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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坚: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更新时间:2021-07-02 16:03:46
作者: 徐坚  
并将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原则。”

   加利的上述观点说明,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仅仅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来解释,对于分析这五项原则的重大意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做未能充分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重振联合国宪章精神的重大作用,对于引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对降低冷战风险的重要贡献,以及在上述意义基础上对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重大贡献。正如中国领导人指出的那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历久弥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的本质要求,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仅具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在理论上维护了主权平等这一国际关系最根本的法理基础,在实践中顺应了历史进步潮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对于处理国际关系具有很强的普适性,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也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之间处理好相互关系提供了正确引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经济领域倡导互利共赢,有利于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关于“中间地带”的论断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论断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又一经典范式。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看法最早萌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被公认为毛泽东萌生并首次公开提出有关“中间地带”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毛泽东有关“中间地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看法。1963年9月28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1964年1月5日,在同日本共产党人士谈话时,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对两个中间地带的看法:“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世界多极化趋势初步显现:美国为摆脱越南战争困局而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西欧国家一体化合作进一步加强;日本则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欧各国对苏联霸权主义行径强烈不满;中国国际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针对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毛泽东在“中间地带”的基础上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等人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还说:“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这是毛泽东首次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对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形成了有关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既是反映中国外交原则与对外政策走向的战略思想,也是剖析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变化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又一经典范式,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其理论价值而言,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当时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客观现实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反霸为核心目标,以国际正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价值追求,不再简单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分国际阵营,同时又超越了国家利益同质竞争的价值虚无主义,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认识国际格局提供了新框架、新理论,是一种超越制度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新思维、新视野。

   (三)关于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代主题的论断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范式。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当代国际大势提出的重大判断,也是对列宁主义关于时代特征的理论范畴的继承和发展。时代特征是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和国际关系学说特有的理论范畴,这个理论范畴突出地反映在列宁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高潮时期出版的《帝国主义论》中。在这部经典著作里,列宁对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提出了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战争与革命就是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二战后中国革命的胜利、亚非拉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无不证明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论断是正确的。列宁关于时代特征的理论范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然而,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进入尾声,同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推广社会福利政策等手段缓和了内部的阶级矛盾,进入8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敏锐洞察到了这种变化。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观和方法论,通过深入分析当时世界发展趋势,提出了反映中国人独立战略思考与判断能力的有关时代特征的新论断。邓小平关于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对于指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说的深层逻辑与共性特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间地带”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国际关系学说的经典理论范式。这些成果虽然生成的历史背景有别,具体内涵也不相同,但它们有着一以贯之的深层逻辑,体现了国际关系学说的中国范式的共性特征,总结这些特征可以更好地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一)鲜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间地带”思想和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等重大理论成果,作为认识工具,在判断世界发展大势、揭示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等方面都具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洞察力与敏锐性。这种能力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世界形势的结果。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论述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将阶级分析方法以及国际统一战线学说运用于分析世界形势,形成了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它在哲学高度上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学地缘战略、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流派的基本分析模型,为世界提供了着眼于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和基于公平正义理念的国际政治经济合作范式。毛泽东提出的关乎中国乃至人类发展的深远哲学体系和战略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宝贵精神财富。

   邓小平有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同样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光辉。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是列宁主义分析世界大势、洞察历史规律特有的一个理论范畴,也是共产党人观察世界形势和分析国际问题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给世界历史进程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行了系统论证,对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进行了精辟概括——战争与革命。列宁提出的时代特征的理论范畴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判断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后世国际形势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针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盛极而衰、冷战趋于缓和的大背景,邓小平提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的重大判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时代特征这个列宁主义理论范畴分析世界形势、重新审视时代特征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一重大判断同样经受住了此后三十多年历史的检验,对不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与印度共同努力而形成的理论成果,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分析把握国际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主要源于联合国宪章,但其特殊意义不在于提出它们是否具有原创性,而在于提出的时机和选择标准。联合国宪章有那么多内容,之所以专选这五条内容置于特别突出的位置加以强调,是有特别深意的。其一是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这对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二是超越了冷战意识形态,为解决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划线给两大阵营之间的国家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造成的诸多理论和政策困境带来了突破。不仅如此,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所指出的那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在法理上为帮助不结盟国家避免卷入冷战,为亚非拉国家规避或减少冷战带来的冲击提供了支撑和保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运用于对外政策和国际事务的经典成功范例。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二)强烈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伦理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鲜明的政治伦理而传世。春秋以降,尤其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文化的政治伦理色彩愈益浓厚,愈发注重对人世的探讨,把注意力集中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政治伦理哲学异常发达的理论形态。宋明理学更将儒学推至中国政治伦理哲学之巅。此种趋向导致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仁义礼智信”等人伦价值引领。这种传统已内化为一种深层民族心理特质,体现在中国历代思想学派与社会行为规范的流变之中。二是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思考,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下,并不特别强调逻辑严整的理性分析,而常常更重视领悟,通过对外在世界规律性的领悟,来调整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而西方哲学则有注重逻辑推理的传统,甚至把哲学看成理性的专利。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两种形式的思考都是重要的,因为人类面对客观世界的哲学思考,并非完全以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常常采取领悟的形式。“中国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思考,自古以来,便体现为一种悟性,因而在对这种思考表达中,并不刻意追求那种与严密的逻辑推理相伴的思辨体系,在其深邃的思考中更加注重以客观世界的规律印证实践目的的形象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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