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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夫:从法学基础理论到法理学

更新时间:2021-02-03 00:25:26
作者: 田夫  
既是哲学的一部分,又是法学的一部分;[43]公丕祥则指出:“法哲学以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但不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它用部门法学的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但不是哲学与法学之间的一门边缘性学科。法哲学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法学基础理论。”[44]公丕祥的观点与陈守一、沈宗灵从学科意义上将法学基础理论对应于法哲学或法理学并无区别。

   (五)对法学基础理论、法理学、法哲学三者关系的综合讨论

   在法学基础理论与法理学、法哲学各自的关系成为学术话题之后,将三者关系进行综合讨论便顺理成章。沈宗灵在1983年出版的《现代西方法律哲学》中全面讨论了三者关系。

   沈宗灵首先论述了法律哲学和法学的关系。他说:“西方法律哲学是西方法学中具有基础理论性质的一个分科或一门课程。在西方国家中,这一分科或课程的名称往往又称为‘法理学’,少数的也称‘法律理论’等。”[45]他强调指出:“在西方法学,尤其在英语国家的法学中,一般地说,‘法律哲学’和‘法理学’是两个含义相当的、经常通用的名称。”[46]

   他然后论述了法律哲学和哲学的关系。他说:“法律哲学是西方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教学课程。这也就意味着法律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一个分科,也不是法学和哲学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在西方国家中,‘法律哲学’一般是高等法律院校开设的一门课程。”[47]当然,他也承认:“在现代西方法学界,也有少数人,尤其是一些具有哲理法学派倾向的人物,还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48]

   总之,沈宗灵坚持了他将法学基础理论从学科意义上对应于法哲学或法理学,并认为法哲学与法理学没必要区分的观点。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他这种观点。在陈春龙对法学体系的构想中,理论法学包括法理学和法哲学这两个不同的“部门法学”——“在法学体系中,起着统帅和指导作用的是法理学(即法学基础理论)”;[49]与此同时,“法哲学在这里是作为与法理学并列的一门部门法学列入法学体系之中。传统意义上的法哲学只是法理学的别名,未真正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而法学领域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却有待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和范畴的角度进行阐释和论证。抛弃陈旧的、名不符实的法哲学概念,在我国法学体系中,建立和发展一门真正的法哲学,是有必要的”。[50]

  

   三、法学基础理论更名法理学

   (一)研究对象的一元论

   1984年7月,沈宗灵指出:“法学基础理论是研究一般法律,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和法制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51]这里正式承认了“一般法律”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与“国家与法权理论”时代否认“一般法权”、强调社会主义法律与剥削者法律截然对立的研究对象二元论相比,这是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尽管强调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属于一般法律,二者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而非截然对立的关系。与此相对应,该书删除了存在三十余年的剥削阶级类型的法这一编,将奴隶制法律、封建制法律、资产阶级法律作为三章纳入第一编“法律概说”。因此,可以认定,这本教材正式终结了研究对象二元论,进入了以“一般法律”为研究对象的一元论时代。

   (二)“纵”的体系被突破

   1984年8月,沈宗灵发表《我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改革》一文。他认真思考了“纵”的体系与“横”的体系,“纵”的体系一如前述,“‘横’的体系则以法律现象或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各个方面作为线索,即法律的本质、渊源、法律与政治、国家、经济等方面的关系”。[52]他指出,尽管1949年前或西方国家的法学理论一般采用“横”的体系,但该形式本身与唯心史观并无必然联系——“以唯物史观来解释法律,也可以采用‘横’的体系”;他认为:“五十年代在我国使用的苏联出版的,以及目前我国使用的有关教材,一般采用‘纵’的体系。看来这两种体系之分并不是原则分歧,而是技术处理上的不同,同时它们也可能各有利弊。”[53]上述观点为法学基础理论教材突破“纵”的体系打响了第一枪。但要注意的是,沈宗灵是在1984年为了推动法学基础理论的改革而发表上述观点的,他认为两种体系并不存在原则分歧并不能代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此问题的看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几乎没有讨论过两种体系的问题,而彼时的教材也“一般采用‘纵’的体系”。进一步地,如果从研究对象二元论出发,采用“纵”的体系是必然要求。事实上,沈宗灵也恰恰是在先承认“一般法律”之后,才反思两种体系的问题的。

   1985年6月11至16日,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召开,研究会总任务要求将法学基础理论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发展成为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其他法学学科具有一定指导作用的法学基础理论。[54]关于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改革,学术讨论会形成的第一条意见是:“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体系内容上进行新的探索,力求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基础理论。”[55]

   1987年,陈业精、刘学灵出版了编著《法理》。该书在将教材更名的同时突破了“纵”的体系。编著者写道:“法理或法学基础理论,望文生义,是指法学的一门基础学科,是一门阐述有关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学科。”[56]这是一本较早以“法理”为书名的教材,但同时强调法理即法学基础理论。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更名呢?或许从其突破“纵”的体系这一点上可以找到原因——该书分为四编:法与法制的一般原理、法的制定与实施、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与法学的历史发展。在这个新体系下,法的历史类型被划入第四编,“纵”的体系被突破。要注意的是,说“‘纵’的体系被突破”,并不是说教材不再论述法的历史类型,而是说教材不再以“纵”的体系为线索来组织各编。

   但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教材都同时更换了名称或突破了“纵”的体系。1988年5月28至31日,在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年会上,与会学者都认为法学基础理论需要改革,但针对如何改革,形成了“内容改革论”“内容与框架改革论”“转轨论”“方法改革论”“观念改革论”五种观点。[57]这五种观点的并存表明,当时学界并未就法学基础理论的具体改革措施达成共识,这就导致了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教材用“法理学”者有之,用“法学基础理论”者有之;弃“纵”的体系者有之,维持“纵”的体系者有之;即使是在弃“纵”的体系的教材中间,取而代之的新体系也各不一致。[58]

   (三)法的一般理论

   1988年8月,张文显主编《法的一般理论》出版。该书在名称上未采用法学基础理论,张文显写道,《法学基础理论》“的最主要缺陷是,它是仅仅根据教学的目的和需要,而不是根据理论法学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命名的。顾名思义,《法学基础理论》是为了给法科新生打‘基础’。我们认为,法学的‘基础理论’属于理论法学,但理论法学不应该限于‘基础的’东西。把理论法学命名为‘法学基础理论’,必然会限制理论法学的深度和广度,也容易使人们对其研究对象产生误解:是法的基础理论——基础法学,还是法学的理论基础——哲学?‘法的一般理论’正是试图克服这一缺陷而提出来的。”[59]

   继沈宗灵的“一般法律”之后,张文显鲜明地指出,法的一般理论以“一般法”为研究对象。他详细解释了“一般法”。首先,它“是指法的整个领域或整个法制现实,即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婚姻法、诉讼法等在内的整个法的领域和现行法从制定到实施的整个过程”;[60]其次,它“是指古今中外一切法”。[61]以上对“一般法”的解释尤其是强调它指古今中外一切法这一点进一步宣告了研究对象二元论的终结,巩固了一元论的地位。

   法的一般理论在取代法学基础理论的同时,也继承了后者既是法学的基础理论又是法学的指导性学科的性质。之所以是法学的基础理论,是因为两个理由:第一,法的一般理论解决法学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法学各科解决其具体问题的前提;第二,法的一般理论提出和阐释法学的基本范畴,这些范畴横贯所有法的领域,是各部门法学共同适用的。[62]之所以是法学的指导性学科,是因为法的一般理论“居于法学知识体系的最高层次,担负着探讨法的普遍原理或最高原理,为各部门法学和法史学提供理论根据和思想指导的任务。这一特殊地位是由其研究对象的普遍性和其论题的最高性决定的。”[63]

   (四)法哲学:曾经可能的发展方向

   1986年以后,关于建设法哲学的讨论进入新一轮热潮,而这必然涉及到法哲学与法学基础理论的关系。当然,在1986年以前,已有学者讨论法哲学与法学基础理论的关系——公丕祥认为法哲学就是法学基础理论,沈宗灵将法学基础理论从学科意义上对应于法哲学或法理学,并认为法哲学与法理学没有必要区分,而陈春龙认为法理学(法学基础理论)与法哲学是两门并列的“部门法学”。这三种观点互有不同:如果将它们与同时期其他学者主张将法学基础理论更名法理学的观点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公丕祥的观点蕴含着将法学基础理论更名为法哲学的可能性,沈宗灵的观点蕴含着将法学基础理论更名为法哲学或法理学的可能性,陈春龙的观点则更加直接、清楚。

   1986年左右,在关于法哲学性质的三种观点中,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涉及到了法哲学与法学基础理论之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以法学中最普遍最一般的问题为研究对象,对一切法的现象、法的规模及法的意识进行哲学分析,揭示法制和法律体系之客观基础,内在联系及辩证发展规律。因而它是介于历史唯物论和法学基础理论之间的中介学科。”第三种观点认为:“法哲学是以哲学作为理论基础,以部门法学的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的一门科学。它亦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法学基础理论。”[64]第二种观点主张法哲学有别于法学基础理论,第三种观点主张法哲学就是法学基础理论。

   针对第三种观点,即蕴含着将法学基础理论改名法哲学的可能性的观点,沈宗灵认为,在英语国家,法律哲学与法理学是通用的;而在中国,没有必要用法律哲学取代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他一并对他1983年出版的《现代西方法律哲学》的书名进行了解释:“这是在‘入境随俗’意义上使用‘法律哲学’一词的。但笔者并不认为我国法学的基础理论学科或课程的名称也需要改为‘法律哲学’。”[65]此后不久,该书再版时更名为《现代西方法理学》。[66]

与第三种观点相比,第二种观点更为流行,在这种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同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亦有不同,它纯粹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一切法学问题,对法学理论进行再抽象再概括,使之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从而提炼和总结出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范畴,原理及规律,因而,它同一般法学理论在深度、广度及研究角度上都有不同”;[67]黄积祥认为:“法哲学对法律的研究,应当具有总结和概括的特点,具有世界观方法论的特点,比法学基础理论站得更高,二者的关系应当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68]张瑞生认为,就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基本理论而言,法学基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有相通、相同的地方。但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角度,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来揭示法律现象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所体现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等来讲,现在讲的法学基础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恰恰是:现行法学基础理论中讲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实质,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阐明的法学观和方法论。这个争论,与我们长期以来在讲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一些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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