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章永乐:发现“二十世纪之宪法”——以20世纪20年代前期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1-05-26 00:47:36
作者: 章永乐  
新宪法应该如何作出选择?法学家康拉德·贝伊勒(Konrad Beyerle)对于法典化技术的演进作出分期:第一期是中世纪的“城市自由”背景下英国对自由权的文本化,第二期是1787年美国宪法与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尤其是后者,不仅借鉴了美国经验,而且将自然法哲学所要求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原则交织在一起,确立了第一份基本权利的目录。比较来看,张君劢以“世纪”来标记三个时代,并将美国宪法与法国大革命宪法分置于两个世纪,这一做法也许借鉴了别的德语文献,但至少不是对《魏玛宪法》制宪会议辩论的概括。但我们能比较确定的是,这种以“世纪”作为时代精神的标识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对张君劢具有重要影响的梁启超。

   梁启超正是在中国推广“世纪”与“二十世纪”概念的先驱。早在1900年1月底,梁启超就撰写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探讨正在到来的新时代与过去的时代的差异。但是,在1919年欧游之前,他仍然无法明确概括这个新的20世纪,究竟有什么样的总体特征。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他还激烈地批评过社会革命的思路,认为欧洲的许多议题对于中国而言仍然太早,发展实业仍然是中国第一位的任务。然而,在1920年欧游归国后发表的系列文章(后来集结为《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却一改前见,作出这样的判断:“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梁启超认为,中国还没有发生欧洲因资本主义而产生的两极分化,但必须对社会革命提高警惕,未雨绸缪。他同时论证,中国古代传统中富含社会主义精神,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对于中国而言并不是外来的,只是对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方法,不能照搬。中国需要一方面大力奖励实业,另一方面防止出现欧洲的阶级对立。

   梁启超的思想对张君劢和林长民具有深刻的影响。张君劢在1906年赴日留学之后加入梁启超发起的“政闻社”。1918年底,张君劢随梁启超欧游,两人有大量时间朝夕相处。林长民则是梁启超组建进步党以来的长期合作者,1919年在国内接应梁启超从巴黎和会发回的电报,他们的合作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两人还于1928年结为亲家。考虑到这些密切的交往因素,梁启超、张君劢、林长民的“世纪”观念出现如此多的重叠,就丝毫不令人惊讶了。林长民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发言引用孔子和孟子来论证社会主义精神乃源于本土传统,其所引用的内容,与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引用出处完全一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了两个宪法改革措施,一是引入全民公决,二是职业团体代表参与立法,而这恰恰也是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在介绍《魏玛宪法》时所突出的两个方面。张君劢和林长民对于20世纪之宪法与《魏玛宪法》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梁启超欧游系列文章的主张,都强调了20世纪与社会革命的关联,强调了中国传统包含社会主义精神,强调要通过必要的改良避免激烈的社会革命。我们或许无法准确地界定“二十世纪之宪法”意义域中的某一个具体的观点究竟由谁首创,但完全可以将梁、张、林三人放在一起,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积极阐发和宣传“二十世纪之宪法”观念的中国思想群体。

   在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介绍《魏玛宪法》之后,民国报刊上出现了一系列对于战后欧洲各国新宪法的介绍和讨论,如1922年,《东方杂志》出版第十九卷第二十一、二十二号两期,作为“宪法研究号”,集中评介了战后各国宪法动态,讨论了民国中央与省层面的制宪,产生了重要的实践影响。让我们来看这些讨论的具体内容:

   1.联邦制问题:当时争论的核心在于《魏玛宪法》体现的中央集权倾向,是否代表了时代精神。论者未形成一致意见。

   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讨论《魏玛宪法》相较于旧宪法之变化的第一个方面,是德国联邦制的变化。张君劢指出,《魏玛宪法》实现了中央政府行政权与立法权的扩张,各邦改称州(Länder),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大州在联邦参议院的投票权受到限制,宪法也为州界的调整留出了法律空间,因而体现出了更为显著的统一的精神。然而在当时“联省自治”运动如火如荼的背景之下,德宪的联邦制规定是否体现战后宪法的新趋势,论者意见并不一致。张慰慈认为“德国的新宪法把从前的地方主义观念完全打破”,代表了战后宪法的趋势。与李大钊、陈独秀关系较近的高一涵响应张慰慈的论述,认为最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的宪法都采用了单一制,而德国新宪法的精神也在于打破地方主义。赞同“省宪”的李三无却认为“欧洲之前,凡属采用中央集权之国,无不深受其害”,俄国即从中央集权改为联邦制,其他如奥地利、波兰新宪法,均体现了增大地方自治的精神,“惟德意志新宪法,虽仍采联邦主义,而颇有统一主义之倾向”,但这一倾向并不代表普遍精神。但反对“省宪”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王敬芳则认为苏俄实况为政治与经济权力均集中于中央,“可谓行古今中外所未有之集权矣”。赞成“省宪”运动的李愚厂感受到了《魏玛宪法》的倾向与“省宪”运动之间的张力,于是在其所编《省宪辑览》中一方面说“今之省宪中人,其根本头脑颇偏于德式,故吾欲举德国立宪之成绩,以励我国民之勇气”,另一方面又称“所谓德国立宪乃指国宪而言,吾省宪不能削足适履”,意即中国的“省宪”运动不应受限于德国在央地关系上的新立法模式。

   2.行政与立法分权模式问题:当时比较主流的倾向是不鼓励采取美式总统制,在制度安排上糅合总统制和议会制。

   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第二部分探讨德国联邦政府如何调和美国的总统制和法国的议会制,对行政权与立法权之关系进行重新安排。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免总理及内阁阁员,内阁对议会下院负责,但总统又可以以国民公决来限制议会,议会也可以三分之二多数提出动议,通过国民公决罢免总统。张君劢对宪法起草者柏吕斯(Hugo Preuß)博士“兼法美两制之长而去其短”的说法,仍有疑虑。在1922年《东方杂志》的宪法专号中,张慰慈介绍了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宪法的行政立法关系,强调总统或国王的命令须由一个或几个国务员副署负责才能发生效力,而内阁则对议会负责。程学愉也认为“联邦政府之组织采内阁制,与法国相似”,国家大政由内阁会议多数,而总理与阁员有兼任下议院议员之法律空间,程学愉评论称“大有采取英国合立法行政为一的情形”,但并未像张君劢那样探讨《魏玛宪法》立法者兼采法美之长的初心。

   张君劢等人介绍的欧洲新宪法的这一倾向,影响到国内一系列宪法草案的制定。如《湖南省宪法》第五章规定在省长之外设省务院,省长颁布法令需经省务院长及主管之省务员副署。《浙江省宪法》第五章分设省长与省政院,省长发布法令文书需经政务员副署。《广东省宪法草案》第五章、《河南省宪法草案第五章》、《江苏省制宪草案》第五章也作了类似规定。1922年张君劢所拟《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第4—5章、1925年汪馥言、李祚辉合拟的《中华民国联省宪法草案》第五章、1925年段祺瑞政府推动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案》第六章也都规定了分设总统与国务总理、总统颁布法令需经国务员副署。

   此外,张慰慈还介绍了《魏玛宪法》与捷克斯洛伐克宪法设立议会常设委员会的规定,认为这一制度有利于在议会闭会时监督政府行政。程学愉介绍了《魏玛宪法》规定的众议院组织两种常设委员会的权力,认为“有这两种常驻机关,人民代表的权力自然增加不少”。在民国制宪史上,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第五十一至五十四条规定了“国会委员会”,但在当时颇受北洋集团和前立宪派势力(也包括梁启超在内)诟病,认为对大总统行政构成过大掣肘,后在1916—1917年二读时全部删除。然而在战后欧洲新宪法相关规定的鼓励下,20世纪20年代前期多个宪法草案文本出现了议会常设机构的规定,如《湖南省宪法》第37条设议会常驻委员会,张君劢所拟的《国是会议宪法草案》规定在参议院闭会期间设外交、军事、财政、法律四种委员会,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推动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案》第37条规定众议院得设常任委员会,等等。

   3.批评代议制,倡导加强直接民主:这一主张在当时引发了较多的支持。

   民初中国有许多人对议会政党政治寄于厚望,但现实中产生的却是两次君主复辟和军阀割据,1917年民国法统分裂,精英政治陷入了难以打破的僵局。而这导致代议制政治的声望不断走低。战后若干欧洲新宪法加强直接民主,引发了许多中国法政精英通过引入民众力量打破精英政治僵局的期待。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主张将全民公决制度引入中国。他所拟的《湖南自治法大纲》规定了公民的直接提案权和复决权,其所附“理由”明确承认这一规定采自德国新宪法,认为“现在世界设制之倾向,皆趋于此点,我国所亦亟采也”。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的第三部分介绍了魏玛民国加强直接民主的举措,其核心为国民公决制度。有更多论者跟进后续讨论。在1922年《东方杂志》的宪法专号中,王世杰进一步分析了《魏玛宪法》关于直接民主规定的两种特殊作用,一是可以解决行政、立法机关之间及上下两议院的冲突,二是使公民成为政府各机关的仲裁人。李三无列举了德国、奥地利、普鲁士、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等国所采用的国民投票制度,认为近世列国宪法“已有直接投票制度之趋势矣”。而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关于地方制度的讨论中,国民公决制度引起了比较多的讨论。刘恩格提出“省宪法通则”,讨论了国民公决制度“补救代议专制之弊”的功效。王泽窸批评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地方制度”号称参考德宪,却不学习德宪的国民公决制度。王主张省、县两级议员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从而在地方层面实践直接民主。而从当时的“省宪”来看,在《魏玛宪法》规定的创制、复决两大权之外,湖南省宪草案规定了罢免权,浙江省宪草案规定了不信任议决权。李愚厂所编的《省宪辑览》中的《湘浙省宪比较观》一文认为:“按创议、复决、罢免三大权,为近时谈民治主义者,极有力之主张,湘宪完全采用,浙宪则取其二而弃其一。世界各国虽最新产出之德国宪法,亦止有创议、复决两,尚未明定撤回权。”由此可见湘浙两省地方精英试图一步到位、草拟最先进之宪法的自觉追求。

   4.宪法的社会主义精神:这一议题在当时引发了最大的反响,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之宪法”的核心议题。

   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第四部分盛赞《魏玛宪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他将社会主义界定为“尊社会之公益,而抑个人之私利”“重社会之公道,限制个人之自由”,认为“德宪法第五章之生计的生活,社会主义之精神所寄,而此次革命成败所由决也。考其各条之规定,无在非个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兼容并包”。他介绍了《魏玛宪法》关于私有财产权之限制、土地与工业国有、劳工保护、职业团体代表参与立法等规定。1922年,张君劢参照《魏玛宪法》,起草了《国是会议宪法草案》,其第十章“教育与生计”中以若干条款规定了劳动保护、劳工结社自由、私有财产限制、职业团体参与立法等内容。从后续的讨论来看,多数论者认为限制私有财产、限制资本,保护劳工,加强公民经济社会基本权利体现了战后宪法的新趋势。在《东方杂志》的宪法专号讨论中,李三无指出,欧战之前的宪法“无不仅认政治上个人之价值,而于社会生活及经济生活上个人之价值,固未尝注意及之”,欧战之后世界宪法“由政治的民主政治(political democracy)趋于社会的民主政治(social democracy)”,德国与苏俄的新宪法均体现了这一趋势,但德国宪法是改良式的,而苏俄“纯然采取社会主义,而为极端社会的民主政治之国家”。程学愉指出,德国新宪法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的色彩,注重政治外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有许多规定“都是旧宪法所不曾有的”。

如前所述,1923年4月17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决定在宪法草案中增加“生计”一章,并由林长民起草立法理由。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667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