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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玲:大变局下的中国与国际发展合作

更新时间:2021-01-27 00:04:16
作者: 魏玲  
其界定的发展是有条件的发展。

   然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依照现代发展知识体系所进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大多失败了。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对现代发展知识体系的反思和对新兴经济体增长实践的关注,产生了发展中国家依据自身社会文化逻辑构建发展知识体系的潮流。参与式发展是形成中的新发展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包含政治分权、文化主导和技术适应等重要思想。该体系强调国家发展的能动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有为政府的领导下,通过高储蓄、投资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可以实现增长。发展知识既是话语和规范建构,也是社会和秩序建构。新发展知识体系是新兴国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中塑造全球秩序的重要抓手,也是未来国际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是构建新发展知识的重要国际行为体。在前30年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后4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世界经济发展奇迹。中国的发展经验是什么?其发展经验对全球减贫和发展事业有什么启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发展成就一枝独秀,被称为“塑造全球发展的新力量”。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被看作是一个样板,是21世纪发展政策的替代模式。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专家们就中国发展经验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认为,发展农业、强化相关制度能力和领导力、务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尚贤重教的儒家文化、改革开放、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中国减贫和发展的重要经验。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是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针对长期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他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内生决定的。 中国长时段的经济飞速发展并不是实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结果,与“休克疗法”相比,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要成功得多。逐步推进的改革使中国能够同时实现维护社会稳定和提升经济增长活力两大目标,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同等重要,通过实施比较优势战略,边学边做,不断改革、调整、创新,使改革进程与制度能力建设和国家发展目标同步。安(Yuen Yuen Ang)通过对中国减贫问题的研究,挑战了有效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假定,指出成功的发展得益于市场和政府相互适应、不断调整的共同进化过程,而并非制度先于市场;共同进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恰恰是在弱制度的条件下先把市场建设起来,进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培育更好的制度环境,推动和促进相关行为体的观念和政策创新,从而成功实现减贫脱贫。

   (二)中国与替代发展范式

   关于发展范式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华盛顿模式”和“北京共识”的对比。20世纪90年代,美欧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达成了以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放弃政府干预、推行私有化、贸易金融自由化为主线的“华盛顿共识”,并借助国际机制和国际协议在全球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

   “华盛顿共识”主要包括三大主张及相关政策实践:(1)财政改革。加强财经纪律,把政府财政开支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以及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改革税制,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2)市场开放。利率市场化,实行更具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3)去政府。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政府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权。“华盛顿共识”从根本上动摇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宏观调控地位。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生效,推动贸易和资本全球自由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自由化程度作为衡量商业环境是否良好的尺度,推动各国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和改革。当时,拉美、东欧和东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和原苏联及东欧的“休克疗法”,都是“华盛顿共识”的具体实践。“华盛顿共识”的全球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经济自由化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但直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西方才开始真正质疑和反思经济自由化。

   “北京共识”是在对“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由西方学者于2004年提出的。它基于中国经济崛起经验,提供了不同于后者的替代发展范式。“北京共识”与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经济模式、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东亚模式”都属于亚洲模式,即东亚经济体在集体崛起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一般包含三个要素,即出口导向、发展型政府和儒家文化。(1)这些经济体都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进而通过几个战略出口工业的发展来促进其他工业的增长和更多就业。(2)它们的政府都是重视经济发展的发展型政府,能够引导内部发展并管理外部经济关系,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够发挥经济干预作用。政府引导发展的两个前提保障,是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政治保障是指国内发展联盟在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受外国资本、国内反对派和大众团体的影响;制度保障是指通过建立强有力的机关和官方组织,保证发展战略的决策和落实具有权威性。政府动员和调动经济资源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因而能够推动实现经济重构,改变国内经济结构和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实现高速和相对平等的发展。(3)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服从权威的社会秩序观,使得发展型政府能够获得政治合法性,经济战略的制度化和有效实施成为可能。儒家文化具有尚贤、重教的传统,人的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始终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文化还提倡勤劳节俭,因而东亚经济体储蓄率高,能够迅速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实现高水平投资,集中财力办大事,迅速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等推动经济增长的大型项目。

   关于新发展知识和替代发展范式的讨论,丰富了人们对于发展的理解,也启发了关于非西方国家如何实现有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考,相关理论和研究范式有望随着全球发展知识的自觉构建而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三、制度与实践

  

   国际发展理念和规范的变化,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具体实践活动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成为真正塑造国际发展合作、塑造大变局下的世界秩序的政策行动。平等互利的合作伙伴、制度与市场的相互调整与适应、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等发展理念,通过中国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实践,正在对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建立及成功运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是最为典型的案例。

   (一)亚投行与国际发展制度创新

   中国为什么要倡议成立亚投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成为制约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而既有多边发展机构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2016—2030年间,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将达到22.6万亿美元,如果将气候变化因素考虑在内,则总需求将高达26.2万亿美元,年均需求约为1.7万亿美元,其中能源和交通是需求最大的领域,分别占总需求的56%和32%。但事实上,亚洲地区其实并不缺乏资金,缺少的只是融资机制。因此,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是在自身经济力量发展壮大之后,意图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依据自己的发展经验,搭建一个专门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以充分利用本地区充裕的储蓄,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合作共赢。进而,亚洲的经济发展将为全球提供增长机遇,弥补发展赤字,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成立亚投行,有助于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经验通过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的形式融入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制度体系中的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是全球共识,但问题是什么规则?谁来制定规则?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公正,暴露了全球治理的制度赤字问题。一方面,随着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国际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制度改革滞后于结构调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无法发挥与其实力相匹配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设置了严苛僵硬的贷款条件性,而事实证明结构性改革等措施并没有起到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因此,国际经济金融制度体系亟须改革,一是要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制度权力,二是要将行之有效的地方知识和地方经验国际化,丰富国际发展知识和发展规范。亚投行诞生于大变局之下,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是对现有国际经济金融制度体系的增量改革和完善,而不是颠覆;是对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亚投行的建设既是中国发展经验的制度化,又基于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普遍实践,是发展导向的、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的过程。五年来,亚投行从最初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今天覆盖六大洲的103个成员,提供了总额2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已获批的108个项目涉及能源、交通、金融、水资源和城市发展等。通过推动改善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创造就业机会、关心低收入国家的人民等一系列工作,亚投行充分体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的发展经验。亚投行坚持协商合作、发展共享,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形成了良性合作关系,约53%的项目为联合融资,使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全球经济发展“新红利”惠及世界各国。习近平指出,亚投行不仅要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还要“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把遵循国际通行标准、尊重普遍发展规律同适应各成员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国际发展合作最佳实践”,打造新型发展实践平台。亚投行的实践,是中国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规范、注入国际制度,通过制度化合作塑造国际发展进程和制度秩序的成功实践。

   (二)“一带一路”与国际发展实践创新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倡议的,以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为目标的国际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不仅是中国发展经验的分享,而且也是制度化发展合作的探索。

   “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制度化合作,以务实议程、自愿参与和灵活开放为特征,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发展安全利益为目标,形成了一种“弱”制度、高效率的务实制度主义合作范式。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务实制度主义的典型案例。自2012年正式启动以来,中国和17个中东欧国家通过双边、小多边和多边等多种灵活安排,聚焦发展利益,以政策沟通、经贸合作和社会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开展合作实践,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为不同大小、不同治理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发展伙伴关系树立了成功的范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务实制度主义范式,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带入发展合作的制度化建设中,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制度体系的丰富和补充。

   1. 合作建立在“需求—供应”基础上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合作结构相对松散,不具备强制约束力,是建立在“需求—供应”基础上的合作,务实性很强。一般而言,合作的总体纲要由领导人会晤通过。在此之前,各方工作团队要进行充分磋商协调,准备纲要草案。总体合作纲要通过之后,要确立总体合作议程,然后再将任务分解到不同领域的会议机制中,比如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产业能源、科学技术、金融合作、农林环保合作、卫生合作、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等。有意愿参与某些项目的国家要指定相关机构具体负责,就推进合作提出建议,并通过具体政策行动予以落实。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实际上大多是根据各方需要和自身条件,依据自愿原则在双边和小多边架构中展开的。这样,各方都能够在最适合自己的领域深化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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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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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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