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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为何传统中国的思想系统重国家轻个人

更新时间:2021-02-03 00:05:50
作者: 萧延中 (进入专栏)  
才有价值,才有意义。个人成败兴衰,在本质上只是家族发展的缩影。因此,西方意义上高的个人主义理念在中国传统社会就无法生成。但是,战国期间的思想家杨朱主张“贵己”,以“存我为贵”。既不能“损一毫而利天下”,也不能“悉天下奉一身”,如此“天下治矣”。不能为贪羡“寿”、“名”、“位”、“货”所累,从而“全生”,使“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列子·杨朱篇》)。据《孟子.滕文公》篇所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由此可见,杨朱一派曾经影响很大。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萧延中:这里涉及到中国思想系统中“公—私”之辩问题。我的理解是,总体上,在中国思维的根基里,并不存在西方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以后兴起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基因;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洛克所强调的个人财产、言论和思想之独立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传统中国的思想系统中,“公”首先指根系落实于“家”,而背靠“族”之荫亲的血脉共同体,至于秦置郡县以后所形成的垂直行政系统,则是虽与“家—族”之亲交叉在一起的,但却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公”。

   无论如何,国家行政的“公”,并未对“家—族”之亲构成本质上的威胁;那些从“官衙”返“乡”归“族”的“绅”,反而实际充当了联络上述两种性质不同之共同体的自然纽带。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思维中,对“祖”和“宗”的认同是中国式“公”之观念最深层的体现。如果说,“祖”指的是某一人际血脉的“根”(原因),那么,“宗”则是这一人际血脉上生出的“瓜”(结果);而超越族亲之上的“天下”大共同体,则是这一逻辑框架的平移性扩展。

   后汉人应劭释经曰:“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称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称太宗是也。”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家—族”之亲的意义上,还是在国家行政的意义上,都没有原字“个人”的独立位置。你所列举的杨朱和墨子学说,之所受到孟子那么激烈的抨击,甚至被诅咒为禽兽不如,正是因为这种经商盈利的思维逻辑内涵着对共同体凝聚认同的威胁,所以才成为数千年来正宗传统的“异端”。至于墨家则较复杂,它所倡导的“兼爱”、“尚同”而兼济天下,确有超越“家—族”之亲共同体的趋向,因此也不被传统思维所包容,早早地就沉淀到社会下层,成为“游侠”和“绿林”的信仰依托,其最典型的文学表现形式就是“替天行道”为宏旨的《水浒》。我们又看到,《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个性多样丰满,但却没有“个人”。

   话到这里,多说几句。非常令人惊叹的是,19世纪末,几乎与“戊戌维新”同时,1894年孙诒让撰《墨子闲诂》印成300部,俞樾作序。恰时,西方与“个人主义”相对的“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其所凭借的中国思想媒介恰恰就是此一时期的“墨学复兴”。这一思潮后来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发展轨迹,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质素,具有相当重要的反省意义。

  

   「“关联性思维”潜在地发挥作用,中国人很难摆脱」

   燕京书评:葛兰言1934年出版的《中国思维》将中国古代思想形态称为关联性思维(联系性思维),而欧洲科学则属于统属性思维。关联性思维产生了五行学说和《周易》,“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奠定了整体性中国文明的基调”(48页),与关联性思维紧密相关的是隐喻推理。而隐喻推理的核心基础,是“相似性”、“邻近性”和“数字符号性”三个原则。此外,你还在后面讲到了中国人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与西方人的不同。那么,这就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吗?

   萧延中:在我的有限视域中,我把葛兰言法文版《中国思维》这本小册子视为研究中国思维跨越不过去的经典。不知道为什么,至今它即无英译本,更无中译本。我向出版社建议了好几次翻译这本书,可没人理我。(苦笑)我是通过两位著名的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和李约瑟的引述知道此书的。葛兰言是大社会学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大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共同学生,他继承了两位学术大师的衣钵,光靠这两位大师的其中任何一位,都写不出来《中国思维》这样的书。

   在我的书中,有专节对“统属性思维”和“关联性思维”做了介绍,这里不赘述,现在看来,书中对这两种思维的描述和分析还显得相当不够。你的问题是“关联性思维”是不是会阻碍现代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产生?我要说的是,如果这里的“科学”一词是指以形式逻辑为本质的一种探讨世界的方法,那么从“关联性思维”中衍生不出这样意义上的科学来,这是肯定的。但这种肯定并不意味着必然的否定。这里,举中医和西医为例最为明显。两套医术都能看病,效果可能都好或都不好,再或者,在医这种病时这种医术更好,在医那种病时那种医术更好。关键不在于医术的效果,而在于医术的原理,它们的逻辑理路完全不同。在“关联性思维”中,“医国”是“医人”很自然的逻辑推论,而在“统属性思维”看来,这则纯粹是神经性狂躁臆想症。

   恕我直言,在你的这一问题中,包含着浓厚的进化论的潜意识预设,亦即科学的是先进的,而不属于这样科学的就是愚昧的。但我认为,设问谁先进谁落后,在今天没有太大的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中国,无论是过往还是在现今,“关联性思维”仍然潜在地发挥着作用,人们想摆脱它都摆脱不掉。这就是我在书中提及的“默会的知识”。当然,有没有必要在所有的领域中都完全地摆脱“关联性思维”,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再如,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1923年创作的《贺新郎·别友》一词,其中有一句“人有病,天知否?”这样的一种表达,“统属性思维”中也属于逻辑不通,因为“人”与“天”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事物,不能放在一起进行类比。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讲到了周易,有学者认为,易经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智慧,但杨振宁先生则认为,传统中华文化有两个性质,没有发展推演式思想方法,采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这二者都是受易经的影响。而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除了归纳法,还有推演法,推演的方法是从一个浓缩了的观念把它推演出来现象,近代的科学是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所发展出来的。那么,你怎样看待杨振宁先生对易经的批评?

   萧延中:我对现代自然科学是大外行,不敢多说一句话。周易中有“数”的质素,所以有人认为,莱布尼兹的二进位法与周易阴阳思维有关。即使如此,一方面,人们也不能从周易中衍生出现代物理学吧?另一方面,周易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之一,甚至对精神疾病也有自己的说法,但没有听说用现代物理学原理治疗精神病的说法。能不能说,把周易跟现代科学简单地放在一起比较,本身就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燕京书评:在你看来,政治象征霸权的激烈争夺不可小觑,对政治象征机制的持续认同,消解了封建体制内含着的现代联邦制的可能性因子(154页)。因为没有完成从“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的转换,而是将前者融入后者——正是各国诸侯国君主们深层政治关怀中挥之不去的垄断整体政治象征的意识和渴望,构筑了以后秦汉帝国之所以可能成立的思想和观念基础。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更强调国家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秦国最后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法家改革的成功、地理优势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比较而言,你的解释是从思想史出发,赵鼎新的解释是从社会历史学出发,你如何看待这种不同?

   萧延中:历史现实的形成是有多种因素构成的,学人们可以从多种因素和学理角度对此进行阐释。我是研究思想史的,自然要从思维的角度谈些看法。可这样的论述,一点都不意于替代或否定别人的论证和见解,只不过给出一种可能的思路而已。

   燕京书评:家族制、宗法制及家国同构,使得中国古代知识界和下层社会都认同了“大一统”的思想方式(186页),是否可以把它看成给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没有像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那样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

   萧延中:这个假说很开脑洞,但值得深入讨论,关键在于如何展开历史实证的缜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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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燕京书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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