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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

更新时间:2021-03-15 22:13:54
作者: 秦亚青  
主张世界上的事情不能由一个国家说了算,需要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提倡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欧盟逐步发展了自己的治理模式,在世界事务中的独立地位越发明显,对于欧盟自身的规则和规范也有充分的信心,英国学者伊恩·曼纳斯甚至将欧盟称为“规范性力量”。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制度在全球化过程中也表现出严重的治理赤字,要求改革的声音日益增强,霸权秩序失去了合法性权力的基础。

   由于霸权秩序所需要的这些基本条件或是不复存在,或是十分脆弱,所以,美国霸权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国霸权秩序已告终结。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其作为超级霸权国的地位已不复存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终结,并且,以一个霸权国为主导的霸权秩序时代也已经过去,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更加明显的多元化过程。除非历史出现戏剧性的逆行,否则,霸权秩序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二、两极格局的迷思

   霸权时代的终结,引发了大量对后霸权时代世界秩序的讨论。其中,一个被热炒的话题是两极时代,专门指中美两国形成对抗性的两极格局,并且声称由此开始世界将进入一个两极格局主导世界事务的时代。在这种讨论中,两极对抗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标志。

   (一)两极世界的叙事

   霸权秩序终结之后,一种反复出现的观点是世界将迎来中美两极格局,两极对抗秩序将取代美国霸权。这种秩序观由来已久,尤其被单纯强调国家实力的权力政治学派和坚守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治人物所青睐。冷战结束伊始,美国的伯恩斯坦和门罗就以《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书名,提出了美中必然发展到两强冲撞的地步,并建议美国及早做好准备,防止中国具有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实力。但在20世纪80、90年代,虽然中国发展迅速,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仍然很大,中国更是以合作的姿态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所以,当时中美冲突的观点被更多地视为“狼来了”的空话,对两国关系的认识总体上是合作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其后,两极对抗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迅猛,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居亚洲之首;到2019年又达到美国的近70%。这使得美国一些智库认为,狼来了已经不是虚幻,而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一度也有美国经济和战略学者提出“中美国”或是“中美两国共治”的观点,但总体上两极论的核心思想是对抗,是世界秩序依着两种对抗的力量而产生和运转。实力较量、冲突对抗、战略竞争——这些术语构成了两极格局以及两极秩序的基本内容。典型的两极对抗是美苏冷战。之所以称之为典型,是因为美苏的对抗是全面的,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体制、到军事实力、再到社会运行机制和生活方式,无一不是以黑白二分的对抗为基本特征。最近,“新冷战”的类比也在四处传播,似乎世界已经转向并迈入美苏冷战那样的两极格局和强强争霸时期。

   对于以两极对抗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有着充分的论述。从根本上说,现实主义理论是关于冲突对抗的理论,以大国竞争为研究重心、以自我—他者的相互敌对建立国家认同,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从现实主义派生出来的中观理论,大多是围绕这些基本假定而展开的。经典现实主义认为,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差异引发冲突和战争。权力转移理论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界定为天敌,当崛起国实力接近霸权国的时候,体系性战争发生概率最高。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两个实力相当的国家必然陷入冲突对抗的境地,最后发生两强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就像当年的斯巴达和雅典一样。大国政治悲剧的观点,更是将大国之间关系的性质界定为不可避免的争斗态势,根本没有和解和共存的可能。所以,米尔斯海默等人认为,美中之间必有一战,最强大国之间的斗争必然是世界霸权之争,任何以国际制度规范国家行为、促成国家合作的所谓自由国际主义,只能是痴人说梦的虚幻。

   如果说,强势现实主义主要考虑国家实力对比并以此界定世界格局的话,那么新冷战话语则是将两极对抗扩展到一种全景图式,尤其强调价值理念的对抗和对抗的非妥协性。《纽约时报》去年曾经发表署名文章,题目就是《“意识形态斗争升级”,美国和中国滑向新冷战》。文章的主题很清楚:中美两国正在无可避免地走向新的冷战。特朗普时期美国官方的讲话也在朝着这个方向推进,最为典型的可能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讲话。这篇讲话的题目是《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仅仅这个题目就会使人们想到自我与他者的敌视和对峙,想起美苏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及其被撕裂的世界。其中,蓬佩奥称自由世界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不仅将中国视为贸易、科技等方面的对手,而且直言不讳地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威胁,并将此作为美中之间最根本的分歧与竞争,呼吁自由世界结成新的同盟,共同应对中国挑战。

   如果说实力较量,无论是权力转移论还是修昔底德陷阱,都是考虑力量对比所产生国家对抗的话,新冷战话语则是一种全景叙事,或者说是一种全面对抗的话语体系。美苏冷战时期是典型的两极秩序,是两种力量的对抗,也是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互不兼容。乔治·凯南的长电报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对苏联进行了分析,既强调苏联意识形态思维的根深蒂固,也指出这种意识形态及其建构的社会生活方式与美国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对立,并会延伸到诸多领域。其后,NSC-68号文件将这种对立的重点置于军事方面,将美国的国际战略明确界定为遏制,两种力量的对抗在军事这个极其敏感的领域清晰地反映出来。北约和华约的建立进而把两个国家的对抗扩展到两个国家集团的对抗,战略武器竞赛成为军事对抗的显性表象。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也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经济体系——经互会,在经济上与美国和西方分道扬镳。我们说冷战时期的美国霸权是不充分霸权,主要是因为两极格局的全面形成将美国的霸权影响拒之于苏联控制范围之外。在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领地,分别有着各自的思想理念、制度规则和生活方式。当下,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冷战、实力角力和意识形态对抗又结合在一起,将“实力差距日渐缩小,但意识形态分歧却日益增大”并列而置,共同讲述两极全面对抗的神话。

   (二)两极秩序的形成条件

   如果以美苏两极为基本参照,就可以发现两极格局形成的几个标志性条件。

   1.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并且以战胜和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

   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都宣称自己秉持的价值理念是普世真理,都试图以自己的价值理念改变对方的价值理念。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对抗,因为国家间关系只要上升到意识形态对抗的状态,就成为几近无解的对抗。尤其是对抗双方都认为自己秉持的理念能够战胜对方、改变对方,能够成为唯一普遍正确的理念。

   2.存在两个对峙且相对均势的核心国家及各自的实力集团

   两个实力集团以核心国家为主导,核心国家之间的实力相对均衡。冷战时期,虽然苏联的综合国力有着明显的差距,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但在当时最具表象意义也是最受重视的军事领域,美苏两国却形成了战略均势的基本态势。如果说,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赫鲁晓夫意识到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仍具优势,并且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妥协,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美苏战略均势已经达成,双方的战略核武器能力不相上下。这是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实力基础。此外,还需要形成两个围绕核心国家的国家集团或结盟。我们把对立国家集团视为两极的重要条件,是因为唯此可以将世界分为两个割裂的部分。北约和华约的成立表明两大集团的形成,也表现了美国和苏联的军事结盟集团在欧洲这一冷战前沿的对峙态势。

   3.存在两套对立的国际制度体系

   冷战的两极格局不仅表现在美苏两国国内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的完全对立,在经济领域也存在两套平行的集团性经济体系,各自以自身的制度和规则运行,并且相互之间基本没有交换性互动。美国和西方盟友之间的经济体制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自由主义规则体系,而苏联及经互会成员却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设计为原则,生产权和分配权都集中在国家。两套制度的思想基础、实施原则和运行方式都无法兼容,两套制度之间也没有任何交集。即便两个核心国家共在的联合国,在重大问题上也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对,比如在安理会对重要国际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大量使用否决权,就反映了这种全面的对抗态势。

   进而,对抗的两种理念、对峙的两种力量和对立的两套制度,也形成两个分割对立的国际社会。两极格局不仅是国家之间的两极对立,也直接造就了国际社会的两极分割。在紧密两极格局状态下,社会交往基本上不会存在,更不用说人员的自由往来;在松散两极格局中,社会交往也是被控制在最低程度。柏林墙既是物理阻断的实体高墙,又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隔绝符号。

   (三)两极话语的虚构与当今世界的现实

   如果我们审视当今的世界,可以发现上述这些因素或是不存在,或是不完全存在,因之不足以形成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和两极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确实有着很大不同,这也反映在政治制度方面。认为世界已经处于两极格局的观点,将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渲染成为你死我活的对抗。但是,只有当两种意识形态均试图以一种压倒和取代另外一种的时候,对抗才能形成。美国有着强烈的弥赛亚意识,但是,中国却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普遍推广的“普世价值”。

   中国的物质性权力迅速增长并接近美国,这是权力政治学者认为中美两极格局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但是,美国霸权终结是指美国的权力组合已经无法维持世界的霸权秩序,而美国自身依然是世界上绝对实力最强的国家,也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这样的实力地位。进而,当今世界仅凭物质性权力是难以形成极间对立的,话语权力、制度性权力、舆论权力等都需要统合考虑。据此,美苏那种在当时统领一切的军事领域达成战略均衡和总体均势的情景没有出现,综合实力分布仍然不足以形成两极对抗格局。进而,当今世界形成以核心国家为主导的两个结盟体系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极度松散或是准结盟体系都难以出现。世界大多数国家不会轻易选边站队,更不会分别与大国再建同盟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国小国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会轻易追随哪一个强势国家,两极秩序犹如霸权秩序一样,在当今世界不具合法性意义,因此也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进而,现在也不存在两套对立平行运作的国际制度。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已经成为世界秩序的基本制度和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之中,一直以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为目标,迄今为止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的多边国际组织和公约。在这种环境之中,不同国家、社会之间交往密切,大量的人员交流使文明文化之间、国家之间、社会之间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真实。这在客观上重新界定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也抵消了一些极端民粹主义的宣传和偏见。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中美两国政府从全球的发展趋势和各自的国家战略考虑,都不会承认两极格局。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对于霸权的眷恋不会消失,对于建立紧密同盟的希望也不会减弱,领导世界的意愿依然存在并会随着拜登政府的推动再度升温。美国希望的是再度领导世界,而不是与中国分庭抗礼。对于中国来说,明晰的中美两极对抗格局违背不称霸的战略宣示,也不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信念。中国的基本目标和最高利益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不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从中国战略利益考虑,界限分明、竞争冲突的两极对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业尤其不利。即便是当年有些美国学者提出以合作为主的“两国共治”“中美国”等建议,也没有被中美两国政府(以及其他国家)所接受。因此,推动多极化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目前明智的战略选择和策略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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