实质威胁。

  

   (二)民事主体基本理论下的障碍

  

   人工智能的主体认定是整个私法领域面临的棘手问题,在著作权法的单一部门法视角下根本无力解决。姚志伟、沈燚:《论人工智能创造物的著作权归属》,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30页。人工智能的主体认定必须回归私法层面的民事主体基本理论。从民事主体的历史发展逻辑来看,伴随着奴隶制的破除,民法先是实现了对全体自然人的平等保护,确保每个人在其出生后都可以天然地获得民事主体身份。随后法人制度的引入又使得一些由自然人联合形成的特殊团体也可以被法律拟制为民事主体。可见,民事主体范畴的扩充始终沿着两个向度进行,即自然人和社会组织。杨立新、朱呈义:《动物法律人格之否定——兼论动物之法律“物格”》,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91页。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成为适格的民事主体,也只需要审视其是否契合上述民事主体的历史发展逻辑。

  

   考察人工智能生成知识产品的机理可以发现,人工智能既不属于自然人,也不具备可以被拟制为法人的团体人格属性。首先,与自然人相比,人工智能只是软件系统与硬件设施的功能性结合,并无真实存在的生命器官和独立意识。同时,人工智能通常独自运行,不依赖于群体交往,更不会通过与人类的交往获得“社会属性”。因此,人工智能不可能具有自然人的主体地位。其次,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参照法人制度而被拟制为法律主体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虽然法人与人工智能同是非生命体,但法人在本质上依然是自然人的集合,经过法定程序获得了独立的主体意志,并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能力。人工智能则不同,其与法人的内在区别决定了其在被拟制为法律主体时必然面临如下障碍:其一,人工智能是凝结了不同自然人利益的产物,属于被自然人支配的对象,不能当然地被视作自然人的集合体;其二,人工智能不存在像法人一样经过法定程序产生独立于自然人意志的过程,没有获得作为民事主体所需的独立意志;其三,人工智能自身没有独立财产,故不具备承担民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能力。考虑到上述几点原因,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民事主体缺乏足够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进言之,人工智能是经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智慧产物,构成计算机软件作品,属于被人类支配的客体范畴。如果在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中再将其视为创作主体,便意味着人工智能同时具有了主体与客体属性,这显然违背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基本民法原理。因此,为防止违背法理的冲突的发生,面对人工智能对传统民法领域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更需要维护人类的绝对价值与中心地位,尊重以人类为中心构建的法律制度体系。未经法律规范的明确拟制,任何非人类或非人类集合都不能成为民事主体,人工智能也不能因为其生成物可以具有作品属性而当然地取得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资格。

  

   (三)知识产权法哲学视角下的悖论

  

   知识产权法哲学解释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要原理及原则,为包含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正当性。典型的知识产权法哲学理论包括财产权劳动理论、人格理论以及激励理论。在不同知识产权法哲学视角下,人工智能的著作权主体资格均存在着一定的悖论。

  

首先,根据财产权劳动理论,知识产权这一现代财产权的发生基础来源于自然法哲学理论。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根据财产权劳动学说,当个人通过使用与支配身体,使得某些事物脱离了自然所安排的最初状态,就可以认为他在这些事物上渗入了自己的劳动。因为上述劳动而有所增益的部分,可以脱离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原始状态,成为特定劳动者的个人财产。[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8页。延伸至无体物领域,作品是自然人脑力活动所产生的事物,故个人也应当对其享有一种排他性权利。冯晓青:《知识产权的劳动理论研究》,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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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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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 202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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