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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常与变:以五大变局重建中国历史宏大叙事

更新时间:2021-10-25 10:49:09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他由此推翻了神定论,让历史目的论不攻自破。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注重社会领域的优胜劣汰,反过来等于以另一方式确认了历史的进化目的性。两者扣合,有力地支持了历史规律观:一部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循序发展的历史。最后目标的唯一性与决定性是有目共睹的。这一最终目的,成为衡量历史的唯一指标:合乎这一目标,是之谓进步;不合乎这一目标,是之谓倒退。合乎其中某一阶段特性,是之谓特定社会形态,为时长久,便是停滞;合乎阶段地递进,便是发展。总而言之,历史的具体性与丰富性不再重要,而历史的总体性与抽象性最值得重视。进化史观由此成为停滞史观的理论支撑。

   演进史观不承认历史规律的刚性断定。它强调,历史一直在变,有进有退,不存在非如此不可的规律。从总体上讲,历史确实是在发展,但基本上是历史情境中的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互动的结果,而不是领袖人物刻意发动的革命所催生的产物。历史的终极性目标不存在,最多只存在历史活动中的人的向善性倾向。因此,历史不存在最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任务。历史会在人们的向善性驱动下,逐渐走向较为良性的多因素互动状态。

   历史规律观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最便利和最有力的历史解释工具,尤其是让历史学家感到有一种把握历史总体面目的可信赖进路。历史演进观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历史叙事的方便,可以将历史故事娓娓道来,并从中归纳出历史的相似性线索。两者都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历史叙事的极为广阔的学术空间。在中国现代历史学研究中,没有哪个历史学流派能够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派媲美,他们产出的著作是最多的,影响是最大的。国家权力固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的宏观历史解释,特别契合一个急于改变自己落后于世界状态的民族之需——历史的规律既定性让中国人对历史进步身怀信心;而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则是当下必须超越的历史羁绊。在其间,方向感与行动性同时具备。这正是在一个不断的时间段中,它居于主流地位且不被动摇的重要原因。

   历史的演进史观,可能更贴近于后革命时代人们阅读历史的社会趣味。在历史规律观作用下,重视书写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这让人青春热血、血脉喷张。以革命风暴荡涤腐朽停滞,居于一种高屋建瓴的感召力。但处在后革命氛围中,人们对“大历史”、也就是激越人心的革命跃进的热情,逐渐衰退。因此,在历史演进的框架中,刻画制度的具体变化、细微的日常生活,可能就更有感召力。从细微处出发,还原历史的真实,让人们兴味绵绵、快意阅读。而且,从中引申的历史宏大叙事,也似乎更为贴近历史真实,更接近常识理性。

   与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场面颇有距离的中微观历史,似乎斤斤计较于鸡零狗碎的历史材料,但非常具体、细致入微的呈现了历史真实。这促使人们产生一种近于自己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的亲近感。其实,这种认知亲近感背后,还存在一种促使人们认识历史演进大问题的动力效用:在历史研究中,这样的历史观有一种展现思想与社会、社会与政治、政治与经济,以及其他种种社会要素复杂互动的微妙历史场景的作用。换言之,历史的宏大叙事不只是由抽象的历史哲学独美,从具体的历史陈述中引导出历史哲学理论,也是一种别有趣意的展示历史宏大叙事的进路。

   比较而言,在历史演进史观面前,历史规律史观会有一种理论上的优势,有一种满足我们阅读历史,试图把握宏大场景解渴感的优势。这是历史演进观所缺乏的刺激性。这两种史观一直在互相博弈。这与人们试图同时把握宏大论题与具体细节的历史阅读冲动,具有密切关系。但两种历史观的相互性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历史规律观而言,其规范态势自然是循五种社会形态的依序升格。但实际历史显示,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呈现出这样的规范发展结果。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倒是常常显示出一种不规范的、跳跃性的状态:唯有西欧国家最接近相对规范意义上的五种社会生产方式循序进步的状态;就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都呈现的是生产方式非规则变化的历史,如果说生产方式足以概括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群活动的特点的话。

   马克思本人对此深有体会。在欧洲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就再没有显示出普遍革命的希望。晚年马克思因此将革命的希望投向东方国家。从而对他原来根本就不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希望的落后国家,如俄罗斯、印度、中国,投去希望的一瞥:这些国家,原来是“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与掠夺的对象,是必须经过一个较低阶段的、从封建生产方式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才足以进入他所期待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如今,这些落后的东方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因为存在一种原始公有制,似乎存在一种以一场革命,跨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可能性。这就是东方国家的历史学家、政治家都高度认同的“跨域卡夫丁峡谷”的命题。[10]但这一命题存在解构其社会形态史观规范表述的危险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成功。但当他晚年认为俄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时,便以为在历史规律论之外,还存在历史例外。后来列宁强调,社会主义不必依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革命, 一国完全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稍后更将之发展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11]社会主义从“同时”革命到“一国”革命,尤其是从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同时革命转变为生产力落后的一个国家革命及其成功,并掉头来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课,这就将马克思的设想完全倒置过来了。历史例外论对历史普遍论的突破,让历史规律论的证成遭遇到颠覆性危机。

   把两种历史观当成一个理论背景,转而审视中国的历史,无论人们从例外史观还是普遍史观着眼,或者从政治史观或社会史观入手,抑或从历史进步观或停滞观切入,中国历史怎样才能呈现其真实的历史面目呢?中国历史到底是受制于源自西欧历史认知的历史规律观,因而显得停滞呢?或者中国历史主要是来自自驱动力、内驱机制而呈现出另外有一番景象呢?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厘清。第一,人们首先需要沿循历史的时间线索,努力给出中国历史的创生、发育、发展、成熟的演进图景。从时间线索上来讲,人们所据的是现当代历史,可以从时间上由近及远,逆推向近现代史、古代史、上古史、史前史,从而将中国历史从创生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全部历史尽收眼底。

   在时间线索上,越是悠久的历史,人们越是要心怀热情去追根究底。因为原初的历史,关乎人类起源、族群起源和国家起源这类清晰陈述历史的关键问题。但愈是距离久远的历史,因为“二重证据”[12]的匮乏,就愈是难以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关于社会政治起源的争论,便催生了两种重要的社会起源观念,一是历史还原论,二是社会契约论。历史还原论对考古学寄予极大的希望。但直到今天为止,考古学发掘的资料不可谓不丰富,远古史、史前史的重建却并不令人鼓舞。尤其是在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重建,仍然缺乏让人完全信服的证据。人们还是坚持考古文物材料必须与文字材料印证,才能称之为“信史”。这正是夏代历史重建时,面临的处境:尽管出现了夏存在的铁证——二里头文化,但考古学家之间却对二里头究竟是夏都、还是夏文化一部分而已,发生尖锐分歧。[13]作为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史要想成为信史,必须最终仰仗文字记载,考古挖掘的器物是完不成这一任务的。只有文字才负载得了远古时代鲜活的历史。因此,考古学家将看似二里头的一件文物上的刻字,非常激动认定为夏文化创生的证据,发表了一篇对之进行阐释的六万多字长文,结果成为一场闹剧。因为二里头考古队的成员讲,那所谓的文字,其实是他们在古器皿上做的标记而已。[14]其实,撰写考证夏文字的学者,其迫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要发现夏文字,并以之证明夏的历史确是信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三星堆考古的伟大发现。三星堆发掘出来的文物,跟中原文化存在重大差异。由此可能对中华民族起源的书写定势,发挥颠覆性的作用。有人声称,三星堆文明属于商晚期文明;有人则指出当时商的青铜铸造技术和黄金技术,根本无法与三星堆出土文物媲美。无论如何评估三星堆,今天的中国上古史著作,似乎都没有很好地将三星堆纳入既定的中国古史叙述体系之中。如今可以说,黄河之作为中华文化的母亲的地位,是被动摇了。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明确指出,中华文化起源处甚多,是“满天星斗”状。[15]但以“满天星斗”解释中华一统,也还存在一些需要填补的空隙。于是,夏文化考古引入埃及考古,三星堆解释引入苏美尔文明,也就在情理之中。

   夏文化考古为何如此引起专家与大众的共同关注呢?因为它涉及中国的历史创生与国家起源问题。从夏的考古中,人们试图回答,中国人何以像世界大多数民族一样,成员们愿意结成共同体,生活在同一个价值与制度的政治体之中呢?对此,历史还原论始终无法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以为原初历史的全貌无以得见,它就无法较好地回答社会政治共同体是如何起源的。但原初历史为何,是一个无法圆满回答的问题。历史还原论的这一缺失,被社会契约论弥补。尽管社会契约论一直被历史主义诟病,历史主义者抓住历史上没有过订约双方先行订立契约,再行按照契约的约定来运行这一共同体的“历史事实”,由此否定社会契约论的合理性。这是一种逻辑错位的批评。社会契约论是对政治社会或国家起源的解释性理论,而不是历史性还原。因此,它从来就没有声称历史上有过统治者与民众双方订立契约之后,再运行政治共同体的事实。而是尝试指出,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必须以订约的方式,确立统治者的受限权力,与民众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才能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结构中,合宜地生活。不至于让缺乏安全感的权力,始终对民众采取高压的统治手段;也不至于让民众陷于要么屈从权力高压、要么冒着生命危险造反的死循环。社会契约能够比较自洽地说明社会起源与权力/国家起源问题。尽管社会契约论本身也在不断的修正和完善之中。

   不过,历史还原论与社会契约论的争论一直相伴而行,当今依然在各自优化其论说。为现代政治秩序起源背书的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撰写《政治秩序的起源》的时候,就拒绝采用社会契约论的理念,坚定地选择从自然演化过程考察政治秩序的起源。他以国家体制、法治与责任制政府这三根支柱,来刻画现代国家的兴起。[16]当然,新社会契约论也在完善其论述,以便强化社会契约的解释力度。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就以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的设计,优化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论证。[17]

   在中国的国家起源解释上,由于还原夏代的政治创制情形比较困难,因此很难从夏史考古中,引申出中国政治社会如何创生的结论。这正是现代中国历史学家一直在信古、疑古与释古之间择善而从的缘故。按照疑古派宗师顾颉刚的说法,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是可疑的。至于三代圣王的传说,顾氏更是毫不客气地加以质疑,并提出玄奇的解释,比如他就认为,“大禹只是一条虫”。[18]据今而言,疑古派确实有疑古过勇之嫌。但是不是反过来就全盘否定疑古派,成为信古派呢?似乎不必。倒是以二重证据的新获,致力阐释历史起源阶段状态的释古派,可能更值得信任!?

无论是疑古派、信古派还是释古派,都是对中国上古史的一种解释立场。它们并不提供关乎中国历史的总体解释。如夏史确证,那么,对绵延5000年之久的中国历史进行总体解释,还需要借助前述的诸种历史理论。尤其是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体制与现代民主法治政体之间的鲜明对比,让人们难以确认中国古代究竟是一直延续着某一固定的历史结构,还是出现过内在的结构性演变。在历史规律论与历史演进论之间,出现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就既促使人们反思历史规律论基点上的中国历史宏大叙事与总体论断,也催促人省思历史演进论基点上的中国历史自主变化的主张。就此而言,以现代化为参照系的两变论,即周秦之变与清民之变,[19]凸显了中国既定历史结构的突破性变化;而以中国历史自主性变化凸显的五变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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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2021年秋季号第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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