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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币制的演变与世界经济新变局(上)

更新时间:2021-03-31 07:17:03
作者: 韦森 (进入专栏)  
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穆哈默德·埃尔-埃里安所撰写的《城中唯一的游戏》。埃尔-埃里安是国际上“新常态”一词的首创者,曾任奥巴马全球发展理事会主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司长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联合首席信息官,亦曾连续四年被美国《外交政策》评为“全球一百位思想家”之一。罗格夫对埃尔-埃里安也熟悉,并对这本《城中唯一的游戏》推荐道:“被广泛认可为全球经济趋势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的穆哈默德·埃尔-埃里安,因提出现在人所共知的术语‘新常态’概念而著名。五年前,他担心全球经济需要多年时间才能重回正轨。现在,他更担心的是全球经济跌下悬崖。这本书带来的好消息是,假如政策制定者行动一致,事情可能会更好。坏的消息是,那些经验丰富且有影响的从业者,并非全都相信这会发生。要想了解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如何展开,这本书无疑是必读之书。”这本书也受到美国政府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乃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这些大牌经济学家们的推荐。在这本随笔式的著作中,埃尔-埃里安不但讲出了许多深刻的洞见,而且实际上描绘了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当下全球经济一幅较为现实的图景。

  

   这本书关心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他的话题自然是从那场危机开始:“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机事实上对每一个国家、政府和家庭都产生了冲击。尽管央行已经出台了大量干预政策,也进行了转型创新,但随之而来的是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收入不平等拉大、政府职能紊乱,以及社会紧张等等。”(p. XV)埃尔-埃里安还认为“全球经济正在接近一个三岔路口,更精确地说,即英国人所说的T字形路口。经济发展道路将很快走到尽头,与此同时将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个更好世界的物质状态或一个更糟糕的物质状态。”(p. 176)他还认为,对现在和未来几代人来说,现在的选择至关重要。

  

   全球经济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T字路口的?这得从二十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的低通胀、高增长且通胀和增长的波动幅度都很小而被称为“大缓和时代”(great moderation)说起。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里根总统第二任执政起,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长达二十多年经济波动很小的“大缓和”时期。从统计学上来看,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二年,美国经济22%的时间里处于衰退期;但从一九八二年到二〇〇八年,美国只有5%的时间处于衰退时期,且经济波动很小。这一现象曾导致当代经济学中两大巨擘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和伯南克在二〇〇四年先后声称,经济危机以后大致会从人类社会历史上消失。没想到他们二人这话讲了没几年,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就发生了一场全球金融风暴,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让世界各国政府几乎全慌了手脚,纷纷推出了救市政策。但按照埃尔-埃里安的看法,在应对这场全球的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上,实际上只有各国央行在忙乱中自个儿在干活:“面对眼前的混乱局面以及可能到来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各国中央银行从自由放任模式转变为‘不惜一切代价’的高度干预模式。”“印钞机开始超速运转,无数应急资金窗口打开,大量现金从四面八方注入金融系统;主权借贷和信用担保全面开放,直接公共资金被发放到美国主要银行和无数中小银行。”“这就像你拼命往墙上扔东西一样,有什么就扔什么,并希望总有什么可以贴在上面。在经历了一个危险阶段之后,作用终于显现了。”(pp. 48-49)也正是考虑到各国央行成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唯一玩家,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书名 The only Game in Town 。

  

   埃尔-埃里安还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乃至在大多数时间里,央行都是主要且唯一负责任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尤其是在二〇〇八年及其随后的时间里,“央行挺身而出来拯救全球经济,并负起了更大的政策责任”。因此,“我们都欠央行一个大大的感谢。多亏(各国)央行在金融危机期间大胆的创新行动,整个世界才免于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衰退。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失误,包括放任越来越多的银行、家庭和公司把一些不负责任的风险堆在他人头上”(pp. 252-253)。

  

   在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之后,央行的积极干预已成功地纠正了市场的不正常状况,平息了让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的金融危机,其功劳是很大的。但是,之后央行干预经济的积极性并没有消失。原因在于:“它们发现,危机过后,没人可以接手将全球经济复苏带入下一段的工作。因此,它们别无选择,只好承担起了宏观经济方面前所未有的重任。”(p. 253)这并不是各国央行执意要争夺权力,相反,政治的失灵让其他决策者无法提供有效的工具,使央行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伦理责任上都觉得应尽自己的一份力去争取时间,让私营部门恢复元气,让政治体系重新集中起来,来承担起经济治理的职责。

  

   然而,这场央行救世的唯一游戏越来越无效。正如埃尔-埃里安在序言中所引用的美国政府前财长、曾任哈佛大学前校长的拉瑞·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言:“在当今世界,靠中央银行的应急措施来作为增长策略的空间已经穷尽。”萨默斯的这句话,可以作为这本书的画龙点睛之笔。而萨默斯所说的这种增长策略,就是埃尔-埃里安说的“流动性辅助增长”(liquidity-assisted growth)操作模式,即“由于特殊的流动性注入而带来的金融市场的繁荣所驱动的经济增长”(p. 13)。这种流动性辅助增长,看起来似乎神神秘秘,实际上很简单,即各国央行从它们的魔术师帽子里掏出来的不是一只只兔子,而是不停地印钞,即拼命地进行量化宽松。所谓央行的印钞,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向实体经济投放基础货币,其主要渠道,是在二级市场购买资产,主要是购买国债、机构债券和MBS,以及少量高信用等级公司债券等。比如,二〇〇八年一月至二〇二〇年八月,美、欧盟、日、英四个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分别扩张684.5%、326%、513.6%和987%。四大央行合计扩张资产负债表近20万亿美元。如果换成各国央行的基础货币总量,更能看出各国央行的魔术师们无中生有地从它们的魔术帽子掏出来的这一只只“肥兔”会长得多快、变得多大了:一九七〇年,全球央行的基础货币总量(央行资产规模),不到1000亿美元;一九八〇年,这个数字大约是3500亿美元;一九九〇年,大约是7000亿美元;二〇〇〇年,大约是1.5万亿美元;二〇〇八年,变成了4万亿美元;二〇二〇年,加上中国,变成了33万亿美元。到目前为止,中、美、欧盟、日四个经济体的央行总资产加起来,就有20万亿美元。这样一算,二〇二〇年全球央行的资产(反过来也是负债)是二〇〇〇年的22倍,二〇〇八年的8.25倍!这些年,各国央行干了多大的事(且不说好事坏事),以上这些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了。

  

   各国央行从它们的魔术师帽子里掏出来的第二种有点令人吃惊的东西,不是一只只越来越大、越来越肥的鸽子,而是越来越低的利率。在货币不断宽松的背景下,各国的利率不但降到了1%以下,最后竟到了负利率。曾几何时,世界各国的商业银行间还在为争夺客户存款而斗得头破血流,吸储手段五花八门,从免费赠烤面包机和各种礼品,到直接返还现金。然而,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美国、英国、日本、瑞士乃至全世界,央行和商业银行似乎都不再欢迎客户存款了,而是努力阻止人们来存钱。到近几年,欧洲大量的政府债券的实际交易利率比市场上的名义利率还低,乃至最后到了债券本身的利率都变成了负的。政府债券的负利率,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向投资者借钱,投资者却为这种借钱的机会埋单”(p. 6)。

  

   不但政府债券的利率为负的了,在欧洲,甚至商业银行的存款利息都为零,以至为负。在二〇〇九年七月,瑞典央行首次将隔夜存款利率下调至-0.25%。二〇一二年,丹麦央行利率破零。令许多人惊讶的是,负利率并没有给当时的金融体系带来压力。随后,欧洲央行(ECB)于二〇一四年六月将存款利率下调至-0.1%。另外根据一家国际信用评级惠誉(Fitch)的数据,在此之后,其他欧洲国家和日本都选择了负利率。到二〇一七年,全球就有9.5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出现负收益。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各国央行拼命印钞,并把利率压低到零乃至负,是史无前例的。但这好像有它们的道理。因为,在各国央行都在大肆放水的当今世界,世界上似乎到处都不缺钱;而另一方面是政府、企业和家庭负债累累。既然不缺钱,银行的钱贷不出去,那也只有降低利率了。低利率,乃至负利率,才能让负债累累的政府继续运转,让企业存活下来,让金融和银行系统不崩溃。正如应对金融危机的专家、曾任美国奥巴马政府财长的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E. Geithner)在二〇一四年的《压力测试: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总统知道,如果不首先修复金融系统,就无法修复整个经济。银行就如经济的循环系统,像电网一样为日常的经济运行提供活力。离开一个正常运转的金融系统,任何经济都不能增长。”(pp. 55-56)

  

   然而,当今世界的问题是,当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被修复之后,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仍然停滞不前。不但如此,还出现了书中所描述的十个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第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且不平衡,遇到了周期性、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增长阻力,也就是拉瑞·萨默斯所说的发达国家经济进入了“长期停滞”,从而使埃尔-埃里安所说的“新常态”,也随之变成了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所说的“新平庸”(new mediocre)。第二,许多发达国家失业率仍然很高,如欧洲的失业率曾超过10%(现在仍然很高,二〇二〇年欧元区失业率的平均值为8.3%),希腊的失业率超过25%,青年失业率甚至超过50%。第三,居民家庭收入和财富拥有的不平等在迅速恶化。第四,机构公信力丧失导致了对政治家乃至整个“制度”信任的侵蚀,民怨爆发,美联储、IMF、欧洲央行、政府乃至伯南克本人都被呼吁要被问责。第五,国家政治的失灵。在美国,两个政党之间很难就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政策达成一致。在欧洲,这个问题既存在于国家内部,也出现在国与国之间。第六,由于国家功能的失调对全球政策性协调造成了破坏,使传统的核心/外围关系变得十分脆弱,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逐步升级。第七,在系统性风险从银行向非银行机构转移和变形的过程中,如何占领先机,如何应对未来的问题,向监管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第八,当市场范式发生了变化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重新配置资产组合的意愿会远远超过整个系统可以有序容纳的空间和范围。第九,在经济、金融、制度、地缘政治、政治和社会的不确定性面前,应该有更大的金融市场的波动。然而,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的波动性却一直很低,金融市场一直在持续地膨胀。但是,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与基本面的鸿沟却越来越宽、越来越难以弥合。结果,自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央行增发出来的货币,并没有注入实体经济推动经济基本面的增长,而各国似乎都玩起了“钱生钱”的游戏,导致全球虚拟财富像吹气球一样地迅速膨胀(这一点是埃尔-埃里安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注意到却没有提出来的一个新的现象)。第十,所有这一切问题,给管理好国家、地区和全球经济体系带来了很大的阻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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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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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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