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龑:实事求是的法理阐释

更新时间:2021-07-24 16:54:43
作者: 张龑  

   我国《立法法》规定了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一般性原则如宪法原则、法治原则之外,主要包括实事求是、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在立法中主要体现为:立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法律的立改废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完善要循序渐进。实事求是原则构成了立法活动中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基础。民主立法关注的是立法本身的参与度和真实性,对应的是“实其事”;科学立法讲求的是立法素材的加工与立法目的的达成,关注的是客观性与正确性,对应的是“求其是”。单纯强调其中之一,都忽略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张力,民主立法追求的是多数人包括底层群众之真实民愿,科学立法诉求的是合规律之正确性,在真实民意与客观规律之间并非严丝合缝,实事求是作为立法基本原则居于二者之上,作为解释规则立于二者之间,可以化解与弥合二者之间的罅隙。

  

   (一)实事求是原则是科学立法

   与民主立法的统一

  

   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体系的形成不等于法律规范的完备,此后大量的立法活动使得法律规范不断充实和完善,然而,制定法的可行性和接受度却并未与数量庞大的法律同步增长。原因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主导立法的基本观念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彻底的科学主义,以理性建构主义态度寻求绝对正确的客观立法;二是经验实用主义倾向,为迎合特别利益或者短期效应而匆忙立法,陷入立而后改,改而后再立的循环。这两种倾向不仅有损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而且有损正义和公平价值的实现。为了避免这两种倾向,就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

  

   1. 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所谓科学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非是事物的真理性问题。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意识中的正确反映,而关于人类社会的真理与自然科学真理的最大不同在于,人类社会总是无法脱离于具体的时空条件。“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对于立法这种人类社会活动来说,其自身的真理性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时空之维,否则就可能丧失自身的真理性。从真理性的角度观察,科学立法包括科学地进行立法以及立法的科学性两个方面。前者指立法活动本身要遵循立法规律,在立法参与、立法设计和程序要符合科学规律,后者指立法内容上的科学性,即立法内容以社会关系以及法律体系自身的规律性为依归。然而,无论是立法活动,还是立法内容具有科学性,都不等于所立之法就产生了法律效力,因为立法本质上是一种必须符合民主正当性的活动。

  

   现代法律都有其正当性依据,表达的都是人民的主权意志。立法既出自人民之手,同时又施之于人民,这是立法的人民民主性的根本要求。民主立法的直接体现就是作为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从事立法工作。相比起立宪,人大立法的实现往往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依据,立法过程通过多数决的方式来实施。无论是立法主体的民主代表性还是立法过程的人民参与,人大立法所表达的都是宪法之下的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在具体的立法内容上,立法的民主性通常就表现为社会共识。也就是说,如果说立法的科学性关注的是真理,那么立法的民主性追求的就共识。真理与共识并不一致,尤其是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与法律关系时,偏执于任何一边都可能导致立法本身远离社会生活的实践。因此对于民主立法来说,它坚持的共识观其实是一种程序的真理观,同这种程序的真理观相契合的就是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

  

   2. 弥合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

  

   观察真理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是主体哲学的符合真理观,二是主体间哲学的共识真理观,前者往往用之于自然科学,后者则行之于人文科学。若将立法的真理性理解为立法者的共识,那么,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当可一致无虞。然而,在涉及复杂社会关系的立法活动中,共识不等于真理。多数人的意见有可能是短视的,公共利益也未必是多数人利益的总和。实事求是原则意在弥合共识与真理的罅隙。如哈贝马斯所言,真理不是陈述的属性而是陈述的内容的属性,在一个陈述中,真理只是有效性主张的对象,可以在相互论辩中得到承认或拒绝。因此,共识不可混淆于真理,成为立法科学性依据的不是真理,而是基于理由与论辩的共识。任何能够提出理由者都参与了立法过程,立法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吸收了理由和证立的要素从而成就了自身的科学性。

  

   而且,共识不等于真理之外,更麻烦的是共识甚至不指向真理。如前已述,实事求是原则在立法活动中就是一种从民主共识尽可能通向科学真理的桥梁,关键环节在于“求”。“求”是一种指向真理和正确性的主张,而且提出这一主张是法定义务。从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原理出发,立法意志涉及三个不同的世界:超越的世界、理性的世界以及主观的世界。超越世界的正确性是一种形而上的强客观正确性,而理性世界中的正确性则是适度客观的正确性。若要确保理性世界不至于沦为主观世界,适度客观正确性需满足两个要求,一是指向真理的强客观性的追求,二是尽可能接近真理的程度。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就前者来说,若没有正确性主张,这种指向就容易偏离,理性世界不仅失去道德秩序,而且无法保证法律秩序的长久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真理观则更进一步,立法共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更接近真理的科学共识。“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展而达到这样一点。”也就是说,在民主商谈的共时性证立之后,还需要经过历史实践的历时性检验。从我国立法实践来看,立法既不应坚持可在一次立法活动中就实现绝对客观正确性的教条,又要摆脱立法是多数人意愿的经验主义观点,而是在宪法权威之下,立法者秉承正确性主张之义务,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证立和检验,最终达到科学与民主两个原则最优程度满足的立法。

  

   (二)实事求是原则指引下的立法机制

  

   为了实现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的要求,“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我国的立法机制并非单一的议会立法体制,而是同时包含了人大的纵向商谈机制、政协的横向商谈机制以及基层参与的群众商谈机制。

  

   1. 纵向的民主商谈立法:全国以及地方各级人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也是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方式。历史上看,这一制度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产物,既不是简单模仿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又不同于西方的议会制,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制度。

  

   在我国立法体系中,人大对立法具有主导性作用,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不仅把握立法方向,引导法律的价值和原则,而且决定法律的内容,从技术上完善法律的形式和体系。因此,从实事求是原则出发,我国的人大立法应体现出如下四个方面:第一,立法取向于中国实际而非外来的法律以及某些群体的主观愿望和价值判断;第二,不应设定绝对正确的立法,所有的立法都可以接受实践的检验;第三,立法的目的是建构共识,人大代表提出其正确性主张经过大会的商谈从而达成共识,对未达成共识部分进行修补,就人大的议事规制和程序进行补充完善;第四,我国现在处于改革时代,法治处于转型时期,立法的稳定性、前瞻性与实践发展都难以协调,因此文本之法未必是能用之法,故我国立法也属于“实验性立法”,具有尝试性、实验性的特征,是正确性有待实践检验的立法。

  

   2. 横向的民主商谈立法:人民协商

  

   民主立法不能仅限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立法过程,还包括横向的民主协商过程,即在集中公共领域非正式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通过议会的立法商谈形成法律。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人大立法的补充,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它既非一党专制,又根本有别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一种典型的横向民主商谈机制。虽然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各民主党派只是参政党,两者地位的重要性高低不言而喻,但在政协开会时,中国共产党只是会议参与的一方,它与其他各个民主党派在“平等协商”基础之上共商国是,各民主党派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结合自己所长建言献策,虽不享有最后的决定权,但在这一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甚至对最终结果的确定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因此,即便意见建议最终并未被采纳,这一民主过程也充分表明了国是的“证立性”。

  

   具体来说,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三大职能,也是实事求是原则中证立环节的基本内容,是立法产生约束力的重要手段。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他们在调研的基础上,能有效地反映民意,贡献立法建议。而且,很多政协的组成人员都有专业背景,他们参与到立法商谈中,可以帮助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立法人员加深对专业领域与技术化问题的了解,从而在对相关问题具有较好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判断,确保决策的客观正确性。确切地说,横向的民主协商立法是以各级政协专门委员会为平台,各级人大专门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政府法制机构和政协委员共同参与的立法协商格局,它可以最大限度将社会各界民众的心声体现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升立法治理的品质。

  

   3. 基层参与的民主商谈立法:群众路线

  

   议会立法深受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容易变成利益集团的交易市场,故克服资本集团控制下的议会立法是公法理论的关键议题。实事求是原则并不反对议会立法,而是通过横向政治协商将社会精英群体纳入到立法者群体中来,但这还不够,只是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精英,基层民众缺乏代表性。因此,实事求是原则还要求走群众路线。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史上,凡特别重要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往往会引起全民大讨论,基层的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到立法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

  

然而,群众在国家立法过程中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历来是个难题。很多法律在表决通过之前往往要向全社会公布法律的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固然是我国立法活动贯彻民主原则的体现,但这种程序并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权益反映在立法中,一是因为这样的参与方式太过零散,不利于选择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况且许多群众并不懂法律;二是群众在这一过程中提出的意见经常石沉大海,得不到立法机关正面回应。立法本身是维护人民利益,当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不问群众利益、忽略实践的角色,就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需要采取措施来加强人民群众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具体包含四方面内容:第一,坚持党的意志的领导性;第二,立法过程中必须有基层调研的论证;第三,法律制定过程中向社会公布草案,而且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具有代表性的群众意见予以汇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67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