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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五行问题与《孙子兵法》

更新时间:2021-08-02 16:29:47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这里只有“四龙”,表明五方神之说这时尚属草创,远未成熟。(这里的“帝”是指上帝)。(2)由五方神过渡到五帝,五方神也不再是黑龙之属,而是人格化的神了。这是战国中期的现象,并在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中保存下来。在《十二纪》与《月令》中的五行分配是:春天,其帝太,其神勾芒;夏天,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秋天,其帝少,其神蓐收;冬天,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夏秋之间,其帝黄帝,其神后土。五帝各有色符,这就是《管子·幼官》、《管子·幼官图》中的“黄后”(处中央)、“青后”(处东方)、“赤后”(处南方)、“黑后”(处北方)。(3)五方帝(五色帝)人格化,演变为历史人物。这是战国晚期的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邹衍学说的历史跨度是“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述,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下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此处的“黄帝”,显然是被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的。于是黄帝与炎帝间的战争,黄帝与蚩尤间的战争被创造出来了,各项制度及文化物质成就,也统统归属于黄帝及其臣下的名下了。如《易·系辞》言:“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等等。

   不过,据《史记·封禅书》记载,五方帝的起源似乎要早于战国中期。其文曰:

   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  之神,作西 ,祠白帝。……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  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  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    ,用三牲郊祭白帝焉。……作   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其后(德公卒后)六年,秦宣公作密  于渭南,祭青帝,作下   ,祭炎帝。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以作畦  栎阳而祀白帝。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司马迁这段叙述是颇有问题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段话有许多枝节性的漏洞。(1)司马迁想构造一个五帝图谱,可是挖空心思,只举出了四帝,不符五帝之数;(2)由于是出于杜撰,故四帝的称谓上出现了不一致之处,他既以五色帝命名:“白帝”、“青帝”、“黄帝”,可又拿《月令》、《十二纪》中五方帝称谓予以命名:“炎帝”。如按五色帝命名的统一格式,“炎帝”应称为“赤帝”才对;(3)秦献公于公元前385年主持秦政,处战国前中期。“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这些关于“雨金”、“金瑞”之类的记载,在当时五行说尚处于质朴的原始阶段,(并无数术的意义,也没有自然和社会的演变法则及人类行为的规范之前)显然是不足据信的。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定秦为水德,颜色尚黑,并非是出于秦国历史上曾有祭祠白帝、青帝、黄帝、炎帝的传说,而完全是由于受了东方方术之士的蛊惑,接受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缘故。这一点司马迁自己也说到了,它恰好自我否定了秦“祭祀”五色帝的悠久传统:“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假如秦国真的有祭祀五色帝的历史传统,秦始皇何待“齐人奏之”后,如梦初醒,再去采用呢?秦国难道会没有人向秦始皇叙述本国的历史传统?秦始皇自己就不知道?还用得着依靠“齐人”吗?业师杨向奎先生曾经论断:“(秦始皇接受)五行学说(是)由于邹子之徒的进献,五帝的祭祀也决不是秦人的创作”(《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第3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这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有关秦祠祭“白帝”“青帝”之类的言辞只是反映了汉人的思想意识,而绝非春秋战国(初)秦国的历史实际,是不能用来解释五色帝起源与影响诸问题的。

   在考辨了五帝问题之后,我们再来分析《孙子兵法》中“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这段话,就可以很容易地把握其正确含义以及与当时五行思潮的关系了。这里的黄帝以及其他四帝,还不是战国晚期以后的那些近乎神化的历史人物,而是以颜色特征命名的五色帝。这一点已因《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的出土而得到了证明。李零先生认为:“过去人们读《行军》篇,读到‘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多不解其义,或者推测四帝为炎帝、蚩尤之属,或者直接以四帝为四方诸侯,都很勉强。今得简本始知古人是以‘五色帝相胜’为说”(《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文史》第7辑)。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五色帝(五方帝)说的形成与传播,既然是五行说在战国中期的表现形态之一,那么,《孙子·行军篇》中有“黄帝之所以胜四帝”这样的话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换言之,这也恰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孙子》中的五行观与战国中期的五行观形态相一致。《孙子》真正成书于战国中期说也从而多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四、《孙子》书中“五行”说影响的其它痕迹

   《孙子》一书,除了上述三处直接涉及五行,还有许多地方隐约曲折地表现了五行学说的具体渗透与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孙子》其书的战国色彩问题。

   所谓五行说对《孙子》书的曲折渗透和影响,我认为就是《孙子》书中对“五”的概念的十分热衷,基本上都以“五”为度,(当然也有用六、七、九等字为度的,但是其他任何数字,出现的频率都较“五”远远为少)。

   《孙子》以“五”为度者,满目皆是,其中有明言者:“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以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计篇》)。“故知胜有五”(《谋攻篇》)。“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故将有五危”(《九变篇》)。“凡火攻有五”(《火攻篇》)。“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用间篇》)。

   《孙子》中还有许多处暗用了以“五”为度。“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谋攻篇》)即为一例。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孙子》书如此热衷于重“五”言“五”呢,我们认为这乃是战国中期五行说作为社会思潮蔓延风行的必然结果。业师杨向奎指出:在原始五行说向高层次五行说——即成为社会发展演变之基本原则——的过渡过程中,“遂有以五为纪,循环演变的学说,因之对于‘五’的数字也造成迷信和崇拜”(《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上册第152页)。这一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最能代表这种思想的是《易·系辞》: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符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行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又: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此。

   将《孙子》一书放入这一参数座标中加以衡量。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单就《孙子》“五行”思想角度考察,它真正成书的确只能是在战国中期。因为只有在战国中期那种“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的社会思潮大氛围中,《孙子》书作者才会如此热衷地拿“五”作为事物形态及其变化发展之常率的,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孙子》书中这一文化现象了。思想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清楚地证明了这样一条基本规律,只有在社会思潮业已形成的情况之下,具体学科的有关著述中,才会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予以反映或表述。《孙子》一书与战国五行说的关系也是如此。

   总之,《孙子》书中有关“五行”思想的内涵及其表述,是超越《洪范》、《左传》、《国语》诸书中的原始五行说的,但就其尚处于物质性“五行”阶段来看,《孙子》的“五行”,也还不是战国晚期邹衍等人那种成为自然和社会的演变法则或人类行为的规范的“五行”。而恰恰是战国中期原始五行说向成熟五行说过渡过程中的客观表现。因此,就《孙子》五行思想的实质与意义而言,《孙子》的真正成书是在战国中期。当然,有关《孙子》的成书年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单凭对《孙子》五行问题的论证,仍是远远不足以判定《孙子》成书于战国中期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将《孙子》与道家《老子》、《孙子》与法家,《孙子》与儒墨学说等思想关系作出正确和全面的论述,并将《孙子》所反映的史实问题之研究更扎实地推进一步,那么,我们关于《孙子》成书年代问题上的缺憾,或许能够较快地获得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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