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单世联:一个“人”的光辉:我们的歌德

更新时间:2021-08-03 21:56:25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而是通过这种看似幼稚的类比,中国学者表达了追求理想文化人格的愿望,提出我们需什么什么新文化的问题。在这个意义,歌德是活在现代中国的德国人。这就是何以在现代中国所引进的所有外国作家中,独歌德享受了许多特殊的待遇。如宗白华、冰心、冯至都以歌德为名写诗;郭沫若诗剧“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湘累”、“孤竹君之二子”等都与《浮士德》有关;曹雪松把《少年维特之烦恼》改编成剧本演出;大量书信体小说有意模仿《维特》,庐隐(1899—1934)、无名氏(1917—2002)等作家都模仿歌德写自己的长篇系列小说;梁宗岱模仿歌德自传把自己的评论集定名为“诗与真”;田汉的名剧《放下的你的鞭子》的基本情节来自《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有关迷娘的故事。[28]谁能说,歌德不是中国人?

  

   2、从维特到浮士德:生命本身价值的最大肯定

  

   歌德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个“完整的人”,是近代人生观的自觉实践者和最大成就者。遭遇欧洲科学文化和社会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且年高寿长,所涉领域遍及文艺、科学和政治。宇宙万象、人生百态,无不激动着歌德敏感而博大的心灵,形诸笔墨,其全集多达143卷,他自称这些作品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许多片断”。因此,后人几乎一致推崇歌德一生的丰富性,惊叹他是“人性中之至人”。正如宗白华所说:“人生是什么?人生的真相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目的是何?这些人生最重大最中心的问题,不只是古来一切大宗教家哲学家所殚精竭虑以求解答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大诗人凝神冥想,深入灵魂的幽邃,或纵身大化中,于一朵花中窥见天国,一滴露水参悟生命,然后用他们生花之笔,幻现层层世界,幕幕人生,归根也不外乎启示这生命的真相与意义。”[29]对于正在告别传统人文精神、走向现代世界的中国读者来说,不但维特的青春情怀和浮士德的无尽追求启示了一种生活理想,而歌德一生整体的和谐更是现代人生的典范。

   维特:青春即解放

   在晚年回顾《维特》时,歌德强调:这本小说与他个人的情感经验相关,因此没有必要把这种阴郁的心情归之于时代风气或英国文学的影响。“至于人们谈得很多的‘维特时代’,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它当然与一般世界文化过程无关,它只涉及每个个别的人,个人生来就有自由本能,却处在陈腐世界的狭窄圈套里,要学会适应它。幸运遭到阻挠,活动受到限制,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些都不是某个特殊时代的、而是每个人都碰得着的不幸事件。假如一个人在他的生平不经过觉得《维特》就是为他自己写的那么一个阶段,那倒很可惜了。”[30]人生自青年始,中国读者首先为之倾倒的是维特。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于1922年4月出版后,一代青年立即从中找到了知音,刊于该书卷首的那首弁诗“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一时在许多青年的口中传唱不息,变成了对传统礼教的挑战和抗议。青年们或以“维特”为榜样热烈地追求自由爱情,或模仿维特自杀。[31]在茅盾的《子夜》中,吴少奶奶送给青年时代恋人雷鸣的定情物就是一本夹着白玫瑰花的《维特》。《维特》一书在10年(1922—1932)中重印50多次,而模仿《维特》的书信体小说也流行一时。1925年,女作家庐隐(1898—1934)发表小说“或人的悲哀”,差不多就是一部中国的《维特》。歌德晚年说过:“假如一个人在他的生平不经过觉得《维特》就是为他自己写的那么一个阶段,那倒很可惜了。”[32]

   维特之为中国青年所赏爱,不只因为恋爱/婚姻问题正是五四青年所关心的,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展现了青春心灵的丰富热烈以及只有青年才能感受到社会约束。与歌德其他作品中许多绚漫而质朴如花的少女一样,维特充满对自然的顶礼,表达了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最大肯定”。烦恼的维特唱出了一曲青春颂,他使中国青年明白什么是青年?“少年“一词,原文是Jung,相当于青年,实际上维特是受过高等教育、离家独立谋生并雇有童仆的青年人或成年人,并非汉语中的“少年”。但“五四”时代需要的是“少年”。卫茂平指出:“不仅在‘少年’的这种用法逐渐成为过去的二、三十年代,甚至直到今天各种重译本还书名依旧,不能不让人感到‘少年’二字的巨大魔力了。原因显然是,能拨动追求个性解放和喜爱自由的青年人的心弦,更富浪漫情调。即使郑振铎、李金发等译成《青年维特之烦恼》后,也不能改变此一时尚。“讨巧的‘少年’终究战胜了更科学的‘青年’”。[33]宗白华在《题歌德像》甚至用“婴孩”来礼赞维特和歌德:“你的一双大眼,/笼罩了全世界。/但也隐隐的透出了/你婴孩的心。”郭沫若在概括了他与歌德的“共鸣点”时也说:主情主义、泛神思想、对于自然的赞美、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对于小儿的尊崇。[34]维特的“少年”性格是对在西方形成的现代文化理智性、机械性、功利性的一种矫正。相对于传统,现代性是解放,但它也是韦伯所说的“铁笼”,工具化和目的的性在重组社会生活同时也导致心灵的凝结僵化,这时尚未进入社会或能够摆脱社会限制的少年精神就成为社会的另类。正如宗白华说的:“每一个优秀的青年都会有一个维特时期。尤其是在近代文明一切男性化,物质化,理智化,庸俗化,浅薄化的潮流中,维特是一些尚未同化,尚未投降于这冷酷社会的青年爱慕怀恋的幻影。”[35]郭沫若的《女神》在借用歌德的泛神论集中表达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精神的同时,实际上也包含了对机械论宇宙观的否定。其个性、自我等等都不是孤立封闭的“小我”而是与宇宙万物合一的“大我”:“我的诗,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36]因此实现自我需要行动和创造:“泛神即是动。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我都是我的表现。”“动”就是“陶醉于事业”,所以完满的个性不是简单地执着于自我,而是“忘我”、“无我”。“忘我之方,歌德不求之于静,而求之于动。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全身全灵以谋刹那之充实,自我之扩张,以全部精神以倾倒于一切。”从而传统的束缚、理性的规范都不再有效。歌德“对于疯狂患者也表极端的同情,对于自杀行为也绝不认为罪过而加以赞美。完成自我的自杀,正是至高道德——这决不是中庸微温者所能体验的道理。”[37]

   严格说来,“五四”青年所遭遇的不只是冷酷的世界,还有僵化的传统。在此新旧蜕变的过程中,古老的帝国及其加诸青年的种种束缚正在远去,“少年中国”、“新中国”的矇眬曙色已遥遥可见。宗白华说得明白:

  

   我们的世界是已经老了!在这个世界中任重道远的人类已经是风霜满面尘垢满身。他们疲乏的眼睛所看见的一切,只是罪恶,机诈,苦痛,空虚。但有时会有一位真性情的诗人出世,禀着他纯洁无垢的心灵,张着他天真莹亮的眼光,在这污浊的人生里重新掘出精神的宝藏,发现这世界崭然如新,光明纯洁,有如上帝创造的第一日。这时不只我们的肉眼随着他重新认识了这个美洁庄严的世界,尤其我们的心情也会从根基深处感动得热泪迸流,就像浮士德持杯自鸩时猛听见教堂的钟声,重复感触到他童年的世界,因为他又重复了他童年的天真![38]

  

   维特当然不具有改变中国世界观的能力,但在中国新生之初,外来文学中只有他最能准确地表达青年的情绪。唐君毅后来回忆说:“吾少时尝读《歌德自传》,见其青年时,与一群当时德国年青的浪漫主义、人文主义之哲学家、文学者之生活,宛如一群于混沌初开不久,在烂漫阳春下之孩子。吾深感中国人之灵魂中缺此一情调。”[39]一般地说,中国文化传统以重经验、尊德性、讲礼义、主节情等为特征,它主要是成人甚至老人的修养智慧而非活泼敏感的青春性格,浪漫诗人如苏轼也只能“聊发”“少年狂”。在汤显祖的戏剧中,腐儒陈最良以“六十来岁,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院”而自豪;在蒲松龄的小说中,最爱笑的婴宁也噤声失笑,古典文艺极少李白式的自然生动而多是“洗尽铅华归少作,摒除丝竹入中年”的拘谨和收敛。皇权政治及其相应的社会体制瓦解之后,传统伦理规范及其人生观亦无法维持,获得解放的个体在国家、社会中的位置和价值需要重新设计,具有现代性质的社会生活也为个体提供了更广大的选择空间。“五四”新文化之“新”,包含着一梦醒来、从头开始这样一种对生命、生活、世界自然的新的感受、欲望和认知。“不同于辛革命时期诗歌中常见的中年‘身世之感’,五四新诗跃动着诗人们的青春感悟。”“当五四文学以个体意识、‘人’的意识代替辛革命时期进步文学中的群体意识、国民意识,它建立起了新的生命意识。‘生命’这一词汇在五四文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生命’这一由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它物质组成的生命所具有的特有现象激荡着五四作者的心灵。”“五四作者特别热衷于体察自己的生命,希望获得对于自我生命的诗情荡漾的体悟。”[40]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不但青年学生以“少年中国”、“新潮”等自豪,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典型的“中年人”也以“新青年”自期,他们都想以青春精神重新发现世界与自我,都有意成为中国的维特。宗白华的观点代表了“新青年”的共识:“我个人以为这种纯洁天真、活泼乐生的少年气象是中国前途的光明。那些事故深刻、悲哀无力的老气沉沉,就是旧中国的坟墓。”[41]

   维特是“五四”心灵的象征,但新文化还有社会改造、民族救亡的重大主题。在时代和环境的压力面前,刚刚觉醒的少年就要走向中年的严肃。刘半农“三十三岁了”一诗表达了这一沉郁之情:“三十三岁了,/二十年前的雅趣没有了,/十年前的热情渐渐消冷了,/现在虽还有前进的精神,/可没有从前的天真烂漫了。”正如宗白华说的,维特这个生活中的梦想者,“设若与这实际人事界相接触,他将以过分明敏的眼光,最深感觉的反应,惊讶这世界的虚伪与鄙俗。”[42]事实上,维特也只是歌德的一个阶段。当维特的热情追求以悲剧而结束时,歌德在生活的奔放的激流中却有悬崖勒马的自制,能够化泛澜的情感为事业的创造,以实践的行为代替幻想的追逐,持续地经历全人生各式的形态。所以歌德在写成《维特》之后“感到自己像办完一次总告解一样,心情既愉快又自由,获得了过一种新生活的权利。”当“维特热”的时代病风摩欧洲时,歌德却已不再是维特。王国维1904年就指出:“天才犹悍马,任其驰驱则速,而御之甚难。格代(即歌德——引按)能矫其野性,故得自由。”[43]维特的新鲜、单纯、向往只是一个起点,歌德的人生问题,是如何从生活的无尽流动中获得谐和的形式,但又不要让僵固的形式阻滞生活前进的发展。易言之,即从青年走向成熟而又不失青春的丰满生动。

   浮士德:生命是行动

   从1773到1831年,歌德为《浮士德》奉献了大半生的精力;而《浮士德》“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不断努力进取者,吾人均能拯救之”则成为歌德留给现代人的伟大箴言。19世纪中叶,《浮士德》与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的《罗马史》、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起,以其清醒的现实主义而为德意志一代青年所入迷。歌德的主题是行动,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无情而具有现实感,而蒙森则“向危险的幻想宣战,对梦想家和阴谋者进行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攻击,……在各种场合下他都在反复宣扬‘我们的时代是铁血时代’的论调;他的宣传让那一代人为未来的斗争做好了准备。”[44]

中国读者所欣赏的浮士德,也与行动有关的理想人格。李长之自称有三个向往的时代,即古希腊、中国的先秦、德国的古典时代;也有三个不能妥协的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87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