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施瓦布等:社会的重构

更新时间:2021-10-14 11:29:23
作者: 克劳斯·施瓦布   蒂埃里·马勒雷  
生活的悲剧会频繁发生,失业者、穷人、移民、囚犯、居无定所者以及所有遭受排斥的社会群体会滋生更多的气愤、憎恨和恼怒情绪。所有这一切叠加起来,一场浩大的社会变革怎么可能避免?社会现象通常和大流行病具有同样的特征。正如前文所述,两者同样会出现转折点。当贫困、被剥夺感和失去权力的感觉达到一定的拐点,颠覆性的社会行动便会成为逼不得已的选择。

   在新冠疫情危机的初期,一些知名人士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并提醒世界注意防范日益上升的社会动荡风险。瑞典实业家雅各布·沃伦伯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20年3月撰文指出:“如果疫情危机长期持续,失业率可能会高达20%~30%,而世界经济预计会萎缩20%~30%。届时迎接我们的不是经济复苏,而是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疫情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导致大量人口失业。民众会深受其苦,有人会悲惨死去,还有人会生不如死。”[8]目前,失业率已经超过了沃伦伯格认为的“警戒线”: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已经超过20%,直奔30%,大多数经济体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萎缩程度超出预期。接下来,形势将如何演变?社会动乱最有可能在哪里首先爆发?会以什么样的规模爆发呢?

   截至本书编撰之时,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轮社会动荡。2020年5月末,乔治·弗洛伊德惨遭杀害之后,一场名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游行示威活动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后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新冠疫情变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乔治·弗洛伊德的死点燃了社会动乱这场大火,但是这场疫情造成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是疫情暴露的种族不平等和失业率不断攀升,才是让抗议示威愈演愈烈的重要推手。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过去6年中,已有近100名非裔美国人死于警方拘留,但直到此次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才触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由此可见,愤怒之火在疫情期间燃起并非偶然,它已经给美国的非裔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前文已述)。2020年6月末,新冠疫情在美国黑人中的致死率是在美国白人中致死率的2.4倍。与此同时,新冠病毒正在大大降低美国黑人的就业率。实际上,这实属正常: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以至不管从哪项指标来衡量,和白人劳动者相比,黑人劳动者都属于弱势群体。[9]2020年5月,美国黑人的失业率高达16.8%(相比之下,全国的平均失业率为13.3%),以至形成了被社会学家称为“闲暇余度”(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10]的现象:全职劳动力的减少往往导致更多的人参加社会运动。我们还不清楚“黑人的命也是命”这场运动将如何演变,也不了解它会以何种形式持续下去。但是,目前的迹象表明,它正在超越种族问题的范畴,演变为一场更加广泛的社会运动。针对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已经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公平和包容性的普遍呼吁。这个问题和前一节探讨的不平等问题一脉相承,同时也说明了各项风险之间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放大。

   必须要强调的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动荡也没有“机械的”触发装置——社会动荡是一个群体人性动态和心态的外在表现,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按照万物互联和复杂性理论,社会动荡属于典型的非线性事件,可能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共同触发的。这些因素既可能是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的经济冲击和困境,也可能是种族矛盾、粮食短缺甚至是感到社会不公的一种情绪。这些因素和其他各种因素可能还会相互影响,产生“瀑布效应”。因此,具体的动乱事件难以预见,却又往往在意料之中。什么样的国家最容易发生动乱呢?缺乏社会保障的贫穷国家和社会保障力度薄弱的富裕国家最容易遭遇动乱风险,因为这样的国家没有或缺乏失业福利之类的政策工具来缓冲收入损失带来的冲击。正因如此,像美国这样奉行个人主义的社会比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更容易面临风险,因为后两者要么具有更强烈的团结意识(比如欧洲南部),要么拥有能够支持弱势群体的强大社会体系(比如欧洲北部)。有时候,有的国家甚至兼具这两种特性。比如,意大利等国家既拥有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具有非常明显的团结意识(尤其注重代际团结)。同样,在许多亚洲国家盛行的儒家文化把责任感和代际团结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非常看重有利于集体的行为措施和社会规范。当然,这并不是说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就不会爆发社会动乱,绝对不是!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已经表明,如果社会期望不能得到满足,即使是拥有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也仍有可能发生激烈而持久的社会动乱。

   社会动乱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但也必须指出,面对潜在的社会动乱,我们也并非无能为力,原因很简单: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可以未雨绸缪,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来缓解风险。社会动乱的最主要根由是不平等,而政府往往掌握着相应的政策工具,能够解决令人难以接受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大”政府的回归

  

   米思伟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撰文指出:“新冠疫情让政府再次变得重要,不仅仅是再次强大,而且是再次变得至关重要(那些不可一世的企业已经放下身段,祈求政府的帮助)。真正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是,你的国家能否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是否拥有强大的政府机构和有效的财政体系。政府能否做到善治,直接决定人的生死。”[11]

   过去500年,我们从欧洲和美国获得的最大教训之一是:严重的危机会强化国家的力量。事实始终如此,新冠疫情也不例外。历史学家指出,自18世纪起,财政实力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有发动战争的需求,尤其要在遥远的国家发动需要扩充海上力量的战争。比如,1756—1763年爆发的“七年战争”据称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战争,当时欧洲的所有大国都参加了这场战争。自此,每当遇到重大危机,国家力量总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征税往往是首先可以动用的手段:“征税是主权归属中固有的、不可缺少的特征,也是每一个独立政府的权力。”[12]以往的一些案例表明,这次疫情过后,税率会提高。和以往一样,提高税率背后的社会逻辑和政治理由都是源于“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只是这次面对的是一个无形的敌人)这样的论调。

   法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在1914年是0,到了一战结束一年后,这一税率提高到50%。1917年,加拿大首次实行所得税,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为战争筹集资金。到二战期间,加拿大大幅提高了税率,在企业之外,向所有所得税纳税人统一征收20%的附加税,并引入了很高的边际税率(69%)。战争结束后,加拿大的税率降了下来,但仍然远远高于战争之前的水平。同样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所得税从“阶级税”转变成了“大众税”,纳税人数量从1940年的700万增加到了1945年的4200万。在美国历史上,累进税最高的年份是1944年和1945年,针对超出20万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240万美元)部分的收入征收94%的税率。处于征收范围的纳税人谴责这样的高税率简直就是“没收财产”的行为,但此后20年,这一税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的水平。二战结束后,许多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甚至经常是极端的税务措施。在二战期间,英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甚至达到了令人瞠目的99.25%![13]

   有时候,国家对税收的主权权力会转化成多个领域切实的社会收益,比如有助于打造社会福利体系。但是,这些向完全“新生事物”的大规模转型基本都是为了应对来势汹汹的外部冲击或者潜在冲击带来的威胁。比如,二战导致大多数欧洲国家设立了终身制的国家福利体系。冷战也一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非常担心内部爆发共产主义起义,于是先发制人,制定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家官僚机构管理着从交通到能源的大部分经济部门,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当前的形势则根本不同。在西方世界,国家的作用在过去几十年持续大幅下降。但是这次注定要有所改变,因为我们很难单纯依靠市场化解决方案来应对新冠疫情这般规模的外来冲击。几乎是一夜之间,新冠病毒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关系,并且让天平倾向了后者。它展示了社会保障的效率,也表明将医疗和教育这样更加重大的责任推卸给个人和市场不符合社会的最大利益。有种观点认为,政府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而缺乏监管的失控的经济发展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福利。几年前,这还是一个不太为人所接受的想法,但是如今陡然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变,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点。在衡量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表盘上,指针已经明显地指向了政府一方。

   自玛格丽特·撒切尔捕捉到了时代气息、宣称“没有社会这种东西”以来,政府第一次占了上风。后疫情时代的一切都促使我们反思政府的角色。根据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建议,政府不应只是简单地修复失灵的市场机制,而应当“积极塑造和打造市场环境,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政府还应当保证牵涉政府资金的商业合作关系是为了造福公众利益,而不是为了追逐利润”。[14]

   政府将如何发挥其日益扩大的作用呢?“大”政府的一项重要条件已经具备,那就是政府以迅雷之势大大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公共部门对经济运行的干预速度非常之快,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2020年4月,当新冠疫情开始席卷世界之时,各国政府就宣布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相当于同时实行八九个“马歇尔计划”,来支持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竭尽全力维持工作机会,帮助企业在疫情中生存下来。各国央行决定削减利率,并致力于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开始提高社会福利,直接发放现金,支付工资,暂停贷款和按揭贷款还款,还采取了许多其他对策。只有政府才有权力、能力和影响力来做出如此大规模的决策。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经济灾难和社会崩溃可能已经来临。

   展望未来,各国政府很有可能(尽管概率不同)得出如下结论:改革部分游戏规则和永久性强化政府的作用,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20世纪30年代,正是通过强化政府的职责,美国才逐步解决了大规模失业问题和经济不安全问题。面对当前的形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类似的行动方针可能会再度成为现实。我们在本书其他部分会谈到强化政府职能的形式(比如下一节要谈到的新型社会契约),但我们可以在此简要概述一些最显著的要点。

   制定和改善医疗和失业保险制度。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也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实施改善失业福利、延长病假等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来缓解冲击带来的影响,并在后续使之常态化。在许多国家,重新让工会参与进来将能加速这一进程。如此一来,股东价值将成为一个次要的考量因素,让位于利益相关者理念。多年来大行其道的世界金融化趋势很可能得到扭转。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等受此趋势影响最深的国家,政府将被迫重新思考这种“迷恋于金融”的情结的诸多特点。它们可以酌情采取一系列广泛措施,比如取缔股份回购制度和禁止银行鼓励借贷消费。要加强对私营企业的公共监督,尤其要(但不限于)监督那些从公共资金中获益的企业。一些国家选择对这些企业实行国有化,有些国家则选择参股企业或为其提供贷款。总体来说,针对许多问题的监管都会加强,比如工人安全或者部分商品只能从国内采购等问题。关于社会和环境问题,政府也会向企业追责,要求它们参与解决问题。此外,政府会鼓励开展公私部门合作,推动企业更多地参与减缓全球风险。姑且不论细节如何,政府的作用会不断强化,并因此对企业的经营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世界各国、各行业的企业管理者都必须适应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健康医疗和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等全球公共产品的研发会积极推进。税率会增加,尤其是针对特权阶层的税率,因为政府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并希望加大投入力度。对此,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下列主张:

首要任务是……为公共部门提供更多的资金,尤其要为复杂社会中专门防控各类风险的公共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还要资助推进科学研究和优质教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9020.html
文章来源:《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