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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1956年与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结构

更新时间:2021-08-01 08:40:58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而是农民的革命性。毛泽东把自己的领导的革命视为农民起义的继承者。走上井冈山是中国绿林的传统而不是马克思的遗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古中国“马上得天下”和“一条杆棒打下四百座军州”的现代版却不必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1926年5月至9月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毛就说过“梁山泊宋江等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12]1964年的《贺新郎·读史》一词如此写道:“一篇谈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拓庄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逼上梁山,造反有理,但在毛泽东基本上肯定农民造反文化并以之为现代革命的动员时,他没有指出农民造反也有巨大的破坏性。甚至,这种破坏性的冲动也烙印到毛泽东的思想之中,“天下大乱”、“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等等,是他喜欢挂在嘴边的话。

   当然,毛泽东个人并未无条件地认同农民造反文化。在个人趣味上,他虽推崇民歌和戏曲,但其欣赏趣味仍然偏重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从屈原到曹雪芹、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毛泽东的阅读生活主要不是由农民直接提供的。在治理策略上,毛利用农民文化又与其组织农民以改造农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理想紧密相联,毛泽东历来认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必须改造,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毛泽东都主持推动了不同形式的农民组织。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13]1950年代鉴于农民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毛又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判断。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这类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经常以“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为前提。[14]农民文化是必须借用的形式,却又是被改造的对象。在农民文化中,毛泽东取的是造反精神,舍的是一家一户的“自由主义”,他要借助农民的造反文化以创造现代革命文化,同时又以源自苏联而又中国化的严密组织和新的意识形态来控制农民的思想与行动。

   所以,不但是西方近代文化、苏联革命文化,就是中国农民文化,也只能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资源。作为一个特异的诗人和成功的革命家,他的创造性和自由感古来少有;作为一个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他既有只属于他个人的文化观念也具有服务于其政治理念的文化政策。在长期的武装斗争和政治实践过程中,毛泽东灵活使用各种资源,敢于突破各种规范,不断进行各种实验,提供了无数主要与他的名字紧密关联的文化观念、意象和符号,不但在中国、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在确认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主要源自农民的同时,又不能把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简单地归结为农民文化,比如他对秦始皇的称颂等等。

  

   2、短暂的重组与开放的探索

  

   西潮东卷,西方现代性既给现代中国提供了变革与发展的示范和目标,也激活了多种多样的本土反抗。从章太炎、梁漱溟到鲁迅,都或明或暗地具有一种以乡土中国的经济方式、道德理想和日常智慧等反西方现代性的民粹主义倾向。从五四时代李大钊呼吁“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到毛泽东1927年热情讴歌“革命的痞子”、延安时期断言“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等等,现代文化中一直有一种深刻的民粹主义倾向。毛泽东的反资本主义、以城市化、反(西方)现代性的种种理念和实践突出表现为对农民文化的热情肯定和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警惕。

   但是,1956年,毛泽东文化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新的要素和成分。这集中表现在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及其他文章和讲话中。

   首先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把学习的对象由苏联扩大到西方世界。掌握政权以后,长期在山沟打游击的革命者并无充分准备就面临着建设国家的新挑战,在“一边倒”的情势下,毛泽东明确提出:“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5]“苏联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学习”,“一定要把苏联的经验学到手。”“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16]“照办”的结果,是在政治上建立并强化了党国体制和中央集权,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在发展战略上是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其亦步亦趋的学习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比如,“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17]正如陈晋等指出的:“如果概括当时的社会文化的氛围,说有一种‘全盘苏化’的倾向,大概也非过分之辞。”[18]然而,就像革命初期照搬苏联而后又为“中国实践”所否定一样,意在开天辟地的毛泽东也不会长期满意于苏联模式。1956年,历史为毛泽东的文化创造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机遇:三大改造完成意味着可以直接掌握国家一切资源,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表明毛泽东可以较少顾忌地探索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毛又调侃地说:“卫生工作也搬,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汤,害得我三年不准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总之苏联第一,一切照办,一切奉行。”[19]毛泽东不能容忍在他的治下,一切以苏联为标准和典范。《论十大关系》中一开头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0]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与对西方国家的好评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当时曾说过: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还有这样一段:“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21]在苏、美比较中,毛泽东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兴趣,青年时代对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热情有所回潮。否定全盘苏化就是把眼界向西方世界打开: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2]

  

   毛泽东因此强调:“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23]

   其次,尊重普遍规律,不再以阶级论或中国特色拒绝西方文化。这一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月25日,毛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24]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这些都突破了狭隘的阶级论和民族主义,表现出对科学、文艺、学术自身特性的尊重。这方面的代表是这一年他与与音乐工作的谈话。毛明确表示:“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在把中国农民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比较时,毛还明显地表现出对农民文化的不满: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

   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25]

  

   在传统农民文化、苏联革命文化、西方近代文化之间,毛泽东第一次把西方近代文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学习对象之一,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西方国家等在毛泽东思想中第一次具有了正面意义,说明1956年的毛泽东已经明确意识到在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革命文化需要转型。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农民,他希望中国农民保持原有的政治忠诚和道德热情,但要补上现代技术这一课,以达到“又红又专”的理想状态。

再次,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据当时听到传达的老人回忆,毛泽东在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还有如“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中央要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等思想极为开放的言论;一些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人还记得毛同时还有“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一点,不要只靠他毛泽东一个人发展嘛”等只有毛泽东才能说的话。也是在这一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分析使中国有可能告别“阶级斗争”时代而走向发展经济文化的新时代。在邓小平所做的修改党章报告中,明确提出杜绝个人崇拜,八大通过的党章没写入毛泽东思想。这当然是受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影响,而且毛泽东对刘、邓的报告当时就是不满意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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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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