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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剑铭 柳渝:中国传统逻辑与现代语言符号学——中西文化互补研究案例

更新时间:2021-04-25 11:47:10
作者: 周剑铭   柳渝  

   人们很难理解索绪尔将符号作为一个空洞概念的名称而使“所指”等同于概念,这与人们的习惯用法很难符合,皮尔士提出的 Iconicity (semblance or likeness,语言学像似性)就是指符号与其指向的对象之间所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这是语言的主要功能。

  

   公孙龙实际上是最早揭示语言文字的符号学意义的人,指向相应对象的语言符号与其对象不同,这样的观点把自然语言的同一性与语言自身区分开来,《指物论》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就是一个充满艰难但意蕴无穷的学术公案。

  

   索绪尔主要以字母符号语言为对象,由于字母语言有词形变化,语法表达能力很强,所以语言、语法和语义都能得到较清晰的刻画。中文是孤立语,同一意义词素的名词与动词没有语法词形上的分别,给语法、语义的表达和分析带来一定的困难,给古文的阅读者、特别是以名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逻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从另一个方面在看,汉语的简洁和内含的象形性却给予了写作者的表达和读者理解上灵活、丰富的思想自由性。对公孙龙子的解读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框架内一直是很艰难的,但借助于现代语言符号学的成就,却可以得到非常积极的结果。

  

   中文的名、动词往往具有同一形态,“物莫非指”里的“指”是动词,意思是天下之物莫不有被指谓的,因此这个句子结构是“物-莫非-指”,即天下之物莫不存在表达它的语言结构。所以不能将“物莫非指”解读为物-莫-非指,物不是“非指”。

  

   “而指非指”中前一个“指”就是动词,由“而”(这个)引导与上句的“指”相呼应,下一个“指”是名词,是被“指”所指谓对象——“物”,同样与上句相呼应,但公孙龙没有用“而指非物”,不同于物实体的“物”就是“物”的名称,但这个“指”不是具体物的名称,而是作为“物”这个概念的名称的符号,因而就是索绪尔所说的“所指”。

  

   我们以中、英文交叉这种方式说明 “指非指”,对于公孙龙:“马”(likeness)不是horse的名称,即,“马”字的象形性不作为马的名称使用。对于索绪尔:horse (非物理的内心的声音)不是“马”(概念,“所指”)的名称,也就是“’能指’非‘所指’”。这两种理解内容不同但在解释性上却是一致的。

  

   实际上,作为动词指向性意义的“马”相当于“意指”(signification,意谓、指谓),是指某个符号或符号系统与其所指涉的现实的关系,但索绪尔的符号学并不在“意指”即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上,而是移用“意指”这种整体方式把“符号”展开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在语言符号学的专门领域中,透过语言符号的外在形态去发现语言的内在的结构,把语言学的研究放在哲学背景和方法的研究平台上。索绪尔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围而影响到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艺术等领域,成为现代“结构主义”的流行的一个主要因素。

  

   四, “能指”:“白马”与马“形”

  

   索绪尔虽然揭示了语言符号作为结构主义的认知结构的系统性构成,但却不具有更广泛的语言文字符号的普遍性,他的符号理论以字母符号外在的字符形象与内心的“音响形象”(内心的符号)两个形象对应僭越了象形文字的形义一致性,如汉字的字形作为概念名称和它表达的意义的一致性。因此索绪尔理论的 “所指”和“能指”之间不具有确定性的关系(第一原理或首要真理: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但这明显地不适应于中文,汉字字符的象形性和意向性是汉字的本质,如汉字“马”是具有代表性的象形符号,这个字的演变历史就体现了中文的历史性本质,这是无须另外的论据论证的。

  

   索绪尔所强调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表现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上,实际上是概念的字母名称与概念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这在字母语言中是基本成立的,这却不适应于汉字,但公孙龙子却以类似于索绪尔这样的视角但完全不同的方法看到了汉字作为名称与所指向的意义之间的不同层次。

  

   公孙龙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马者,所以命形也”,这里的“形”不是指马的形状,而是名家的“名”、“实”之辨的“实”(实体)。在自然语言中,指向实体的名称就是具体实体的名字,但在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中,指向一般实体的名称就是这个实体的概念的名称,公孙龙说:“马者,所以命形也” 就是说,“马”是马这个实体作为概念的名称。如果用索绪尔的方式就是:Horse (这个字母符号作为“指称”)是马这概念的名字,与内心的“音响形象”(内心的符号)对应;按公孙龙的方式:“马”这个字形符号是马的概念的名字,指向这个概念的意义(马的实体),但由于汉字的象形可以直接表示马的实体形态,因此“马”这个字作为实体的名称指向实体与作为概念指向实体同一。这不像索绪尔的“所指”,被排除物理声音后,horse这个字母形态的“符号”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单词)的名称,等待“能指”来填充。索绪尔揭示了语言在心理现象上的结构性关系,这种学术上的符号纯粹与语言的自然性被完全分离,可以更深地理解语言的本质,用“能指”来比较分析汉字如公孙龙的“马”确实使我们对中文的内在层次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马”这个字作为马的一般实体的概念是区别于其它非马的东西如牛等。但公孙龙却集中注意于“马”与“白马”的关系,现代人可以用集合论的眼光去理解“白马非马”的合理性,公孙龙无法具有现代人的集合论知识,他具有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本质的层次性思维,在他看来,“白马”是“马”这个实体以颜色表现的形体形象的,马的颜色与“马”这个字的关系是概念的内涵构成,颜色也是马“形”的一种构成,在索绪尔的“能指”意义上,这种构成关系的就是颜色的“内心印象”。

  

   实际上,具体的马的颜色、形状、嘶叫、蹄声等等性状是可以直接呈现给人并成为人的内心印象的,公孙龙虽然没有作心理意义上的分析,但他充份认识到了事物的性质与事物本身之间不可分离的对应关系,“坚白论”说:“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有坚无白的“石”,是举坚、石二而为一;有白无坚,是举白、白、坚二而为一),但说二 (白、石与坚石)可以而三(坚、白与石)不可,这就是因为作为内心的白色形象与坚硬的内心形象是结构性分离的,其实这是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精髓,这二者只能构成“石”这个概念的内涵意义,在语言符号学的意义上,白石与坚石只能对应于“石”这个符号作为一个空洞概念的名称而去填充这个概念,这也正是公孙龙坚持“离坚白”的几乎相同的理由:“视不得其所坚”(视觉得不到坚硬的内心形象);“拊不得其所白”(触觉得不到白色的内心形象)。

  

   马的性状是由人的感觉、感知和对它们的言语过程的表达综合而成为对“马”这个实体的认知,由于汉字借助于象形而可以直接指向实体存在,在自然语言和语言学上都是正确的。虽然公孙龙不可能具有现代知识,但他却具有索绪尔现在才看到语言符号的深层内在性结构。从现代语言符号学的观点上看,“白马”作为马的一个内心形象,与汉字的象形性是一致的,“白”马与马“形”都是作为对“马”这个概念(所指)对应的“能指”意义上的认知构成要素, 因此这种现象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释就很容易理解。而索绪尔大费周章的“声响形象”(“能指”)远不是轻易能把握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不是字母符号如 white、horse所能具有,这也是索绪尔和现代语言符号学所无法论及的。

  

   五,公孙龙子与现代语言文字符号学

  

   西方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语法规则的认识到语言本身的研究,导致语言符号学的产生,索绪尔说:“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P.166)索绪尔说:“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P.323),基于表音体系的西方语言学无法直接从字母书写形态的符号上深入,而从言语、声音的方向上发掘,是西方学术思想重视形式化的道路自然表现。

  

   索绪尔集中于字母符号与声音的唯一性对应关系:“我们可赞美原初的希腊字母:单一的、词形不变的书写符号与每个惟一的声音(同一个声音)相对应,这是它的准则。反过来,也没有惟一的符号相当于两个连续的声音。这條准则涵盖了所有严格意义上的表音文字。”(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48)但正是这种音、形唯一关系与语言的表达功能(“意指”)没有关系,基于声音的语言符号如何指向意义的确是一个困难问题, 索绪尔不得不求助于语方学之外的哲学、文化、心理学等知识:“语言符号依据结合、联想而定,此联想由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连接起来的心智所引致,但这两种事物都具精神性,且都居于主体内:听觉印象与概念相联接。听觉印象(不是物质的声响),而是声向的精神印记。”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84)索绪尔强调“能指”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是“听觉印象(不是物质声响),而是声响的精神标记。”(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85)。

  

   这与中文的情况完全不同。汉字可以直接表达事物的性状,汉字是“孤立语”,可以用专指的方式表达一种事物与它的属性,如具有颜色的马:骊(深黑色的马)、骢(青白马)、骠(黄毛白点马)、骓(青白杂色马)、骐(青黑格子纹马)、骝(黑鬣黑尾红马)、騧(黑咀黄马)、骝(黑鬣黑尾红马)、骃(浅黑带白杂毛马)、駹(暗色面额白马或青马)等。

  

   中文用法现更多地由合成词替代,公孙龙的“离坚白”,实质也就是坚持属性与事物统一的汉语表达本质性。但事物的性质与事物本身不同,所以公孙龙强调颜色所表达的具体的马不同于马的本质(概念、所指),所以公孙龙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所以黄马、黑马具有马的共同本质,(这个共同本质)就是“马”的实体概念,但黄马、黑马不能对应“白马”这个概念,故“白马”与“马”层次不同,现在可以分析很清楚了。)

  

   理解中文所具有的“语言符号学”结构没有问题,但忽视汉字字符的象形和意向性地位和价值就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作为表音的字母与表意的象形文字符号应当同时纳入语言文字符号学。

  

索绪尔承认汉字的表意系统与表音字母系统的不同,但这种不同在他看来是以词与声音的关系为依据的:“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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