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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三线建设初期党和政府协调工农关系的尝试(1964—1966)

更新时间:2021-09-18 08:41:10
作者: 张杨  
四机部绵阳所属四个厂,还把围墙撤了,退出土地一百四十亩,交当地生产队耕种。”24清退工作是三线单位、地方政府和农民(集体)三方博弈的结果,亦可反映地方政府在“大跃进”失败后为避免工业过渡挤压农业而做出的努力。

   与征地面积相比,补偿款的发放是公社和社员更关心的问题。国家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展三线建设,但项目多、难度大、时间紧、要求高等因素使有限的投资捉襟见肘,进而影响征地补偿。参与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的绝大多数单位占用土地只粗略丈量了面积,近千亩土地没有及时办理征用手续并付给补偿款,导致部分农民存在“工业挤占农业”的顾虑,四川省渡口市(今攀枝花市)人民委员会于1965年5月先后派出两批工作组进行检查并提出,“到目前为止,征用土地(包括临时性占用和损坏青苗)应该补偿70856.56元,已经付款34805.34元”。25

   绵阳专区亦组织各县对不按规定占用土地、损坏农作物等行为进行检查,“德阳东方电机厂,因建设铲了生产队的青苗19亩,经县上检查揭发后,厂里经办人和领导都向生产队、公社作了检讨,并赔偿了损失”。26宜宾汽车制造厂损坏社员青苗两亩多,一直未予赔偿,宜宾地委要求“用地单位应向群众作检讨,并按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的规定,赔偿群众的损失”。27

   各地对征用土地和补偿进度的严格清查,一方面是出于工业支援农业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其承担协调工农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的责任所致。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指出:“三线建设不仅要搞工业,而且必须依靠群众力量,积极发展农业。谭震林同志提出,不管东西南北,不管一、二、三线,所有的农村都是第三线。这是很对的。”28宜宾地委更是将三线单位扩张用地定性为破坏工农联盟:“国家耕地越划越少,土地减少了,粮食也就随之而少收,这对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工农联盟都是不利的。”29时值“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潮之际,对农民利益的些许损害都有可能成为被揭发批斗的理由,使地方政府和三线单位在具体实践中高度重视工农之间的和谐。

  

   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推广

  

   “大跃进”时期,中共中央认为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可消灭“三大差别”:“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30消灭“三大差别”,引导农民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前提是实现乡村工业化,因为机器大生产的方式有助于“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道路”31。

   在中央的号召下,人民公社大力兴办地方工业,部分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全国开始探索“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解释称:“在企业中招收一部分工人,他们有工作做的时候当工人,没工作做的时候,回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农民,……他们是亦工亦农的工人,或者可以叫做农民工。”32《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之初曾总结全国各地试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经验,并将其优越性概括为:“避免了窝工浪费,节约了劳动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成本,减少了开支。在钢铁、煤矿、化工等行业试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还有利于防止工人患职业病。”33因此,中央要求各工矿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寻找适当的亦工亦农实施办法。

   亦工亦农寄托着中国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望,成为“大跃进”时期中央屡次提倡的劳动制度。34不过,随着七千人大会35后国民经济逐步调整,该制度的推广陷入低潮。而三线建设要求工矿企业搬迁至农村,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借此得以在三线地区发扬光大。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指出:“关于劳动制度,我还提出另一个性质的,就是实行亦工亦农制度,……这样好处很多,家属可以不进城,又可以使农民学到技术,缩小城乡的差别、工农的差别,对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有好处。”36

   同时,三线建设的加速推进,尤其是在初期基建阶段,各条战线所需劳动力数量激增,是农民加入工业建设,中央再度推广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现实考量。据四川省劳动局统计,1964年中央计划在四川建设的重点项目需要劳动力80500人,数量巨大,37而三线建设又是中共中央直接部署的国家战略,地方必须积极配合,四川省委要求:“各市、专区应全面考虑农业、工业发展的需要,合理安排劳动力,积极支援三线建设,各部门要精打细算,合理使用,努力节约劳动力。”38如此大的劳动力需求,仅靠节约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除在城镇中招收符合条件的就业人员外,从农村中调配一部分农民参与工业建设,就成为各地解决此难题的重要途径。

   然而,“大跃进”对四川农村造成了巨大伤害,除农业生产水平下降外,劳动力也有重大损失,自1962年开始,国民经济虽逐步恢复,但人口增长进展迟缓,如果再抽调一部分劳动力支援三线建设,则农业恢复的周期将更为漫长。作为三线建设重点地区的绵阳即面临此困境。1966年3月10日,绵阳专署计划经济党组给绵阳地委汇报时,详细列举了自1957年以来劳动力、耕地面积和粮食、棉花总产情况,汇总如表1。

   由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绵阳专区劳动力数量大减,1961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此后该地劳动力虽有恢复,但进展迟缓。相较于1957年末,1963年末绵阳专区劳动力数量下降了6.2%,与此相关的则是该年绵阳专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指标(粮食、棉花)皆未达到“大跃进”之前的水平。绵阳专署计划经济党组将此数据详细汇报,显示出农业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对调配大量劳动力参与非农生产的隐忧。

   地方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三线建设自上而下强势推行,绵阳仍积极抽调劳动力支援重点项目建设,自1964年起的两年内,绵阳专署为重点建设项目招工63403人,为重点建设服务企业招工12104人。39绵阳的情况是整个三线地区的缩影,温江地委专门发出指示,要求三线单位招工“首先应从城镇招收解决,挖掘城镇劳动潜力,尽可能从城镇招收,在城镇招收确有困难时,再从农村招收”40。

   四川省委深知农村劳动力短缺的内情,因而要求“调配劳动力,要认真贯彻两种劳动制度,除少数必须招收固定工外,要尽可能地采用轮换工、合同工的办法。使工业和农业互相促进,更好地贯彻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劳动制度”。41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其目的之一是尽量减少因抽调大量农村劳动力而导致农业减产,避免重蹈“大跃进”的覆辙。

   根据四川省委的要求,绵阳地委提出抽调劳动力要根据各地区的情况,照顾历年所用劳动力的数量和习惯,“本着大忙、农忙季节不调或少调,农闲多调;非重点建设地区、地少人多的南边县多调,地多人少、劳力不足的北面县适当少调,地广人稀的山区县不调”。42绵阳专区南面七县靠近成都平原,人口密集,土质肥沃,耕地紧张,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仅为3.27亩;北面五县靠近山区,地多人少,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为3.87亩;而像北川、剑阁等山区县,地广人稀,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5.97亩。43因此,绵阳地委决定:“凡调出区外的劳动力和区内用的部分劳动力,原则上由南边县解决;区内重点单位所需用的劳动力,……推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原则上应以企业所在地为主,就地就近安排上人。”44

   三线单位对保密和技术要求较高,加之农村“四清”运动的开展,四川省劳动局要求各地抽调的劳动力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历史清楚、政治可靠,地、富、反、坏分子不得招收;身体健康,无严重慢性疾病和传染病;学工为十六周岁至二十二周岁,一般应具有初中和高小文化程度”45。招工条件的设置原本是为了加强三线单位的安全和生产,但符合招工条件者大多是农村青壮劳力,抽调之后,社队经济损失颇大。加以此时农村劳动力本就短缺,农业生产亦未恢复,因此四川省劳动局规定:“凡是从农村招收的则实行亦工亦农的轮换制度,凡是从城镇招收的则实行合同工制度。”46

   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内涵广泛,除工厂固定工外,其余源自农村的季节工、合同工、轮换工皆属亦工亦农范畴,尤以轮换工为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报告称:“亦工亦农劳动制度有两种形式:一是临时季节工;一是定期轮换工。……轮换工的来源,首先从厂社结合的公社解决,不能满足需要时,应同所在地县委商量,确定劳动力协作区,把关系固定下来。”47也就是让农民轮流到工厂做工,成为亦工亦农劳动者。

   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是三线建设“两基一线”48的重点建设区域,大规模项目的开建使该基地面临劳动力短缺、投资过大等一系列问题。1965年12月10日,重庆地区常规兵器工业配套建设指挥部报告称:“实行亦工亦农制度,除少数技术骨干外,工人均在当地解决,搞合同工、轮换工制度。这样可以解决固定工带来的许多老大难问题,……我部在重庆地区各新厂一般都愿试行这种制度。”49随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一请求。

   经过近半年试点,1966年4月14日,重庆市委报告明光仪器厂等9个单位已吸收轮换工近三千名,“轮换工的来源,首先从实行厂社结合的公社解决,如果需要量大,再从其他地区解决”。50贵州省委也大力推广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去年以来,全省试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已有八十八个单位,十三万八千多人,其中轮换工六万七千多人。……新建和扩建的工矿企业,从农村招用新工人时,应一开始就实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不是特殊工种,一般都不用固定工。”51

   亦工亦农劳动者游走于工厂和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既是工厂职工,又是公社社员,因此其工资待遇和所享福利并无固定标准。1964年9月16日,四川省劳动局规定:“实行亦工亦农轮换工和合同工试用期满后的工资待遇,原则上可以按照略高于农村同等劳动力收入,稍低于现行同工种一级工的工资标准,新工人一律不沿用劳动保险条例,不带家属。对于来自农村的亦工亦农的轮换工应按月向所在公社或生产队交纳二元的公益金,由用人单位在工人待遇中按月代扣,按季代缴。”52如此便确立了亦工亦农者在工厂劳动,拿低于同级工人的工资,在公社集体经济中不参与分配,但其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家属安排等与社员基本相同的工资福利制度。

   正因为其既不是常规序列的工人,又不是普通的公社社员,因而亦工亦农劳动者也经常陷入非工非农的尴尬境地。1965年12月,时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彭德怀到重庆永川花果山煤矿考察,煤矿领导介绍称:“煤矿现有轮换工300余人,占职工总数的52%,公社有30%左右的青年可以轮流进煤矿当工人。”彭德怀请六位轮换回农村的老工人开座谈会,大家提出两点困难:“一是治病有困难,要求在厂医院开点药,厂领导当场应允。二是农村缺燃料,厂领导当面答应用超产煤每月增供100斤。”53此事例反映了轮换工回到农村后,便与工厂脱离关系的状况。

亦工亦农劳动者虽然在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等方面受到区别对待,然而三线建设所需劳动力数量大、资金缺乏,且农民参加三线建设,亦可提高收入、技术和文化水平,对工农双方而言是双赢的结果。因此,三线建设初期亦工亦农劳动者数量巨大,1965年6月14日国家建委汇报称:“西南三省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已从农村抽调41万人参加三线建设。除此以外,还有大批劳动力间接为铁路和工业建设服务。”54亦工亦农劳动者在三线单位职工中所占比例也相当大,鲁大东报告称:“根据少数厂的初步规划,轮换工占工人总数的比例,达到一半左右是可能的。如华光仪器厂,需生产工人六百二十二人,现已有轮换工二百零七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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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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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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