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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中国政法体制的政治历史解读

更新时间:2021-07-28 09:07:06
作者: 邵六益  
它不仅有能力剥削全世界,而且还收买了英国部分的工人阶级,使他们成为分享这种殖民利益的同谋。[29]

   在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下,落后的俄国不可能遵循常规道路实现和平的大国崛起,在1917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意味着国内无产阶级的解放,抛弃了私有财产原则,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意味着跳出了帝国主义对俄国的剥削。这既是历史节点上的战略选择,也给世界秩序带来了新元素,开启了新的纪元。[30]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无疑也受到了国际形势的影响,有研究发现,英、法、美、德、日、俄在中国问题上的“大国协调”乃是辛亥革命时国内各政治派别“大妥协”的关键性外因。[31]在列强环伺下,中国只能采取革命的方式突破瓜分的格局,重塑国内的革命力量,才有可能追求国家转型与现代化;也正是俄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主导的漫长19世纪末期孕育了变革的种子,迎来了社会革命的20世纪。[32]

   (二)国家转型中的政党竞争

  

   中国自1840年以来被迫向西方一步步门户打开,但自给自足经济非常强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拒斥了西方资本的入侵,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剥削主要靠武力支撑的直接掠夺,而不是合法贸易。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时,这种状况还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也因此中国共产党才有在农村进行革命动员的可能。[33]

  

   晚清以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传统统治手段丧失了效力,对内无法整合新兴的社会力量,科举制的废除也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被割断。中国的近代转型的核心命题就是从国家层面上寻求独立,并完成国家内部的现代整合,改变中国人只知其族不知其国的状况。传统中国的中央政权无法直接触及底层人民,儒家伦理指导下的乡绅可以参与治理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但在这些经纪阶层的间接统治中难免发生中饱私囊的情况,而且也隔断了中央与底层的直接联系——这种“一竿子通到底”被视为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色。如果新的政权建设仅仅基于原先的社会基础的话,那么国家制度的扩展会沦为对原先制度的复制,这种低水平的增长就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困境,即“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营利性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34]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在于重建中央政府与底层人民的联系,避免一直困扰中国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魔咒。

   现代政党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成为代表民意、吸纳社会贤达的新的整合手段,党员取代过去的儒生成为中国命运的担纲者,以此来填补革命之后上下协商环节断裂所造成的空隙。[35]在现代议会式政党和列宁式政党的制度竞争中,列宁式政党的组织要求在于一党专政、决策上的民主集中制、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控制等等,由此既可以保证政党国家的强大力量,也有助于完成对落后的国民的重新塑造。因此国共两党最终都选择了后一种模式,试图以一种集权性的政党模式来整合、组织国家,但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掌握了其精髓完成了改造中国的使命。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层级结构,原先依赖儒学、礼治、乡绅的柔性治理被废弃后,三者之间的隐秘的纽带消失后,国民党的外部植入精英的做法显然没有找到突破口,不得不回归传统的治理方式进而被“内卷化”。[36]尽管国民党虽然也和共产党一样想建立列宁式政党,但是最终实行的只是“准列宁式政党”,与其他的列宁式政党相比有重大的体制性区别,王奇生教授概括为“弱独裁政党”。[37]

   这种结果在我们熟悉的司法领域中看得更为明显,国民党也曾推行过“司法党化”,动员民众、改造社会,最终以构建现代国家,但这种全能主义国家观只有在“内忧外患”之下才有正当性,国民政府应该迅速地“还政于民”并实行宪政民主,所以其司法党化运动也很快失败。[38]对于国民党司法党化探索的失败,李在全研究员给出了多方面的原因,如党务系统与军队、政府相比而言的弱势、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反对、司法人员内部的分歧等等。然而,李在全研究员的理解与王奇生教授的解读存在共同的不足,他们都将国共两党竞争中国民党的失败归结为技术上的行政能力,而忽视了背后的道义因素。[39]列宁式政党并不是仅仅是一种组织手段,更包含着政治正当性在其中。国民党所推行的党国体制、党治司法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因为他们对列宁式政党的学习“得形忘意”,之所以出现国民党治下的军权高于党权的现象,根源于国民党在加强外在控制的同时缺失政治伦理,忽视人民的维度,无法通过阶级革命动员社会力量。国民党的现代化思路并没有脱离自由主义的底色,对社会革命缺乏认识;与之相反,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反自由主义的,对底层的关注不仅是手段性的,更是目的所在。

   国民党所分享的现代化方案将传统中国理解为落后民族,现代的来源是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现代制度,通过开明政治精英的改革以建设强大国家,最终实现自由民主,保护人的权利。[40]国民党的失败恰恰在于其依赖于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抽象的“公民”,忽视了具体的、真实的“人民”。国家不是学说中存在的自在物,而是建立在具体的社会基础之上,国民党的“党治司法”尽管改变了司法人员的构成,但是其体系严密的法律文本、精巧的司法程序始终离普通人民太过遥远,最终这套党治司法仅仅是少数人的游戏,无法起到通过司法的社会治理的效果,也就无法获得普通老百姓的支持。党化司法或许真的可以控制司法,但是司法机构本身也是高高在上的漂浮着的架子,与人民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本文后面论述的中共的陕北司法实践中我们就会发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成功主要在于获得了底层人民的支持,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也好、党化司法也罢,失败之处便在于缺失了社会革命的维度,进而无法维系政治建设与人民之间的关联。

   晚清以来中国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失效使得乡村被剥离在政治之外,重建乡村是国家转型的题中之意,而局限于上层的国民党改革并未成功改造下层社会。乡村建设派也发现了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村的改造,乡村建设的“真意义”不在于乡村自救,而是重建社会进而重构国家伦理。但是,乡村建设派并未超越传统的逻辑,试图借助儒家文化重建乡村;不同于共产党在乡村进行的阶级塑造和斗争,梁漱溟依旧寄希望于传统精英,将改造乡村的关键放在文化上,“毛泽东把它(农民运动)看成是思想上的无产阶级进行武装政治运动的动力,并很快着手发展了一支军队;梁漱溟却把它看作是对道德教化的召唤,并很快制定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要让农民遍布‘君子’。”[4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动员群众仅仅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新式教育,“所谓‘动员’并不仅仅只是寻求一种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就中国革命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如何让人民‘当家做主’,也即成为政治主体或者‘国家的主人’。”[42]如何能够使得长期以来备受压迫的中国底层人民成为国家主人,这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而政法工作也服务于这一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宗旨,共同实现社会革命中的再造人民。

   三、社会革命对“人民”的政治塑造

  

   社会革命是与政治革命相对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将政治革命定义为特定阶级利益支配下的革命,而社会革命则指向人的真正全面和彻底的解放。[43]阿伦特的划分与之接近,美国式的革命侧重于解决政治上层建筑问题,不去触动社会问题的政治革命;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以底层动员为关键、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为动力和目标的社会革命。[44]其实,美国革命之所以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发展到发动所有“无套裤汉”的社会革命,得益于美国优越的外部环境,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所遭遇的外部压力比较小,所以没有太强的动力去发动底层。反过来说,如果英国不是决定“放弃”对北美的政治上的控制而直接退为保持其商业利益,那么美国可能需要在独立战争的时候就得发动群众来参与,尤其是动员南部的黑人参加军队——这样美国的种族问题在其独立战争时期就会爆发出来。[45]由于非常落后的外在条件,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就必须要发动更多的力量来参与斗争,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是必然之举。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主义背后平等理念所生发出的对外的弱国图强、对内的超强动员能力两个特色,在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中合二为一了。[46]正是因为人民在社会革命中的基础性,决定了政法体制司法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性。

   (一)党的领导与阶级政治

  

   在共产党所创造的革命叙事中,中国在封建社会“末期”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西方的入侵使得中国无法独立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来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条件,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革命由共产党领导的下层人民来实现,革命之后的中国也必然加入了十月革命所揭开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序幕。[47]社会主义革命强调的是在政治革命之外的社会维度的革命,不仅考虑党权与政权这些顶层设计,而且关注上层建筑与下层人民之间的关系:通过土地革命解放农民,通过性别革命解放妇女,通过家庭革命解放子女,从而创造出进行阶级革命的动力。社会革命将承担革命精神的先锋队与需要被改造的底层连接起来,国民党的党化司法只是二维的框架,通过政治革命最终只能在政党与政府之间建立比较紧密的关系,但无法触及革命真正的动力——人民群众;共产党的政法却始终是三个因素的框架,通过社会革命使得政党直接与人民建立起关联。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大部分都是农村,农民是中国人的主体部分,而农业曾经是国民经济的支柱,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村问题。不同于国民党的政治革命进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将重心放在城市和无产阶级身上,而是以改造农村、动员农民为中心工作。[48]共产党在农村的革命要通过“技术手段”塑造被压迫者,使得“翻身”做主人成为极具号召力的口号,进而调动巨大的革命资源为民主革命服务。在各种动员机制下,被灌输无产阶级理想的底层人民为革命带来了动力,“翻身”成为重要的话语旗帜。共产党利用阶级划分的方式,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认同,斗争的对象和依靠力量被重新洗牌,除了通过土地革命中对贫雇农的动员外,共产党还通过性别革命的方式将妇女动员起来。在“男女平等、妇女婚姻自由、妇女生产、妇女救护、妇女宣传、妇女侦查、妇女参政、妇女参军、妇女拥红、废娼及儿童公育”等一系列口号背后,我们很容易看到工具主义的色彩——对妇女的调动要服务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需要。[49]

在土地革命、性别革命和家庭革命背后,隐藏着阶级革命的逻辑,如解放女性也是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用阶级话语来统领女权主义的诉求。解放妇女并不是按照自由主义的方式解放之后就放之不管,而是要仔细辨析个人主义泛滥后所带来的问题,改变之前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式的启蒙,转向阶级和民族意识下的集体式启蒙。只有放在无产阶级解放的话语中才能理解性别革命的真谛,“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50]同样的,在土地改革中对贫雇农的解放也是双面的,解放贫雇农与发展生产之间是存在张力的,这一内在冲突也可以从1946-1948年间北方“土改”中体现出来——如果任由贫雇农来打击中农的话,农村的生产无法维持,最终会影响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北方土改并不仅仅是激进的推翻一切,而是在农民翻身和联合地主促生产之间的平衡,“翻身”与“生产”在阶级革命的话语下得以统一。[51]解放的妇女需要自我束缚,避免滑入自由主义,翻身的农民需要稍加克制,避免影响农业生产,而这些都由无产阶级的大局观所限定的,最终被解放的妇女、农民都成为无产阶级所领导革命的动力来源。总之,利用无产阶级的话语与实践,将翻身的农民与地主、解放的妇女与男性都纳入到“人民”的范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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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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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学刊》2021年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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