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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盾: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法治问题

更新时间:2021-03-25 16:33:22
作者: 张盾  
”在这个论述中,尽管作为法律最高目标的公共福祉被置换成“阶级利益”,但马克思并不拒斥法律应当服务公共福祉这个最重要的法治原则,而且表达了对法律形式上的公共性和中立性的肯定性理解。比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以英国工厂法为例,充分肯定了使国家法律成为对工人阶级权利的“强有力的社会屏障”的意义。这与近代对法律功能的一般理解是一致的。而只有从法律形式的公共性和中立性出发,才能理解现代法律所追求的正义的具体内涵,如平等、自由和财产权。

  

   马克思指出,从表面事实看,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当然是正义的:“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产物而已。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这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律秩序之基础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这种市场关系之所以是自由平等的,就其内容来说,在于其主体作为“等价物的所有者”是一群“价值相等的人”,从而是一群“平等的交换者”以有利可图为目的的自由的转让和获取,其过程“实际上只能是这种自由和平等制度的实现”。所以马克思说:“流通本身不会产生不平等,而只会产生平等”,而把一切自然的或想象的差别扬弃,“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市场关系之所以是自由平等的,就其形式来说,在于它是用法律来保证的,法律将自由、平等和对财产权的保护这一市场规律事实上的必然性,变成法律价值的规范性,即作为抽象普遍强制的应然。

  

   然而,这种基于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作为法律的规范性还不是真正的正义,而只是法治的事实层面的正当性。从罗马法到现代合同法的整个私法传统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它构成了现代法治的现实基础。私法坚持形式正义和法律的中立性并将其视为法治的理想,因而一般不涉及财富和权利分配的社会正义领域。但马克思认为,这恰恰是用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代替了真正的法治理想,对于真正的法治和正义来说,仅仅有事实层面上对自由和平等的“形式规定”是不够的。因为在现代社会,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它控制着国家和法律,使自己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这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在那里发生了自由与平等的自我否定和财产权的压迫性,作为法治理念的正义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马克思指出,形式正义作为资产阶级的法权原则就“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而不考虑具体生活环境和具体人的复杂差异。结果这种平等的权利只是带来了社会的不平等:“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因为资产阶级的财产权产生了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最深刻压制。

  

   经常有研究者把马克思的上述批判理解为他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和法治原则的彻底否定,对马克思著作的深入研究证明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当代著名的“纯粹法学”宗师凯尔森认为,在马克思对法律和正义的反思中,对于理念与事实之间的辩证法始终保有明确的方法论自觉:“马克思把现实区别为现存的、仅仅是外部的现实和真正的、隐藏的现实,后者是现实的‘应当’,现实的理想目的。”诚哉斯言。为了理解马克思对现代法治的理论建树,我们必须注意他在《资本论》手稿中的这些论述:“交换价值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在更深入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是这种所有权、自由和平等本身的内在矛盾、错乱。它们有时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虽然马克思完全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现代法治奠基这一实然事实,那正是“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表现;但他更重视的工作是指出这一历史成就的限度及其内在矛盾导致的自我否定,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理想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所指认的现代法治的“理想的形态”?这一追问进入马克思法哲学思考的核心地带。要言之,马克思的诉求是,对法治的理解必须从事实上升到理念,也就是“应当存在的正义”,从而达到对法的本质和法治原则的最彻底的理解。在马克思的论题中,这个应当存在的正义就是作为实质正义的社会正义,其核心内容是消除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压迫性,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从而真正实现“作为平等的正义”这一西方法律和法哲学一直追求的终极理想。

  

   现代法治的实然正义的有限性及其一切矛盾的根源,在于严守形式正义的边界而不介入作为实质正义的社会正义。马克思则坚持真正的法治作为“更高的法”必须指向作为实质正义的社会正义,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法哲学才能达到对正义理念的彻底理解。这种彻底的理解就表现在上述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及其法律形式的有限自由平等的批判中,尤其表现在马克思对财产权的批判中。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反思法的本质的最重要的方面。因为,财产权是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在实然层面的实体性内容和目的,从罗马法到现代私法,财产权是反思法的本质的一切问题(正义、平等、公共福祉)的最根本也最隐匿的前提,但它本身不能作为问题被怀疑,因为否定了财产权就等于否定了法律的终极目的,从而否定了法律的存在。马克思最大的创见在于,从《巴黎手稿》到《共产党宣言》再到《资本论》,他始终坚持认为现代政治的最大难题是财产权的压迫性,“正义法”必须从一般的权利扩展到无产阶级的财产权,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否则法律所承诺的正义和平等就是一个神话。马克思发现,法治的实然基础的悖谬在于,正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压迫性本质使得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和平等不可能真正实现:“由于从法律上来看这种交换的前提无非是每一个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我们看到,通过一种奇异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把关于现代法治的全部争论推到了极限,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超出了现代法治的现实基础问题,而上升到法的最高理念,即“作为全人类解放的社会正义”。因此,马克思的财产权批判,其法哲学意义并不在于对资产阶级权力的一般意识形态批判,而在于它是对法律在事实层面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超越,以此为现代法治揭示了更高的目标和标准,并达到了对正义和平等等法律概念的最彻底的理解。按照韦伯的观点,实质正义对形式正义的冲突是现代法治发展的一个固有趋势,这种冲突决定于经济因素和商业利益。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复杂性的增长,实在法本身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也同步增长,于是形式法律思维所坚持的逻辑上一以贯之的内在严格性受到挑战,因为“各方私人当事人具有法律意义的协议和活动都是为了达到经济目的,并且以受到经济决定的预期为取向。”马克思的社会正义当然也被经济因素所决定,他历来重视社会关系中的物质利益问题,但他关注的是最大多数社会下层穷苦劳动者的利益,所以马克思的正义感更接近作为法的目标的公共福祉。马克思的理论创意在于,他把物质利益问题和全人类解放联系起来,把实质正义的内容规定为“以无产阶级解放作为其政治形式的全人类的普遍的解放”,从而以一种特有的具体性阐释了作为法的本质的正义;同时也提出了对物质利益和财富一种全新的理解:“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里仿佛重新响起西塞罗的宣告:“就因为它志在正义,所以它才是法律。”按照凯尔森的判断:马克思“采取了和自然法学说一样的解释方式”,并发展了自然法的革命性。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花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它奠定了历史的实然的存在基础,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则为它揭示了更高的应然的目标和理念,使它能够超越自身,向着“应当存在的正义”这一古典观念复归。那种把法治本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利益工具的看法是片面的。现代法治就其以正义和公共福祉为最高目标,就其坚持法律不承认任何特权的至上性、法律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中立性,以及法律不受任何政治权力和个人权力操纵的自主性来说,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良善、最合理的公共性秩序和公共善价值。尽管它历史地生成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从而以平等的权利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但马克思仍然珍视这一人类文明的成就;正因为马克思珍视它,所以才对它在事实层面的有限性和本质缺陷进行批判,为它揭示出更高的理念和标准,使之能够向着人的自由本质的更高理念开放。这种态度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辩证理解是一致的:资本主义从来就是一个文明与野蛮、解放与异化、正义与非正义的矛盾统一体。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同时,总是肯定“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赞美资本主义历史地为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创造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坚决反对一切极端主义思想“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讨论至此,参照一下黑格尔法哲学对法律的理解是极富教益的。黑格尔对现代实在法体系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公共善极尽赞美:通过法律,“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使每个人的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成为正当的东西,并使之取得普遍性的基础和形式。但黑格尔认为,存在着一种“更高级的法”,他称之为“世界精神的法”,它来自精神发展的更高阶段,因而是“无限制的、绝对的”;当实在法与这种“世界精神的法”发生冲突而产生“制定法之不法”时,人们完全有权反抗现存的法律秩序。

  

   马克思法哲学批判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的理论效应

  

   如上所述,马克思将现代法治的最高目标揭示为作为实质正义的社会正义,即法律应当实现的最彻底的正义。而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作为实质正义的社会正义不仅仅是个理念,它恰恰是现代法治的理论与实践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凝结了法的事实与理念的最深刻的辩证法。如何将这一法的理念变成现实的法律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实现作为实质正义的社会正义,不仅是西方法治之理论与实践的大难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大课题。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马克思就法治的现实基础和正义理念提出的那些卓越见解,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产生了深刻的理论效应,同时也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

  

法律中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争,是法治的焦点问题之一,该问题在法律的理论领域和实务领域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实务领域,形式正义强调法律之设置和应用的系统性、程序性和逻辑性,实质正义则强调法律之设置和应用的伦理特性与社会效果。另外,法学界许多学者认为,对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选择“大体构成了中西法律文化的不同传统,即在社会关系调整尤其是纠纷的解决上,西方国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律的形式正义,中国则较多地倾向于实质正义”。本文为论题所限,不拟介入这些争论,只强调在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法哲学批判中,他确实明确指认了资本主义法律秩序的形式特征及其压迫性:“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但是,“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在这里,“强者的权利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基于此,我们可以指出,西方法治传统最核心的意识形态就在于,在正义问题上坚持形式正义,而拒绝涉入实质性的社会正义。至此必须指出,现代法治的那些基本原则,诸如法律权威的至上性,法律适用的中立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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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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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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