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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大国成长的困惑:“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杜牧陷阱”?

更新时间:2021-02-08 23:25:13
作者: 胡键  
谁得而族灭也?”这就是笔者所说的“杜牧陷阱”。它的意思是指,内部问题不处理好,必将阻碍大国成长进程,甚至导致国家衰亡。杜牧不是最早研究此问题的文人,最早的学者应该是贾谊。但是,杜牧这句话总结得最全面,也吸收了贾谊的思想。贾谊在《过秦论》中对秦国的灭亡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所说的“仁义不施”被杜牧进一步展开阐释为“不爱六国之人”。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还有秦国所采取的酷刑暴政等,都反映了秦国的“仁义不施”。对六国灭亡原因的研究就更多了。战国后期,在秦国的大军压境之下,其他诸侯国不断割地求和。秦国穰侯再次发兵魏国之时,魏段干子为了得到魏国大权而请求割地求和。苏代特别提醒魏王说:“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近王使欲地者制玺,欲玺者制地,魏地尽矣。夫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因此,六国之亡,从各国内部而言,弊在赂秦;从六国之间而言,在于相互之间没有信任。司马光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评论:“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哉!”

   当然,“杜牧陷阱”是否具有普遍性仍然需要验证,为此本文将考察古今中外大国成长的历史。首先我们以秦统一中国之前诸侯国博弈的情况来进行验证。三家分晋之时,智伯独揽晋国大权且咄咄逼人,赵襄子(无恤)何以能让赵氏不败,反而起死回生成就了赵氏立国?原因就是重视内部建设。一是重点建设赵氏封地晋阳。在赵简子(赵鞅)之时,董安于、尹铎就被派到晋阳筑城。尹铎依照董安于的方法治理晋阳,使得晋阳成为赵氏的重要“根据地”。因此,赵简子对儿子赵无恤说:“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二是用好重要人才,使之为赵氏尽忠。当智伯引水几乎把晋阳城淹没之时,赵襄子派张孟谈出使韩、魏。结果,张孟谈巧施反间计挽救了赵并最终使智伯身死人手。若单凭实力,赵氏绝对无法胜过智伯,然而最终凭借张孟谈之才、之忠而使赵幸免于难。当赵氏立国后,韩、魏、齐、楚联合攻赵,又是张孟谈施计致使四国相互猜疑而败。他对赵襄子说:“君负剑而御臣以之国,舍臣于庙,授吏大夫。”然后,张孟谈使“妻之楚,长子之韩,次子之魏,少之子之齐”,即把这四个人分别送到上述四个国家。结果,“四国疑而谋败”。上述两个方面都体现了赵国内部建设的重要性。而战国中后期,秦国攻打韩国上党,冯亭表示愿意把上党献给赵国。结果,赵国因贪图小利而轻信冯亭,让冯亭祸水东引成功,结果赵国一败于上党,再惨败于长平。长平之战,赵国因有廉颇坚守尚有胜数,但赵王昏庸临战换将且用错了人,用赵括取代廉颇,结果赵国惨败。从此,赵国由盛转衰,一蹶不振。此前,诸多谋士如公孙衍、苏秦等都积极拖六国合纵抗秦,尤其是在苏秦挂六国相印为从约长之时,使秦国多年不得出函谷关。然而,六国终究因各自偏爱本国之私而导致合纵解体,在秦国的攻击之下,六国只好割地自保。因此,六国之亡,从各国内部而言,弊在赂秦;从六国之间而言(也是另一种“内部”),在于相互之间没有信任。

   我们再来考察近代国际关系史,历史也同样为“杜牧陷阱”提供了充分的证据。首先我们来看英国,在大多数人看来,英国的崛起源于对外的殖民掠夺。诚然,大英帝国的对外殖民掠夺为它的崛起提供了重要资源。但是,英国在对外进行殖民掠夺之前,首先已经得益于自身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众所周知,大英帝国的殖民掠夺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但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统计,从1500-1820年间,大英帝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人均GDP)的增长率在0.31-0.34之间,只是在1500-1700年间低于荷兰的0.52。从人均收入来看,大英帝国的人均收入在1500-170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期德国、法国的人均收入只增长了三分之一,意大利几乎没有增长,同期也只有荷兰的收入增长水平超过了英国。大凡研究工业革命的学者以及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承认,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那时的英国已经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工厂”。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对1750年前的英国所描述的:“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主要因贸易和经营而致富;这是一个强大又可畏的国家,不过这种实力主要建立在那种商业性最强、贸易气最重的武器——海军之上;这是一个拥有非凡自由和宽容的国度,而这种自由和宽容又与贸易和中产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也认为:“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纺纱的机械化,使单个生产力就提高了300至400倍,所以英国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就激增……随着它使自己成为‘第一工业国’,其份额继续增加。”虽然这些并非都是“光荣革命”之前的数据,但这也表明英国在“光荣革命”时已经是西欧发达国家之一。就此而言,大英帝国的发达显然源于其自身内部的发展。只是到了后来,大英帝国受内部资本逐利欲望的驱使而不断向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掠夺,因而才出现了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纺织业的兴起”。正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量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因此,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就成为“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才从英国的发展进程中认识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着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由此可见,大英帝国的兴起是因为工业革命,其衰落同样是因为工业革命。正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蒸汽机的发明,导致大量的民间资本都沉淀在钢铁和铁路产业之中。“大量资本之所以被吸引过来,可能多半不是因为人们进行了理性的盈亏计算,更是因为技术革命具有浪漫的魅力,铁路当时就是技术革命的一个奇妙象征,它足以让平时循规蹈矩的人摇身变成梦想家,这个梦想家在经济领域就成了投机家,在赛马领域就成了狂命赌徒。”产业的泡沫化最终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正是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了大英帝国霸权国地位的丧失,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加速了大英帝国衰落的进程。

   其次我们来看德国。德国崛起的前提是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虽然与王朝战争有关,但最重要的基础还是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在统一前夕,普鲁士的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资本主义经济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产业革命引起的技术变革开始影响战争方式,在这种技术条件下,普鲁士在19世纪60年代实现了“军事革命”。因此,普鲁士-德意志的胜利彰显的是它的军事制度的胜利。很显然,军事制度是内部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可以从普鲁士的军队素质得到证明,即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使它拥有了高素质的军人系统和战斗部队。德国统一以后的20年里,德国抓住“工业革命”的“第二次机遇”,迅速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一跃成为主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先锋国”。不过,德国内部资源贫乏,仅有小块的殖民地,与德国日益膨胀的国家实力并不相称。不仅如此,传统的普鲁士专制政治、军国主义和以崇拜国家、顺从权威为特征的政治文化,大大增强了德国用于国际权势竞争的能量。进入20世纪以后,德国的力量进一步提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0年里,德国已经拥有了成为霸主国家的基本实力:德国控制了欧洲40%的工业,拥有相对于法俄3:1的潜在权势优势,拥有对欧洲具有支配性的部队和庞大的可以征召的潜在兵员。正是以此作为后盾,德国才敢于对当时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结果众所周知,德国遭到了致命的重创。战后魏玛共和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动荡,随后西方经济都陷入大萧条,旨在通过恢复德国经济以解决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也被迫停止,德国经济雪上加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上台,对外推行武力征伐,但这也是在其内部政策和价值观支配下的对外政策取向,即“通过灭绝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被怀疑为非条顿族的人种来达到种族‘纯洁化’的社会;一个将全心全意、毫无意义地支持这个政权的民族,这个政权将取代阶级、教会、地区和家庭等古老的忠诚观念;一种不论何时何地、只要领袖认为需要就能以推广德意志精神为目标而动员组织起来的、能与多数大国抗衡的经济;一种充满了暴力、斗争和仇恨,以粉碎敌人为快乐和蔑视妥协的意识形态”。这种内部政策和价值观的必然结果就是对外武力扩张,力图改造国际秩序,尤其是要对欧洲继续“复仇”。结果,不仅法西斯被摧毁了,德国还被一分为二。当然,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也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显然,德国的兴亡都因其内部因素所致,尤其是德国的灭亡,而外部因素只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再次我们来看苏联的兴衰。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崛起奠定了权力基础。但是,革命胜利之初,俄国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在这种情形下进行巩固新兴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动员,是非常困难的。关于苏联崛起的研究成果众多,但大多数都是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角度来考察的。但笔者认为,当时的苏共(布)能够用以进行社会动员的资源主要还是软实力资源,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巨大吸引力、苏维埃体制所彰显出来的巨大魅力、和平外交和以世界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主义。正是在强大的软实力资源的支撑之下,人们及所有的社会资源才被动员起来投入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之中去并取得伟大成就的。而关于苏联的崩溃,认为主要是西方和平演变和两种制度的斗争的观点还是颇为流行的。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了苏联的内部,这种观点以俄罗斯自己的学者为甚,特别是有学者认为苏联经济不及美国却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最终苏联被拖垮了。更有一些学者从苏共内部体制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认为苏联体制上的个人崇拜、“大清洗”运动、高度集中的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失误,以及苏共内部的特权阶层等,都销蚀了苏共的执政合法性。距离苏联解体的时间越久远,学术界的研究越集中在苏联体制问题上。实际上苏联内部知识分子早就已经对苏共体制上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有苏联学者早在1979年就指出苏共成员的堕落变质问题,那一层一层的苏共党内领导干部,“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理想(哪怕是共产主义理想),而是社会地位;不是国家的哲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沿着它可以爬到国家顶端的那个并不太牢靠的阶梯”。而关于特权阶层的情形,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也早就进行过描绘,他将这些特权阶层称为苏共内部的“新阶级”,他们按照不同的级别享受着相应级别的各种免费“特供”商品。当然,也有一些苏联内部学者,由于他们的观点与苏共当时的主流观点和政治取向有异,因而被打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一系列的情况导致苏联的制度瘫痪和政权危机,而外部的力量则加速了苏联崩溃的进程。连苏联人自己在苏联解体若干年后的反思也认为:“一个强大国家机体的消亡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身上的创伤大多不是外部敌人造成的。”

   综上,无论是中国古代诸侯国的兴衰史,还是世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都表明内部因素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外部力量只是国家发展进程的重要条件,有时候可以成为推进国家发展进程的加速器。也就是说,“杜牧陷阱”是大国成长进程中具有普遍性、绕不开的困惑,只要内部问题没有解决好,大国成长进程就会被打断。

  

“杜牧陷阱”与大国相处之道

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相处首先是要尽可能避免“安全困境”。正如赫兹(John H.Herz)所说:“由于世界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人们出于免受外来进攻、占领、统治或灭亡的安全需要,被迫获取越来越多的权力,以免受他人权力的影响。他们这样做,反过来又会让他人觉得不安全,迫使他人准备应付最坏局面。在这样一个所有单元相互竞争的世界中,由于没有一个人觉得是完全安全的,权力竞争随之而来,进而导致安全和权力增强的恶性循环。”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把这个概念的内容进一步扩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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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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