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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选民: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现代国际秩序向何处去——一种中国道路竞争力视角

更新时间:2021-07-25 21:21:50
作者: 姚选民  
在矫治国家战略决策失误的问题上,相对于苏联“斯大林模式”,美国“三权分立”联邦政治体制似乎在顶层设计上“更胜一筹”。

   2.经济建设方面原因。苏联实行“纯而又纯”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迅速建立起了国民经济命脉。但这种经济体制之“不足”在于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反映不灵敏不及时、受决策者主观因素影响容易导致国家各领域发展不平衡并会对国家其他方面建设构成“瓶颈”等。美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缘于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性质,经济问题是公民个人私事,经济发展为资本逐利性驱使而在各领域较为均衡,期间缘于“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私有制经济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但政府能通过适时政策调适助其渡过难关。

   苏联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传统村社经济社会生产关系落后难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等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但在根本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却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办法以弥补高度集中之“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不足”。美国则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新教传统市场经济活跃、传统市场经济宏观调控“跟不上”等经济建设方面的优长和“不足”,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倒逼”背景下想方设法克服了其这方面“不足”。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相比较而言,在挖掘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动力方面,相对于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似乎显得更为成熟和理性。

   3.文化建设方面原因。苏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领国家文化建设工作,牢牢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给国家和人民的行动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但缘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自觉意识持续边缘化,国家意识形态工作逐渐僵化以致难以扭转,不仅致使国家民族的文化发展萎缩,而且导致对社会事实情况反映“重度”失真、人民群众对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不信任等严重问题。美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形式上“不限制”各类文化发展,仅技术性地通过制度设计支持社会主流盎格鲁-撤克逊文化发展,一者满足公民对丰富文化生活之需要,另者为国家文化扩张战略(如“和平演变”战略等)推进提供各种文化样式支援。

   苏联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浓厚传统信仰文化氛围、传统官方意识形态工作薄弱等文化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但在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同时却未能妥当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适变问题。美国则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新教传统文化活跃度高、传统主流盎格鲁-撤克逊文化受到挑战等文化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通过完善国家文化制度建设弥补了该方面“不足”。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相比较而言,在优化意识形态工作方式、繁荣文化内容等方面,相对于苏联的文化建设体制,美国的文化建设体制似乎更为灵活和“接地气”。

   4.社会建设方面原因。苏联的国家福利制度迅速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指数,保证了人民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同时亦存在国家福利保障渠道单一、福利制度本身存在严重不公平等问题。美国在社会建设方面,实行有限的国家福利制度,主要对经济上突然陷入困顿之公民进行及时保障,并鼓励各种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公民将幸福建立在自己的努力奋斗上。

   苏联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东正教教会社会保障传统、官方福利保障缺失等社会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通过建设现代国家福利制度从根子上解决了这方面“不足”。美国则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新教教会福利保障传统、国家保障责任不到位等社会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通过建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克服了这方面问题。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相比较而言,在落实、维持国家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方面,相对于苏联的现代国家保障制度,美国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在制度设计上似乎更为经济和客观现实。

   5.外交建设方面原因。起初,苏联实行积极的和平外交政策,全力支持其他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后来却蜕变为“大国沙文主义”外交政策,甚至公然武力干涉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社会发展道路;且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压力。美国在外交建设方面,实行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旨在避免其“地盘”被共产主义运动侵蚀,亦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压力。

   苏联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传统积极外交思维、对外“蚕食”扩张外交政策等外交建设方面的基础或“不足”,但并没有建立相应的国家制度以免滑向对外侵略扩张的“积极外交陷阱”。美国则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传统殖民思维、对外扩张外交政策等外交建设方面的“不足”,政党政治交替执政的国家政治制度设计有效规避了对外扩张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压力风险,及时调控其所产生的国家外交不利后果。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相比较而言,在矫正外交政策之方向错误方面,相对于苏联的外交建设体制,美国的外交建设体制似乎更成熟、更具有灵活性。

   三、现代国际秩序走向及中国之未来命运

   在各自文化人格潜在支配下,中美两大国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基本方面建设。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在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外交建设方面的客观效果优于美国,并且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方面的未来走势亦好于美国。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时代,随着时间推移,有利的局面会大幅向中国方向位移,中国继美国之后引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之现代国际秩序走向的态势,将愈发明显。

   1.政治建设方面比较。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建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社会政治结构从“家-天下”“家-国”的皇朝政治组织模式转变成了政党-国家的现代政治组织模式。二是政治制度建设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三是形成了确保中央权威的科学制度设计,既保证国家政治动员力,又促成国家范围内良好政治生态。而在美国崛起过程中,其政治建设亦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从“邦联”这一联盟式“国家”体制转变成了“联邦”这一真正主权国家体制。二是建立了彻底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三是将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传统贯彻到了国家每个角落。

   中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传统皇朝政治组织模式落后、传统政治领导核心不够有力等政治建设方面的严重“不足”,为此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党-国家政治组织模式和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制度。而美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新教教会民主参与积极性、新教传统民主政治模式乏力等政治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为此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政权体制,将“邦联式”国家体制转变成了“联邦式”国家体制,提升了国家政治建设能力。

   相比较而言,从国家动员力来看,美国政治建设要弱于中国,如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国家动员能力甚至不如当时的中国。从对社会政治精英的吸纳能力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方面严格要求,在吸纳社会政治精英的能力上弱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就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吸纳社会政治精英的难题得到根本解决。一者,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各类社会政治精英团结在自己周围;另者,通过确保中央权威加速了体制内政治精英群体的“更新换代”频率,如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打虎”“猎狐”“拍蝇”等。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来看政治建设效果,客观讲,目前发展态势更有利于中国,美国被落下的距离会越来越大,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国家防控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2.经济建设方面比较。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式”变化。一是封建经济形态转变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代经济形态。二是从早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总量和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三是国家民族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大国。而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其经济建设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抓住各种历史机遇成了世界头号经济体。二是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从边缘走到了中央。三是国家民族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持续提升,成为了名符其实的世界知识产权强国。

   中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生产关系落后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没有发育条件等经济建设方面的严重“不足”,为此努力建设以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现代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力(包括国家军事实力所依凭的国家科技力量)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而美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新教传统市场经济活跃、传统市场经济宏观调控“跟不上”等经济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为此统一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社会生产力(包括国家军事实力所依凭的国家科技力量)得到了迅猛发展。

   相比较而言,从经济总量来看,美国明显大于中国,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经由其基本经济制度领导着国民经济命脉,并且中美都是超大型经济体,从国家对整个经济的动员能力来看,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美国明显弱于中国,如中美贸易战中美方的每每经济攻势被巧妙化解就能说明问题。从经济支持的科技力量来看,美国科技实力整体上强于中国,但在重要技术领域(如航天、军工等领域)中美两国亦“各有所长”。从经济依存度来看,中国具有经济发展程度呈阶梯状的广阔国内市场回旋空间,在对外经济依存度方面远低于美国。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来看经济建设效果,客观讲,未来发展趋势更有利于中国,与美国经济的差距(包括体量差距)会越来越小。

   3.文化建设方面比较。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官方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广义)。二是社会思想观念更为多元化,从相对单纯的“独尊儒术式”社会观念形态转变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儒家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存的社会观念结构形态。三是直面西方文化竞争,中华文化实现了“触底反弹”,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更广、更深、更大。在美国崛起过程中,其文化建设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美国社会主流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系统性、理论性得到了大幅提升,成为了世界文化市场的重要参照标准。二是美国文化的效用功能得到了全面拓展,不仅用来丰富公民日常精神生活,而且用于国家政治目的,成了国家重要软实力。三是美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从国别文化发展成为了世界文化。

   中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传统文化历史底蕴深厚、官方意识形态工作相对薄弱等文化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为此一者建立完善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二者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并再度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而美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关联或影响)之新教传统文化活跃度高、传统主流盎格鲁-撤克逊文化受到挑战等文化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为此不断完善文化支持制度,让美国主流文化即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成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别文化。

相比较而言,从对社会观念的整合效果来看,中国明确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工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领导权建设,美国没有明确类似方面要求,中国社会在主流观念认同度上要明显高于美国。从文化的繁荣度来看,美国缘于其“放任式”文化制度模式,在文化的“繁荣度”方面要高于中国,但同时美国文化中的消极成分亦多于中国。从文化发展路向之科学性来看,中国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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