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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从跨国史视野重新审视美国革命

更新时间:2021-04-02 23:35:43
作者: 李剑鸣  

  

   编者按:

   自20世纪末托马斯·本德提出应放到全球语境来理解美国史之后,美国革命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置于跨国史视野来看待。作者认为美国革命中的独立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国际战争,之后作者讨论到,在战事发生地、结束战争的谈判过程、围绕美国革命的讨论和美国的具体制度建设等方面均涉及多个国家,而且美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也激励了其他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因此作者认为从国别史和跨国史两种视角所看到的美国革命是迥然不同的,这也是以跨国史视野来看待美国革命的意义所在。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自20世纪末就开始思考,如何突破“国族国家”的边界来考察美国历史。他强烈地意识到,“美国历史如果不结合进全球语境中就无法得到充分理解”,因为“国家不可能是它自己的语境”,国别史必须“放在比它自己大的框架中来研究”。他的这一呼吁得到了许多美国史家的响应。作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美国革命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置于跨国史视野中看待,由此呈现出以往单纯的国别史路径所无法显示的画面。严格来说,美国革命的跨国性并不是跨国史研究者的新发现,而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实际面相。美国革命的关键一环是独立战争,而独立战争不啻为18世纪一场重要的国际战争。托马斯·本德批评以往研究美国革命的史家忽视国际语境,主张从更大空间、更长时段来看待美国的独立,把它视为一场长达百年的帝国竞争的产物。美国革命领导人的确具有强烈的国际意识。自从武装冲突爆发后,他们就想方设法使殖民地的反叛行动国际化。他们派人到法国宫廷活动,争取法国的秘密援助;同时,还到加拿大进行宣传鼓动,力图把英国新并入的这一殖民地拉入反叛的阵营。他们在战争形势不甚明朗的关头,匆忙宣布独立,迅速地把帝国内部的殖民地反叛变成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且成功地把法国、西班牙等国拉入了盟友的行列,从而使三大帝国体系在美洲的竞争最终走向全球化。在美法结盟以后,美国领导人也意识到,国际化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用以争取独立,另一方面也有使美国落入外国不良图谋中的风险。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过于依赖单独某个国家,而努力从多个国家和多种渠道争取援助。同时,美国的战场上也出现了来自许多国家的官兵。英国军队包括大量德意志雇佣军,还有不少印第安人加盟;大陆军不仅由普鲁士等国的军事专家训练,而且还有多国的军人加入。法国、西班牙等国军队和大陆军一起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战役。战事不仅发生在美洲,也可见于亚洲(印度)、非洲和欧洲;战斗不仅在陆地进行,也发生在海上。美方的资金和物资大多来自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其中武器弹药主要通过荷兰人所控制的加勒比海通道进入美国。最后,结束战争的谈判也有多国参与,《巴黎条约》不独处理了英美之间的问题,而且涉及多个国家和人群的利益。

   美国革命的跨国性,通过许多人物的活动而得到了更加具体的体现。除了法国、西班牙正式派遣的官兵外,还有许多欧洲人志愿来到美国,不仅以不同的角色发挥作用,而且充当跨国传播美国革命影响的媒介。广为人知的托马斯·潘恩就是一个典型的跨国人物。他本是英国人,1774年来到费城,1775年年底写出了影响巨大的小册子《常识》。潘恩在写作时得到了本杰明·拉什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帮助,其印刷和发行者罗伯特·贝尔则是一个苏格兰移民,曾大力向北美引进苏格兰启蒙作品。《常识》在费城的第一版署名“一个英国人”,其主题却是鼓动殖民地居民反叛作者自己的“祖国”。不久,《常识》还在英国、法国、荷兰和德意志出现了相应的版本。美国革命以后,潘恩回到欧洲,卷入法国革命,写书论述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联系,并以此阐扬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另一个著名的跨国人物无疑是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他曾随法军参与独立战争,深入观察和体验美国革命的原则与经验。回到法国后,他致力于推动法国的变革,使法国能像美国一样制定宪法,并有“权利法案”。他与当时出使法国的托马斯·杰斐逊过从甚密,从1789年1月开始两人就一起商讨法国的“权利宣言”。是年6月17日(一说15日),参加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脱离另外两个等级,独立组成国民会议;为了保障会议成员的安全和商讨的便利,拉法耶特还特意借用杰斐逊在巴黎的住处,作为会议几个主要领导人碰头的场所。7月11日,拉法耶特向国民议会提交“权利宣言”草案。据考证,这份“权利宣言”的第二稿上还有杰斐逊的铅笔批注。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跨国人物是托马斯·波纳尔。此人曾在北美多个殖民地担任总督,返回英国后一直关注北美事务,并为美国的独立倍感欢欣鼓舞。他特意写成《致美利坚的主权者》一书,一方面向欧洲人阐述美国革命的意义;另一方面则建议美国人保持自由的精神,争取把美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在美国革命领导人中,不少人有跨国经历。在所谓“建国六杰”中,富兰克林、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他们3人也是《独立宣言》起草小组的成员)都曾奔走于大西洋两岸。富兰克林可说是北美当时最为国际化的人物,曾长期生活于伦敦和巴黎,在欧洲上流社会广有口碑。独立战争开始后,他于1776年12月出使巴黎,以争取法国的援助。他结交当时尚在人世的后期启蒙哲人,使他们有机会了解美国的政治变革。在他认识的法国名流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法国革命的领导人。杰斐逊出使法国期间,除了用美国革命的经验帮助拉法耶特等法国革命者,还为麦迪逊在美国的改革活动提供资料和建议。杰斐逊密切观察法国的政治动向,不时在给麦迪逊的信中传递这方面的消息。他还向麦迪逊详细介绍法国人正在商议的政府结构,并处处同美国的体制进行比较,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宪法)被公认是他们的样板。”约翰·亚当斯则先后出使法国、荷兰和英国,在欧洲充当美国革命理念的主要诠释者,也从美国的角度就美国革命的意义与欧洲人进行论辩。美国革命领导人大多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者。他们具有世界主义眼光,即便立足于美国来看自己的事业,也不是孤立地界定美国革命的目标和意义。他们普遍把美国革命看作人类摆脱暴政、争取自由的开端,把美国视作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和安全的榜样,把新的体制及其原则当作其他国家人民争取自由的借鉴。他们在阐述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时,喜欢用“新纪元”“避难所”“灯塔”这样的意象。“新纪元”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开端,标示着受奴役、被压迫的人民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时代已经来临,而美国人则是这个时代的开创者和先行者。“避难所”通常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美国人赢得了自由,建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二是这个“自由的国家”向全世界敞开大门,欢迎一切追求自由的不幸人们的到来。“灯塔”则把美国比喻为榜样,为世界其他国家人民追求自由和幸福提供指引。可见,这三个意象都带有跨国主义乃至世界主义的意涵。在思考和实施共和主义实验时,美国革命者也经常采取跨国比较的方式,尤其喜欢把欧洲主要国家的传统和现实作为参照。詹姆斯·沙利文在谈到美国政府的独特性时说:“我们知道,现在欧洲存在的几乎所有政府都是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的,它们中任何国家所维持的引以为自豪的一切自由,都不过是通过购买或以艰苦的斗争从征服者或其继承人那里取得的。”显然,刚取得独立的美国人需要清算与欧洲的联系,放弃对欧洲的追随,以此界定新的国家身份。乔纳森·杰克逊宣称,美国长久以来把欧洲特别是英国作为模仿的样板,这种习惯必须要抛弃掉;“现在完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拥有自己的国家特性,亮出我们自己的意见;并且要让世界信服,我们在地球的这一边也有一点真正的哲学。”诺亚·韦伯斯特在阐述美国的政体时指出,旧世界人们的种种不幸都缘于政体的不完善;而美国人能够享有所有国家的智慧和经验的帮助,得以设计出一种完善的政体,“更有利于自由,也更能防范腐败”。韦伯斯特的话也触及了美国革命的另一个话题,即美国人在进行共和主义实验时,从大西洋世界乃至他们所了解的整个世界的政治遗产中汲取了许多养分。

   另一个能够展示美国革命的跨国维度的现象,乃是大西洋世界围绕美国革命的即时讨论。以往美国革命史研究者关注美国人对欧洲思想的吸收,尤其强调洛克理论和启蒙思想的影响;如果从跨国史视野来看,美国革命与欧洲思想的关系就不再是单向的输入,而是多向的互动。在美国革命期间,大西洋两岸出现大量的报道、信札、游记和小册子,不仅传递美国革命的信息,而且阐述和散播美国革命的理念。在大西洋世界关于美国革命的讨论中,许多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卷入其中,包括英国的理查德·普赖斯和托马斯·波纳尔,法国的杜尔哥、雷纳尔神父和马布利神父,美国的潘恩(他自认已加入美国籍)、约翰·亚当斯和乔尔·巴罗等。这种讨论具有真正的跨国特征,欧洲的知识人和政治家与美国革命的参加者就共同关切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辩难。欧洲人对美国革命有自己的观察和评论,这些意见反过来又刺激美国人进一步反思革命的内涵和意义,并借此推动国内的政治改革。讨论的主题涉及美国革命的原则和意义、共和主义的内涵、自由政府的构建等。这也表明,美国的共和主义实验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得到了大西洋世界政治文化的烘托和支持。对于欧洲激进的思想界来说,以往只能在书斋里思考的问题,现在有了活生生的样本可供观察和讨论,这对于欧洲政治理论的发展无疑具有以往难以想望的推动作用。

   其中,颇为意味深长的一件事,乃是法国政治家杜尔哥一封关于美国革命的信札的跨国旅行。1778年3月,杜尔哥给英国激进派牧师普赖斯写了一封信,阐述自己对美国革命和各州宪法的看法。1784年,普赖斯在自己所写《论美国革命的重要性》一文的末尾,附上这封信的法文原文,并为之做了一个高调的广告。当时身在英国的美国外交官约翰·亚当斯得知这封信中的观点,便在1786年秋天用3个月时间突击写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诸宪法辩护》一书,具体辨析杜尔哥的观点,并细致阐述美国各州宪法的真义。稍后,美国人乔纳森·杰克逊在讨论美国政治的小册子中,又几乎全篇引述了杜尔哥信件的英文译文,并给予颇高的评价。于是,杜尔哥信件在大西洋世界来回穿梭,融入了一场关于美国革命和各州宪法的深度探讨,成为美国革命跨国维度的最佳见证。

   杜尔哥在信中提出,美国获得独立以后处于极其有利的条件下,原本有机会提供一个宪法的样板,以证明人如何享有自己的权利,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智,接受自然、理性和正义的统治;但是,美国各州宪法却并不令人满意,把本应集中于一个中心机构的全部权力,分别赋予众议院、参议院和州长这三个机构;这无异于模仿英国体制,而在一个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国,这样做完全是不必要的。杜尔哥同时也表示,美国毕竟是世界的希望,可以为人类提供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商业自由和勤劳的榜样,为世界上被压迫者提供避难所。他还号召全世界的“人类之友”都来支持“美国的圣贤们”,帮助他们完成“伟大的立法工作”。

   杜尔哥的言论在美国人中间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乔纳森·杰克逊在讨论美国联盟政府的建设时,特意引用杜尔哥的几段话,并称赞他对美国局势的理解和对美国政治的见解,比任何作家都要“眼界开阔”和“看法高明”。但是,约翰·亚当斯却无法接受杜尔哥的观点,特意写成三大卷书,旁征博引,借自古以来各国和各种政体的历史、理论和经验教训来论证,杜尔哥并不理解“混合与平衡”不仅是政体稳定的关键,而且是美国政体的精髓。历史证明,没有制衡的政体所导致的后果极为可怕,把一院制政体推荐给美国人乃是至为危险的。不过,亚当斯也承认杜尔哥、马布利和普赖斯等人个性可敬,动机纯洁,知见博洽,对美国各州宪法的批评和建议都值得重视。

亚当斯写书的本意在于向欧洲人解释美国宪制的要旨,但他的著作很快传回国内,引发了新的讨论。杰斐逊很欣赏《辩护》一书,称它“对美国大有裨益”,“应当成为我们新老政治家的原理教本”。他还特意在巴黎为该书物色合适的译者,以免它在翻译中“遭到谋杀”。在他的运筹下,此书的法文版于1792年问世。乔尔·巴洛也称赞亚当斯树立了“伟大的榜样”;《辩护》一书非常及时,很有意义,有助于纠正美国人中间流行的“无数错误的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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