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秦亚青:美国对华战略转变与中美关系走向

更新时间:2021-09-19 21:59:38
作者: 秦亚青  

零和博弈思维与美国对华战略行为的变化

   权力政治战略思维更多的是一种零和博弈思维。由于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国对华战略行为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战略思维的零和趋势指向战略行为的竞争现实。总体而言,从以合作为主的合竞关系,变成了以竞争为主的竞合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身份再认定。 在任何国际政治场景中,身份界定是确定两国关系性质的根本前提。只有在明确对方的身份之后,才能够确定双方关系的性质,并以此决定交往方式和制定相关政策。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经历了一段关系良好的时期,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中进行了诸多方面的合作。虽然这种合作并不总是顺利,常常也是“棘手的合作”,但总体上合作是主导面,身份界定是双方均认可的“合作者”。在冷战之后的许多年里,美国始终没有把中国的身份清晰地界定为对手。1997年,美国政府明确表述了全面对华接触政策,中美承诺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9年,在中美建交20周年之际,李肇星大使发表《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讲;2011年,中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这都是一种对相互身份比较积极的认定。虽然美国也不时有发难的冲动和行动,但无论将经济贸易定位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还是将反恐等全球治理作为合作的重要平台,两国的相互身份定位正面大于负面,这也是在行动中合作大于竞争的前提。

   特朗普总统执政之后,中美关系跌至谷底,美国的一个重要行为就是明确了中国的对手身份。特朗普执政期间出台的两份重要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已经将中国明确界定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对美国最大的挑战。米尔斯海默自冷战结束之后对美国政府的训诫式政策建议终于在这里被采用,美国不再将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战略目标,而是重新将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界定为直接的、最严峻的挑战。对于美国而言,中国不再是主要的合作者,而是主要的竞争者;不再是面向未来的伙伴,而是即时的战略对手。在这样一种身份政治的背景下,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性、挑战性的大国,将美国过去几十年试图以接触政策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做法视为战略失误。

   其次是利益再定义。 身份界定之后,利益也就因之得以确定,并且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从来都是将利益作为国家之根本,理性主义也是将利益作为行为的依据。这一点本来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利益驱动行为是无可厚非的行为原则。在一个无政府国际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将国家利益置于重要的位置,也都会依据国家利益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但是,美国对国家利益的再定义是基于“非此即彼”的排他性逻辑,孤立地界定自我利益,排他性地考虑自我利益的获取。也就是说,美国将自己的国家利益与他国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对立起来思考问题。比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演讲,就提出“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才是我们的主义”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口号,这显然是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全球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以一种排他性的方式孤立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美国退出多边国际组织和协议,亦即所谓的“毁约退群”行为,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一旦将中国界定为主要的挑战和竞争对手,美国势必开始高度关注相对收益问题。格里克在论证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相对收益系数,简称为k系数,亦即交往中的一方对相对收益的敏感度。k系数越高,国家对相对收益越是敏感、越是计较。国家之间的关系性质和关系好坏会影响k系数的数值。比如两个敌对国家的相对收益敏感度是很高的,而两个盟友之间的敏感度则较低。格里克进而认为,k系数可以有大小,但却永远是正数,亦即任何两个国家在交往中都会考虑相对收益这一分配问题,无论其关系如何,因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虽然后来基欧汉在反驳这一问题的时候,认为k系数可以是负数,因为有些国家自愿让自己的合作伙伴搭便车,但格里克的相对收益观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简言之,国家对相对收益的敏感性取决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回顾中美关系向低谷滑落的过程,可以看出美国首先打出的是“贸易牌”,贸易战成为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的先行标识。美国的认识是,在与中国几十年的经贸合作过程中,虽然中美两国都从中获益,但相对收益的杠杆总是偏向中国,合作收益的分配总是对中国有利。当年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美国也多次提出公平贸易问题,但这种情景似乎对美国来说还可以容忍。如今中国已经强势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被美国界定为主要竞争对手,自然美国不能让中国这样持续获得相对收益优势。因此,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措施,贸易战日益升温,科技战随之跟上,甚至全面脱钩这种不符合实际和难以做到的观点也很有市场。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之下,以相对收益所关涉的分配问题思考美国利益得失,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利益再界定的重要标尺。

   最后是意识形态的再考量。 意识形态是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也一直是一个意识形态敏感和自信的国家。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美国对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充满信心,对改变中国满怀希望,对历史终结坚信不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并没有将意识形态作为首要因素予以考虑。而中国在与美国的交往之中,也努力淡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因此,虽然意识形态是两国关系中始终存在的问题,但其影响程度却是随着身份定位而消长的。

   意识形态是一个敏感度很高并且难以驾驭的国际关系因素。国家之间可以有利益冲突,但是利益冲突说到底是可以通过条件交换和相互妥协来处理的,只要双方发现一个相对平衡支点,就可以在这个支点周边达成交易。虽然有时交易成本很高,但总体而言,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意识形态斗争则性质不同。意识形态更多涉及信仰和信念,信仰和信念都是难以妥协、难以谈判的问题。如果将国家之间的关系归结到意识形态范畴,处理难度会成倍加剧。比如当年美苏冷战起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乔治·凯南将苏联行为归结为苏联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认为苏联有在全世界推广其意识形态的信念和决心。虽然凯南并不承认自己主张使用军事对抗的手段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但美国随后的遏制战略却是以军事实力为重点的。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斗争中,中国坚决反对将公共卫生安全领域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只会在世界最需要团结一致抗击共同敌人的时候,起到分裂和破坏的作用,对己对人、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有害无利的。

   特朗普执政时期,尤其是后两年,意识形态成为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突出原因。美国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斗争归结为价值理念的斗争,并且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作用。《纽约时报》在2020年发表题为《“意识形态斗争升级”:美国和中国滑向新冷战》的文章,指出中美关系已经不仅是利益之争,而且是信仰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新冷战”的说法无疑使用了美苏冷战的明喻,引发的联想是两种信仰、两种生活方式的水火态势。2021年,时任特朗普政府国务卿的蓬佩奥专门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讲,题目就是《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蓬佩奥演讲不仅将中国视为贸易、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对手,而且直言不讳地将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威胁,认为自由世界与共产中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呼吁所谓的自由世界结成新的同盟,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战略竞争态势下的中美关系走向

   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不仅仅是手段的变化,战略思维的转变是更深层的变化,即从原来接触同化的战略原则到竞争抗衡的战略态势。一方面,这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综合国力上升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和社会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既然是战略思维发生了重要变化,就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不会因为更换总统或是其他具体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双方的战略思维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中美关系因之得到明显改善,其后大体持续了40多年时间,直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虽然战略思维变化有一个过程,但往往会有一个明显的时间节点。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全国人大期间答记者问时说,“过去几年中美的确遭遇了严重的困难,给两国和世界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无疑是对于中美战略关系变化的时间作出了一个清楚、准确的判断。因为这是一种基于战略思维变化而产生的战略行为变化,所以中美之间的关系会表现为一种相对持久的战略博弈。

   由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两极格局和新冷战的说法此起彼伏。无论是两极格局还是新冷战,都反映了对中美对抗的强调和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悲观心态,在一定程度上,这并非当今世界的现实。中美战略竞争和中美关系紧张会持续较长时间,但无论是将世界拉入两极格局的全面对抗之中,还是让国际社会陷入意识形态争斗的阴影之中,都没有充分条件作为支撑,也是在整个国际社会不具合法性的事情。

   因此,要判断中美关系的走向,需要清楚认识到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的三个基本事实。第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和美国有着维护世界秩序稳定这个最基本的共同利益,或称之为基线共同利益。中美之间有着诸多共同利益,但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是双方共同利益的支柱。无论是从两个国家的官方声明还是从两国之间的各种对话来看,这一共同利益始终是存在的。当今世界已经不是当年冷战时期的两分世界,而是一个由全球社会凝结而成、基于全球性问题而命运相关的整体世界。对这一世界秩序最严重的破坏就是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发生像米尔斯海默等人预言的那种重大冲突甚至战争。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中美两败俱伤,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悲剧。对世界秩序最大的贡献是双方合作推进全球治理,因为在全球治理的任何方面,没有中国或没有美国,都难以取得有效进展。对这一点,双方都有着比较充分的判断。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通电话的时候专门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一场灾难”。

   中美两国处于无以选择的共存环境之中。中美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毋庸讳言,两个国家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中美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政治体制具有很大差异,社会生活也明显不同。一种定式思维是差异必然导致分歧,分歧必然导致冲突和对抗。无论是根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还是根据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观点,中美似乎都是纠缠在零和博弈之中,直到分出高低胜负为止。但这种继承了黑格尔冲突辩证法思想的世界观是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多元世界,从权力分布到理念分布,从文明传统到文化实践,从现代化道路与现代性诠释,无一不是多元多样。按照中华文化传统思想,尤其是中庸辩证法的认知方式,差异不仅不会必然导致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生命的基础。中美两国必须寻求一种可持续的相处之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谁都取代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谁。两个国家无以选择地共存于这个世界,这是第二个基本的事实。

第三个基本事实是,美国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达到顶峰,也正是凭借这样的实力,美国开始建立战后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以及与之相应的、成本极高的国际制度体系。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相对实力地位已经明显下降,中国的迅速发展令世界瞩目,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有不凡的表现。有观点认为,美国全面主导世界秩序的物质和思想能力都已经严重不足,美国的自由主义世界霸权秩序已经终结。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wangp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652.html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1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