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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共百年

更新时间:2021-02-05 23:15:44
作者: 黄平 (进入专栏)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你一直比较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后疫情时代,中国的乡村振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黄平:要说乡村振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觉得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发展缓慢,农民进城难,以及农民占多大人口比重,这些是很明显的事情。最大的挑战,或者挑战之一,还是刚才说到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人口国家,直到现在还有好几亿人在农村,目前虽然经过上下一心共同努力解决了全面脱贫,但下一步整个广大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涉及到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地域,它的动力和空间在哪里才是大问题!

   我觉得,首先,需要在新发展阶段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乡村振兴,而不是一般地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其次,要激活整个乡村的动力和创造性,而不是几亿人等政策、等资金、等机会,等“帮扶”,乡村(不是狭义的农村)本身就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巨大的潜在市场,那里的人(不止是农民)也有巨大的需求和发展的潜力,怎样激活、怎样用好?说到底,“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再次,城乡的格局一定要打破,要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这样来乡村振兴,而不是继续城是城、乡是乡,在不改变城乡二元格局的前提下“缩小城乡差距”,当然,缩小差距本来就是中国的长远目标,也不仅是城乡之间,还有工农之间、地区之间、贫富之间等,而且,要让乡村宜居、宜人,使人觉得生活在这里有尊严、很骄傲,甚至被羡慕,那样来搞乡村振兴就不一样了。

   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至少在很长时期内,乡村的振兴,使得乡村也会在更高层次上成为中国巨大的战略空间和战略纵深,在双循环的过程中既是发展重点,也是发展余地,这样,“大有大的好处”就在更高意义上显现出来了。

   Q:早在2009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你就提出中国要探索新的治理模式。按照你当时的说法,“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历着社会大转变,一个新的挑战是怎样重新建立国家权威,新的治理模式如何与动态、开放和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时代相适应。中国如果走出一个在治理体制上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模式,中国社会和整个世界必将更加和谐。”你同时也提到,需要把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放在历史的过程中加以认识和探讨,还要把它纳入当今时代的大背景之下——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增强,利益也越来越多元化,人们的诉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来探讨。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是否探索出了新的治理模式?

   黄平:如你所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我提过,今天这个问题更迫切了。实际上,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有自己的道路,近代以来,不管是借鉴学习他国经验,还是从中国传统治理中继承,还是自己的创造和创新,中国都在走着自己的路,当然摸着石头过河也走了不少弯路,但路毕竟是中国人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其中有的东西是过去几千年就有的,无非是如何继承和扬弃、如何发扬光大;有的是学习借鉴他国他人的,无非是如何对待他山之石,而不是照猫画虎;有的是百余年来艰难曲折中琢磨探索出来的,现在要把它们总结提炼升华到自觉意识和理论的高度。

   而今天已经不只是中国,全世界各国各个地区都面临着一个开放的、信息化的、大流动的社会,利益多样、诉求多元化,文化也多样化,价值取向也纷繁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等都纳入进来,那么,所谓的不确定性,其实就是题中应有的东西,时不时出现黑天鹅灰犀牛什么的都不奇怪,还有人用“陷阱”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可能的风险也不奇怪。

   中国至少由于是大一统、大社会,多元一体,所以它的治理有其自身的特点,例如和而不同的理念及其所包含的包容性与学习型,还有“大我”“小我”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中有他、他中有我的思维与交往方式,体现到治理上更强调平时日常的协调与沟通,这些都为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现实资源,以此来治理一个几十年来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规模和最稳的势头往前发展的社会,这在人类史上是罕见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个情况下,不仅学者爱讲的自由与公平、隐私与秩序等,而且城市与乡村、个人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经常呈现为矛盾与张力,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平衡、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整,这次全球大疫情就是一例。

   所以,大社会、大一统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大有大的好处”,但在这样的基础上或大背景下,还必须适应高速的信息化,甚至是信息瞬间爆炸的时代,同时又是利益诉求多样化、文化价值多元化,这样,不确定性不仅是“外部原因”导致的“蝴蝶效应”,故社会治理也不能吃老本。

   现在为什么这么强调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都要现代化、都要创新呢?因为时代发展太快了,很多信息技术不仅发展快,而且应用也快,一旦被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应用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很快就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当然社会的治理方式就得适应这些变化。

   因为,一方面整个世界都已经越跑越快,越来越为我们所不认识,恨不得过去的知识越来越不管用了,“世界正飞速远离我们而去”;另一方面所有国家和社会都面临着不断改进和更新治理方式的问题,尤其在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又突然来了个百年大疫情,只看各国如何应对和每天都有疫情蔓延新情况就可见一斑。

  

   百年大变局“变”在哪里

   Q:我们也一直很关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概念后不久就进行了具体阐释。很显然,习近平主席2018年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说出这个判断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一头雾水,或者说没有具体地感知到大变局。但2020年席卷世界的这场疫情,让人们切实感觉到,大变局真的来了。

   黄平:的确是这样。观察这个百年未见之世界大变局,我认为可以从两个维度分析,一个是时间,百年嘛,当然首先是时间的维度;另一个是空间,世界大变局,空间的维度。

   从时间上说,狭义就是1918年至2018年这一百年,过去这一百年没闲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层面发生了多少事呢?小事数数不清,国家范围区域范围的事也层出不穷,而世界层面的大事呢?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甚至可以说是动荡的世纪、战争的世纪、革命的世纪,起码有两场世界大战,中间一次大萧条,俄国和中国两场革命,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还有广大殖民地纷纷独立等。当然二十世纪也是一个发展的世纪,一百年前世界上称得上发达的国家没有几个,如果算人口就更少,到2018年,发展起来的国家,富裕起来的人口,已经令前人今人乃至后人都刮目相看,其中,中国和印度十亿以上的人口大国的高速或快速发展,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

   从空间维度上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最发达的是西欧,加上在经济意义上已经强起来了的美国,那时就这两个地方变化大。十九世纪末的西欧以英国为首,到1945年战争结束,西方世界的权力棒从英国的手中交到了美国的手中。所以在空间意义上,二十世纪发生了一次西方世界强权的空间转移,从西欧转移到了北美。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出现东移现象,一开始是傅高义那本名为《日本第一》的书中所讲到的,接着是东亚,不只是一个日本,还出现了“四小龙”“五小虎”了,虽然这并不是西方所担心的“权力转移”,但是出现了整个东亚的兴起与发展,再就是人口最多的中国发展起来了,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是稳居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

   那么,既然二十世纪发生了这么多大事,今天我们讲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又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不仅是冷战格局已经没有了,世界进入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西方主导世界秩序乃至主宰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虽然美国仍然在西方世界中最强,无论过去四年出现了多少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还灵不灵?用我个人前几年的斗胆说法是,西方世界包括美国(那时特朗普还没上台),正在出现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精英失职,所以世界上也开始了国际关系重组、国际格局重构、国际秩序重建、国际规则重写。

   例如七国集团(G7),在2007年至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触发世界经济危机后,其作用明显不够了,这样才又有了二十国集团(G20)。当然联合国还在,它还是最合法的,但是原有的联合国框架,能不能有效解决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其中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非传统的,既包括最重要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也包括非传统的问题与挑战,如气候变化和我们正在面临的各种传染病蔓延与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

   目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就是个例子,它只是传染病中的一种,此前也有非典、埃博拉,以后还会有什么,或新冠还要猖獗多久,其实都很不确定,而背后的问题是原有的机制体制、秩序规则不够、不足、不灵,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西方主导的世界不再或正在消逝而去,尽管这个“消逝”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会带来更多危机与风险。与此同时,非西方世界,非西方力量,也是百年来首次具有这么重要的世界地位和国际影响。我认为,这就做出百年未有大变局判断的重要依据。

   所以,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格局。美国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有过那么一段昙花一现的“一超独霸”,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哪怕再回到1945年以前由西方列强主导,或者由西方七国集团来主导,显然已经不可能了。

   不能主导有两方面,一个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了,不只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金砖五国,还有很多非西方的中等中性国家也发展起来了,有的比金砖国家发展得还要快、还要好,但是他们不在狭义的西方世界西方俱乐部里,至少不在七国集团里。二是西方霸权背后那一套逻辑,丛林法则、零和游戏、单边主义、胜者通吃等,不再是主导今天世界秩序的基本逻辑,哪怕有的国家仍然坚持这一套,但是明显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得不到拥护了。

   而中国提出的主张,从当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改革开放后的互利合作共赢,再到现在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越来越为广大非西方国家和很多国际组织的认可或重视,甚至还写进了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人类的确再也玩不起零和游戏了,走不起赢者通吃的道路了,连所谓最强的国家,如果一意孤行要按丛林法则搞单边霸权,很明显会把自己也搞掉,甚至第一时间就把自己搞掉。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可以说很多。比如,进入新世纪后发生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都没有过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危机。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要害的华尔街发生了金融风暴,一开始也就是经济高度虚拟和泡沫化,后来两房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倒台,居然引发了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它的力度、性质,比此前几次更甚,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拉美的金融危机,都与2007年、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不可等量齐观,华尔街金融风暴是在最核心、最发达、最要害的地方和领域发生的,而且还影响到欧洲,影响到亚洲,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令很多国家和地区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

   这两年许多人又在担心新的金融风暴是不是又要来临,在这次大疫情之前,金融界、经济学界、银行、政府的财政部门讨论得多、担心得多的都是新的金融风暴是否要来,如果要来会在哪里爆发?结果,却爆发了大疫情。

其实呢,在多种共同挑战面前,包括金融风暴的挑战,气候变化的挑战,病毒流行和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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