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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现代社会第二个层面的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更新时间:2021-06-29 00:24:00
作者: 金观涛 (进入专栏)  
西方并没有民族主义。在西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制宪主权”(constituent sovereignty)即对国家制宪权主体的界定是同时产生的。正因为如此,在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中,民族主义这一理念通常包含三个逻辑上互相联系的部分。第一是民族认同的符号,即怎样规定“我是谁”,或民族(组成同一国家即主权的拥有者意义上的“我们”)如何界定。国家组织范围和规模一旦明确,民族国家是这些人互相制订契约的结果。这样就得到有关民族主义的第二个论断:由某一认同符号规定的群体 (nation)构成同一政治组织实体国家(state),即西方民族主义论述中nation和state指涉通常互相重合。或者说一个民族有权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这种共同体的形成既然是基于其成员的契约,即自愿交出某种权利以形成国家主权。故民族主义通常包含第三个要素,这就是民族自决:某一个民族可以用全民公决方式以决定是否建立独立的国家。显然,美国的独立十分形象地刻画了上述特点。正因为如此,安德森(Anderson. Benedict)把民族称为想象的拥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并将美国独立视为现代民族主义起源的典范。

   综上所述,对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国家由立法权来定义)来说,民族主义与自由、人权和民主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互相联系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意味着传统社会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是民族自决、民权确立和自由主义普及。但对于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国家为一代表民族之实体,主权(立法权)只是国家之属性,主权并不依赖于人权,民族国家的建立只需工具理性与形成民族认同,而和个人自由无关,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靠压制人权建立的。

   这两种类型民族国家的不同明显地表现在民族认同符号及形成过程的重大差别上。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大多是一个自然发生过程,往往经历相当长时间,英国、美国均是如此。在长时间自然形成的认同过程中,往往可以主观地回答“我是谁”,即只要某一地域内一群人互相承认同属一共同体,就可以构成一个民族,而不一定需要诸如共同文化、血缘、历史和其他客观性指标来界定。

   以美国为例,表面上看,美国人的民族认同之中有国旗、宪法认同符号,但显而易见,仅仅靠国旗和宪法并不能回答“我是谁”, 民族界定依靠的是主观认同标准。如科本所说:“任何地域性的社群,它的成员意识到他们是社群的成员,并希望维持他们社群的认同,就是一个民族。”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讲得更清楚:“两个人属于同一个民族只需要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同一个民族……而不是由于他们共同具有其他相同的属性……”这里,民族认同与某种特殊文化历史以及其他种种客观属性(如人种)关系不大,民族主义的意义仅仅在于捍卫这一民族国家的主权,而不需要对某种特定的文化、人种和历史表示忠诚。

   相反,如果民族国家迅速建立,统一认同不能依靠慢慢成长的主观互相承认的过程,而必须基于文化、人种或其他客观认同符号的凝聚力,例如利用种属、文化或某种其他客观属性定义民族,这样,民族国家的形成就需要诉诸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这时往往会对和这一认同符号相悖的东西加以反对和排斥。这样,随着民族认同符号不同,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和开放程度也不同。换言之,如果民族国家认同符号是主观的,民族主义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形成的民族国家如同美国那样,是一个可以把各种文化、种族、族群融合为一个统一现代国家的熔炉。如果民族认同符号是客观的(如独特的文化、人种),那么民族主义促成第二种类型民族国家的建立,其速度往往比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要迅速得多。德国民族国家之形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前所述,德国的民族认同建立在德意志共同的文化之上。德国的民族文化起源于十八世纪末的狂飙运动,并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气氛下进一步成熟。狂飙运动本是文化抗议运动,它反对浮夸、虚伪形式的物质文明和僵化的文化建制,抵制法国文化与启蒙思想。浪漫主义反对工具理性将宇宙和自然界当做一部大机器,接受有机自然观,在文化上则否定启蒙运动所主张的超越民族文化之上的价值。换言之,德国认同是在法国大革命冲击下形成的。德国民族主义奠基者之一费希特(Johan Fichte)就认为,将法国大革命和启蒙价值看做普世的(cosmopolitan)是一种时代错误。哲学家赫德(J. G. Herder)歌颂人民,夸大伯克气质的独特性,强调德国特殊而优秀的文化,他主张民族应该像个人忠诚于自我那样忠实于民族文化。进而浪漫主义思想把民族想象成一个大个体,一个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个体。这样,浪漫主义直接促使德国把本民族历史文化当做认同和忠诚对象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

   对于德国人而言,民族文化是一先于国家的历史存在,民族国家乃为文化和精神之载体,而非一个个个人的集合。因此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并非靠德国人公民自决而产生,而是通过普鲁士在一系列征战中显示日耳曼民族特殊认同符号而建立。其中以1870 年普法战争最为典型,该战争爆发原因为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巧施手段,迫使法国向普鲁士宣战,普鲁士因此可以获得南日耳曼各邦支持;在强化德意志民族文化认同之下,统一的民族国家终于形成。由于普鲁士国王是民族国家之代表,由全境男子投票选出的四百名帝国议会(Reichstag)代表对皇帝并无约束力。德国民族主义构成了不同于英美民族主义的另一种理想类型,与其对应的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二种类型现代民族国家。因为非西方文明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大多属于这种类型,故十九世纪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十分重要,开启了不同类型民族国家崛起以导致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发生内在冲突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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