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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周来:谁“制造”了特朗普

更新时间:2021-04-02 15:19:13
作者: 卢周来 (进入专栏)  
依然倾向于的那个选择。这一概念的主要贡献者加里·贝克尔和乔治·斯蒂格勒也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认为,每个人的偏好是稳定的,不会被改变的;而整个社会的偏好则是连续性的,服从正态分布的。如果真是这样,则意味着社会中秉持中间立场的人总是大多数,且社会不会被分裂成两个极端。这也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社会偏好”基础。

   然而,《好经济学》一书,则运用近年来新发展起的行为经济学成果认为,每个人其实都有多重人格,每种人格都代表一种偏好。而最终哪种偏好在特定情境下占上风,则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或者说,社会环境在决定我们的偏好,并持续塑造我们的偏好。美国的政治生态变化,恰好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社会,黑人、少数族裔人群甚至包括来自中国的移民,曾长期处于被歧视以及被各种政治和社会安排所排斥的地位,比如,没有投票权,公交车上只能坐后排座位等。是这种大环境,造就了白人的偏好:公开的赤裸裸的自身优越感及对少数裔和移民的排斥。六十年代开始的平权运动,先是从制度安排层面废除了歧视,接着从社会政策与文化层面推出了旨在促进平等与融合的诸多举措。经过四十余年的努力,以奥巴马当选总统为标志,证明了平权运动是卓有成效的。而从塑造社会“偏好”的角度看,当族群平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时,这一过程压抑了白人对其他族裔的歧视与排斥,并逐渐使这一“偏好”日渐式微。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的,首先是自由贸易与移民政策造成的不平等加剧,使得庞大的白人失意者群体,对少数裔尤其是源源不断涌入的新移民的经济焦虑,转化为日益增强的不满甚至愤怒。即使如此,在强调“政治正确性”环境中,他们也不敢公然公开表达。只是从新世纪以来,在美国政客的操纵下,并借助舆论及新媒体的发展,“白人优先”这一社会偏好重新“被塑造、被强化”,同时引发两党政治分裂并走向极端。

   《好经济学》一书列举了诸多强化偏见撕裂社会的例子。包括“统计歧视”,即把现象与特定对象联系起来;“积极信念”,即从自己初始立场出发去理解一切事等等。但其中比较典型的则是政客为赢得选举不惜将对手及对手支持者标签化,以及舆论尤其是新媒体制造的“回音壁”及“信息茧房”效应。

   行为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罗伯斯山洞”(Robbers Cave)实验——类似的实验后来被重复过很多次。经济学家邀请二十名青少年男孩到俄克拉何马的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参加一个夏令营。到营地后,男孩被划分为两组,并分别被冠以“老鹰”“猎豹”组名。实验组从拔河比赛开始,一点点引导抢夺水源地这样的竞争。一段时间后,原来毫无关系的两组男孩,在明知道活动不过是组织方安排的游戏情况下,依然各自在内部建立起亲密关系,而与另外一组关系则越来越敌对,最后发展到相互侮辱、殴打与破坏财物。实验还发现,甚至在最初,当男孩们被分为两组,并且冠名之后,这种任意的冠名都引发了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组内成员之间立即亲热起来,而对另一组成员则有意疏远。

   正如《好经济学》一书所言,“罗伯斯山洞”实验表明,要在一个国家内部制造分裂是非常容易的:只需要把人群按某个标准进行“标签化”,就会立即激发起彼此之间“非我族类”的敌对情绪;如果再进行适当程度的挑拨,“非我族类”的情绪很快就可能发展到“其必诛之”的仇恨。

   自新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就经历了各种“标签化”带来的从分裂到敌对的过程。民粹倾向的竞选者为了获得支持,“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甚至不同性别的敌意”,而其竞选对手往往避开问题本身、去简单指责前者及其支持者是“种族主义”或“白人至上主义”。学界与媒体则公开讨论所谓“文明的冲突”,公开讨论“移民是否拿走了我们的工作,还威胁到白人生存”“要不要在美墨边境建立起一堵墙”等话题。在这种政治与舆论环境下,原本和谐相处的大社会,迅速分化成内部抱团而彼此不信任甚至恐惧的小族群。更可怕的是,在政客与舆论的“鼓励”下,原来在“政治正确性”氛围下“不敢表达的某些观点的公开表达变得正当化”,使得恐惧与敌意向全社会弥漫。

   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上新媒体造成的“回音壁”效应,再度放大并加速了社会与政党的分裂。

   行为经济学已经表明,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和自己相像的人进行交往。同时,按“积极信念”的概念,人们也会倾向于在诸多信息中选择性相信有利于自我证实的信息。但一方面,在过去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每个人要通过个人社会性交往去寻找到“同道者”,成本非常高,另一方面,作为“政治正确性”的一部分,人们尤其是精英层即使是不情愿,也会强迫自己去倾听不同意见,与“非我族类”保持交往。再加之社会平权运动的推进,美国社会总体维持了共同体意识及状态。即使到了二〇〇九年,根据一项调查成果,共和党人在当时网络媒体上接触到保守主义观点的平均比例为60.6%,而民主党人接触到保守主义观点的平均比例为53.1%。经济学家由此计算出的所谓“隔离指数”仅为7.5个百分点。

   但是,随着脸书和推特等新媒体在近十年内的兴起,极大降低了寻找同道者的成本;加之政治与舆论环境持续恶化,又催生了人们寻找“同道者”的需要甚至是紧迫感。特别是,人工智能算法的发展,在趋利本能的驱使下,各新媒体网站都根据访问者偏好,通过算法为用户精准推荐其想要交往的人及想要听到的观点。这更是为不同偏好的人走向“拉帮结派”并互相封闭甚至攻讦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便利。于是,原本“正态分布”且“连续性”的社会偏好,迅速向“左”“右”两个极端龟缩。折中的政治立场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根本站不住脚,只能选边站。这种“有相同想法的人只听彼此的话,形成意见对立的封闭群体”现象,被哈佛大学教授桑坦斯(Cass Sunstein)称为“回音壁”效应。

   也因此,仅过了十年,在新媒体上,共和党人只关注共和党人观点的占到84%,而民主党人只关注民主党人观点的占到69%;民主党候选人推文的首次转发有86%来自自由派选民;而共和党人的相应数字则更是惊人的98%;自由主义者用户有92%的信息来自自由派,而保守主义者用户有93%的信息出自保守派。

   以研究媒体问题著称的经济学家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kzow)和杰西·夏皮罗(Jesse Shapiro)这样评论:在美国,“事实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甚至不再说同一种语言”。“民主党人谈论‘遗产税’‘无证工人’和‘富人的税收减免’,而共和党人则提到‘死亡税’‘非法移民’和‘税收改革’。”“现在只要听一听议员开口说一句话,就可能预测出他们隶属于哪个党派,准确率高达83%;而从一八七三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靠一句话推测出党派的准确率基本没有变化,仅从54%上升到55%。”

   也因此,依靠利用越来越极端的社会分裂及偏见,特别是利用白人和共和党人中庞大的失意者群体原来积蓄在内心却无由也不敢公然表达的不满,特朗普在二〇一六年粉墨登场了。而二〇二一年他的离去,却不仅不能代表这一时代的离去,其遗产反而可能会使这一时代更加艰难。因为,造成美国社会分裂及政治极化的一切因素不仅都还在,而且在他任期内再次被强化了。

   3

   如何走出制造出特朗普这类政治人物的“艰难时世”,也是《好经济学》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两位经济学家认为,因为“很多政策都是站在好经济学或坏经济学的肩膀之上”,因此,走出“艰难时世”必须呼唤“好的经济学”。这里也有作者们作为经济学家的一种责任或自负。他们引用了凯恩斯的观点:那些在智力与能力上非常自信的实干家与为政者,都不过是某种经济思想的奴隶。

   什么是“好经济学”,书中并没有给出逻辑上的说法。但是,我特别注意到,在结论部分,两位经济学家以例证形式列举什么是“坏经济学”,且认为“坏经济学”必须对“艰难时世”负部分责任。尽管我知道他们的观点必定在经济学界引起争议,尤其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看来似乎有些“反潮流”,但我还是想引用在这里,以期能引发思考。

   书中认为,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坏经济学支撑了对富人的慷慨施舍和对福利计划的压缩,宣扬了政府无能腐败及穷人懒惰的观念。一方面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又导致穷人变得越来越愤怒和懒惰。这两个方面形成了僵局。狭隘的经济学告诉我们,贸易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更快的增长无处不在。只是需要人们变得更加努力,且所有的痛苦都是值得的。盲目的经济学忽视了全球范围内收入差距的爆发式扩大,随之而来的社会分裂的加剧,以及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从而推迟了应有的行动,以致可能无法挽回”。

   该书同样未能对如何构建好的经济学提出系统答案,但我同意两位作者最后的观点:构建起“好经济学”不仅要靠学院派经济学家,还要面向我们所有人;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都想要一个更美好、更理智、更人道的世界,还由于“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

  

   (Abhijit Banerjee and Esther Dulfo,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Better Answers to Our Biggest Problems , CITIC Press, 2020. 中译本《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中信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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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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