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富强:市场失灵视域下的政府功能

更新时间:2021-06-18 14:05:51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科技创新带来积极的正外部性,就可以采取减税或补贴等方式来鼓励它。在很大程度上,这正体现出现代社会治理日趋复杂化的基本趋势,也应该是理论研究由浅入深的基本路径。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基于一刀切的做法来实现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呢?进而,我们又如何能够将之简单地推给自由放任的市场呢?斯蒂格利茨就曾指出,“在社会和私人利益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除非二者能够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市场体制不可能很好地运转,这就是为什么金融系统引以为傲的‘创新产品’常常走入歧途的原因。”ix其实,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偏好使用科斯灯塔寓言来论证市场的有效性,但当面对阻碍城市规划、道路建设的钉子户时,他们又不再使用效率标准,转而强调人的自主性以及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来加以辩护。流行的谚语说:当事实对你有利时,就多强调事实;当法律对你有利时,就多强调法律;当事实和法律都对你不利时,就敲桌子把事情搅浑。显然,现代经济学中充斥着这样的行为和辩词。

  

   再次,市场的深化果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失灵吗?明显的事实是,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获取、收集和传播的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问题是:我们从市场中获得的信息更真实了吗?我们的决策更为准确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姑且不说社会经济变得日益复杂且不确定,即使日常生活而言,我们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也越来越不知如何选择,面对报刊媒介上的信息越来越不知道谁真谁假,面对各种推陈出新的文章和学说越来越不知道谁优谁劣。弗里德曼等人认为,企业的最佳利益就是不想消费者销售有害或劣质产品,否则消费者就会寻找替代品而最终损害企业自身。但试问:有多少消费者能够真正辨识产品的缺陷?有多少消费者能够辨识并寻找到更好的产品?又有多少企业致力于长期的发展规划而不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进入 21 世纪后日益盛行的“逆进步技术创新”以及层出不穷的“有毒资产”不正说明这一点吗?同时,股市通常被认为是最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因为不仅存在大量的没有私人关系的供给者和需求者,而且作为交易对象的有价证券也是同质的;但实际上,股市却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场所,因为参与者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成的,所拥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否则,完全信息下如何会有如此巨大且波动的股票交易量?平等权力下又如何会出现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科斯中性定理还是哈耶克的自发市场秩序原理,它们只不过都是为了给新古典自由主义所持有的政治信念提供某种“我向思考”的逻辑证明,却根本经不起思辨逻辑和经验事实的检验。例如,科斯中性定理就主要满足于两个当事者的逻辑分析并且还舍象掉了各种社会性因素,x自发市场秩序原理则嵌入了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制度达尔文主义的因子。xi

  

   最后,同样是着眼于信息不完全之类的市场客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为主的经济学人还提出并论证了截然不同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社会观念和政策主张: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信息的发达恰恰为政府对经济功能的承担乃至计划经济的回归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面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这一挑战,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转而批判说:除了信息的传递外,还涉及对信息的使用激励问题。但显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辩解潜含着明显的悖论:既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基于“性恶论”而认定政府官僚必然缺乏激励来正确使用其拥有的信息,那么,它又何以认定“性恶”的市场主体不会利用其掌握的信息甚至炮制出来的虚假信息来误导他人行为并损害社会利益呢?显然,这就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人心。究其原因,嵌入人性中的动物本能具有强大的表现欲和控制欲,这导致人们往往会致力于追求社会性的相对效用,进而尽可能地占有和垄断那些能够满足他人所需要的资源。由此也就反映出,人心之升华并不是物质之增长的自然产物,社会存在并不自动导致社会意识的变迁。进而,也就有弗兰克所指出的,“即使所有决策者都绝对理性且信息充分,即使所有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都完全竞争,我们依旧不可能假设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将带来社会整体利益最优化的结果。”xii

  

   根本上说,无论是市场运行的障碍还是政府行为的不当,其根源并不在信息等市场客体而在“人”这一市场主体,源于市场主体的内在缺陷,这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不平等。第一,市场主体的理性具有有限性,由此会带来短视的功利行为,包括机会主义的背信行为和交叉的策略性行为。在市场经济中具体体现为:一方面,随着市场所提供的信息、产品、机会越来越多,市场主体往往更难有效辨识其优劣和真伪以做出更好的选择,反而陷入施瓦茨的选择悖论xiii和阿克洛夫等的钓愚xiv之中;另一方面,即使在信息完全的市场情形中,市场主体间的互动往往也难以达到具有帕累托优境的一般均衡,反而陷入由可逆性策略导向的囚徒困境之中。xv第二,市场主体之间具有人际相异性,由此会带来权力和地位的不公以及相应的社会争夺,进而产生诸如基于力量不对等的压榨和掠夺以及基于社会不信任的分工不畅和协调无效等现象。在市场经济中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每个市场主体都会尽可能地炮制各种噪音来误导和诱导其他人以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由此也就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和秩序扩展的中断;另一方面,每个市场主体还会尽可能利用自身优势或权力压榨他人以攫取更大收益,由此也就产生了市场中收入转移和剥削现象。

  

   事实上,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推行,市场客体越来越成熟和完善,但市场失灵却似乎并没有减轻,因为引发市场失灵的那些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深层的因素转向了市场主体。一方面,尽管市场客体的缺陷可以随着市场机制的建设而不断完善,但市场主体的缺陷却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克服;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引起的市场失灵根本上难以通过外在力量加以克服,甚至也无法保持强大忍耐心而诉诸时间来最终解决,而必须诉诸人性的升华和伦理的塑造。正因如此,如果不能清楚认识进而有效克服人性的缺陷以及制约不当的社会行为,无论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都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抑或其他众多经济学派,它们大多集中于市场客体的分析而相对忽视了市场主体。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它们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工程学内容,从而也就舍象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衍生效应;另一方面,那些数理经济学家通常只关心像他们那样“聪明人”的行为与决策,却进而将之推演到普通人身上。相反,通过将市场失灵的分析视角由市场客体的不完善转到市场主体的内在缺陷,我们就可以深刻认识到市场失灵的内在性和持久性,进而为有为政府的经济功能夯实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笔者撰写了 4 卷本的《经济分析的行为逻辑丛书》以对人性发展及其现实行为机理展开深入的剖析和提炼。xvi

  

   四、市场机制的能力不及及其无效性

  

   市场失灵除了体现为因市场客体的不完善以及市场主体的内在缺陷所引发的效率不足外,还体现为在众多领域的能力不及和无效。其实,我们通常所关注的市场效率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的层面上,而明显忽视了非配置的 X 低效率。xviiX 低效率主要源于人际不信任和自利动机产生的协调失败或囚徒困境,具体体现为打埋伏、磨洋工等,这就涉及组织治理问题。那么,如何解决 X 低效率问题呢?显然,这不能简单地推广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市场交易或委托-代理机制,因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已经充分地表明作为委托人的广大投资者不能清楚地调查这些“有毒”资产的问题,作为代理者的管理者也没有恪守管理好委托人财产的责任;相反,根本上是要塑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合作。进而,又如何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呢?一个关键点就在于,要防止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以及相应的社会分化。斯塔西•亚当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公平理论就指出:如果员工感到报酬不公平,就会出现心理失衡,进而会采取相应行动以恢复心理平衡;相反,只有公平的报酬才能使职工感到满意和起到激励作用。xviii究其原因,当收入分配结构更为平均时,生活情境以及经济地位相似的人们之间具有相近的需求和感受,从而更容易产生信任感;相应地,这不仅有利于增进社会分工和合作,而且最终也会实现更高的效率,从而实现从囚徒博弈到信任博弈的转化。

  

   市场不及更为显著地体现在分配领域:市场机制不能引导收入的公平分配,这涉及市场交易的短视性以及嵌入其中的权力因素。关于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加以分析。第一,纵向的代际不公平。究其原因,市场交易关注和实现的是当事方的收益和效率,而子孙后代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市6

  

  

  

  

   场参与者,从而其利益无法在现世市场交易中得到关注。从现实世界看,这不仅体现在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且也表现在被诱导出来的各种炫耀性消费而导致社会财富的浪费和耗竭,由此也就造成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断。第二,横向的现世不公平。究其原因,市场交易的结果根本上取决于交易方之间的力量博弈,因而在市场收入分配中其主导作用的是社会权力原则而不是劳动贡献原则,进而分配结果也就有利于拥有更大势力者而不是做出更大贡献者。xix阿诺德•汤因比就写道:“(斯密)指出,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利益并不一致的双方签订的契约。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在分配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谐’只是一个臆想。现在工人中各个阶层关注的只是自己同伴工资的多少。因此,在工资问题上,自由放任制度是彻底失败的。我们被迫尝试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调节委员会,事实上,这就是放弃了自由放任的原则。”xx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实社会中的高收入者通常都体现为特定社会制度或分配规则下的优胜者,而不是为社会做出相应贡献的优秀者;而且,一个人越是能够适应和善于利用社会分配规则,就越能以较小的贡献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也就越容易成为社会竞争的优胜者。因此,人类社会存在这样一个“蟑螂性生存法则”:那些具有攫取他人或社会利益的强大能力的人往往更容易生存。xxi

  

   一般地,现代经济学为市场收入分配提供支持主要依赖两个基本理论: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第一,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强调,完全竞争下的市场均衡必然是帕累托最优,而且个人逐利行为在“无形之手”引导下可以且必然会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必然面临着这样一系列的条件约束:(1)信息的不完全性,这不仅会产生外部性,而且导致市场力量的不均衡,从而引向不完全竞争的市场;(2)“完全竞争”一词就内含着深深的悖论,因为完全市场中的主体必然不具有竞争性;(3)市场价格一词也内含着这一悖论:任何市场价格都不可能包含搜寻等成本信息,否则就失去信息搜寻的动力。第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则强调: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的生产要素之报酬既有效且公平。其理由是:(1)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对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将持续到再增加一单位所产生的收益等于其成本之点,这就保证了效率;(2)竞争条件也保证,企业家必须对他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支付一个与其所创造的产品价值相等的报酬,这就保证了公平。同样的问题是,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这包括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生产要素的独立性等非现实性条件。xxii正因如此,现实市场收入分配根本就不可能基于边际生产力分配原则,也不可能达到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结果。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04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