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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鹏: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四种途径的分析与评价

更新时间:2006-12-31 09:14:50
作者: 鲁鹏  

   导致不同的“科学研究纲领”,进而形成各自的独创性理论体系,从而实现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知识的积累,科学的进步。他用英、美两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程来印证这样的一般性逻辑并将其用于中国学派的建构。这样的努力,既有现实依据,又有理论基础,无疑比前两种方法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体现了理论建设的自觉性。从西方而不仅仅是从美国经验中寻找理论建设的途径和方法,更加具有说服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在于:第一,我们在运用科学哲学的语言和理论来保障自身研究的科学性时,是否对概念、理论及其适用性有足够的认识。第二,现有的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叙述与总结,特别是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模式,是否如实反映了理论史与学科史。第三,将西方的理论发展总结用于指导中国的理论建设,其适用性以及合法性基础从何而来?接下来将分别简要讨论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随着人们对于自然科学史的逐渐深入了解,波普简单的证伪主义就越发显得和现实科学活动相脱节。其后的3 位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拉卡托斯(Lakatos)以及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对于科学进程的分析以及他们创造出的术语,如“范式”、“核心问题”、“不可通约性”等逐渐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被频繁地使用,成为解释理论的发展以及理论的遭遇(接受、拒绝、边缘化、失声)的核心词汇。借助这些概念和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得以阐述本学科内与理论建设、理论竞争以及理论变迁所遇到的问题。

  问题在于这些概念本身就存在着一些争论。如果我们不加选择地把这些概念拿来加以运用,而不去考察它们产生的背景、针对的问题、适用的语境,就很有可能导致我们理论建设的出发点出现偏差, 导致理论大厦的基石出现问题。比如“ 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用其分析科学理论也成为近年来科学哲学研究中颇具有吸引力的尝试,[19]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多次用到。但在具体运用上,涉及不同的含义,也相应产生了不同的问题。[20] “不可通约性”通常被用来说明理论的比较与鉴别以及理论评估的标准问题:究竟是否存在衡量的标准来评价两个或者数个对立的理论;对于各种不同的衡量标准,能否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进行选择。[21]针对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如何比较;定性和定量方法孰优孰劣;归纳与演绎哪一个更能促进知识增长;问题的判断以何为依据,依据是否客观等等。比如克拉斯纳(Krasner)与麦斯奎塔(Mesquita)在讨论上述问题时,将“不可通约性”与“研究纲领”作为核心概念加以使用,[22]但是他们都没有认真地区分“不可通约性”介于库恩和费耶拉本德的不同定义以及带来的不同问题:克拉斯纳使用着库恩的引文,实际上却涉及费耶阿本德的定义;麦斯奎塔借用拉卡托斯的语言,实际上却试图阐述波普的思想。同样,在使用“理论硬核”时,也有必要大致了解拉卡托斯以及其他学者的不同定义,而不是在不同的内涵之间跳跃。[23]如果涉及对于“范式”的理解和运用,情况就更加复杂,库恩本人对于“范式”一词也没能做出一个肯定而惟一的定义。

  同时,无论如何借用科学哲学以及知识社会学的话语和理论,最终必然要运用到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来。这要求在借用理论以及话语时,除了对概念和理论有足够的认识,也要对国际关系理论史有足够的研究和了解。当代政治学家越发强调理论史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学科现状的理解以及未来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学科史的现时理解。[24]然而现有的对于理论史的研究和叙述,却并不能有效地为中国学派的生成提供有利条件。我们对于理论史的了解基本上源于西方教科书的论述,而这明显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学者与流派对于以往学科史构成的单一、单向的故事叙述:现实主义的思考是对于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的胜利,科学的方法是对于传统人文方法的摒弃,理论通过争论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达到综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通过一次次的争论、交锋,形成了一种学术传统,从而推动了学科的不断进步。在这种辉格式的叙述中,不但非西方的理论不复存在,或者被忽略不计,[25]就算西方理论自身,也有众多被边缘化的理论以及被抹去的声音,学术史成为一种装饰品被学者用来装点一个看上去不断进步、健康发展的学科。以第二次争论为例,这次争论奠定了实证主义在美国国际关系界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宣告国际关系与政治学之间从属关系的最终建立。但现有的叙述却简单地将这次争论归结为方法论的分歧,并将其纳入一个不断进步的国际关系理论史之中,构造出科学战胜传统的神话。这种叙述无暇解释为什么布尔(Bull)一开始对于卡普兰(Kaplan)及其著作会如此重视,[26]可是一年之后,他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不仅将卡普兰在内的科学主义者贬低得一钱不值,而且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争论,带着极其强烈的个人敌视。[27]同时,简单的西方学科史也无暇认真地进行自我检视:为什么诺(Klaus Knnor)与罗森诺(James Rosenau)作为科学主义阵营的重要人物,在1966 年极力主张科学与传统方法的融合,并将其看作是学科进步的必然途径,[28]可是随着整个学科的分裂,他们却仍然能得出学科在不断进步的结论。[29]由此看来,西方学者,尤其是现在占主流地位的学者,随时可以改变其叙述方式,改变理论标准来对应挑战。如果以现有的理论史和学科史为参照,一个中国学派出现的必要性并不能得到足够的说明。

  借助于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关于知识增长、理论构建的理论来指导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奠定整个学科的科学性,同时也为学科的进步提供一定的保证。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对于这些关于理论的理论,其适用性及完整性有足够认识。首先,关于西方科学史乃至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经验总结,多大程度上能确切地反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关于理论的理论与理论发展史的吻合程度应该如何?如果关于理论的理论,其生成完全偏离了理论史,而单纯作为指导将来理论发展的构想,那么其权威性从何而来?如果要求关于理论的理论完全符合以往的历史进程,这样的要求是否具有现实性。其次,这样的总结对于中国学术界及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有多大的借鉴作用。借用布尔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已有的理论以及关于理论建构的理论,无论从起源、视角还是方法,都从属于西方的经验,那么它们指导中国理论建设时,尤其是被用来作为一种中国学派生成的理论基础时,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哪里?[30]以秦亚青的文章来说,建构中国学派的理论基础在于独创性理论生成的逻辑:一般问题→核心问题→研究纲领→独创性理论,从众多的一般问题到核心问题是与文化传统相关的社会选择过程,核心问题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然而这其中不甚清楚的地方在于社会选择的具体过程以及相关机制如何,特别是学者在其中起到何种作用?[31]当他引进了社会选择过程以后,如何区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异,并且说明这些差异带来的选择过程以及结果的不同,都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当理论的创建被纳入社会选择过程,理论的交流、竞争以及选择都脱离了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成为一种有选择性制造知识的社会行为。这必然涉及理论选择标准是什么、客观标准是否存在,理论竞争机制如何确立以及如何对待竞争失败的结果。这时,如何借鉴西方理论史和学科史的经验,并用于中国理论发展的指导就显得更加紧迫。这要求对西方发展史以及发展的经验有一个取舍,有一个批判选择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我们对国外的教材和著作有了不少的介绍和研究,但是在独立的理解与掌握方面,仍然远远不够。现在面临的不是所谓超越西方理论和经验,但也不是进一步强化仰视西方理论以及西方经验的倾向,而是从何种视角平视西方理论及其经验并且自主研究西方经验的问题。

  

  四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论的构建

  

  从中国外交实践出发总结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传统并加以理论化,同时结合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形成中国自己的理论以及学派,这是尝试构建中国学派的第四种途径。这一途径近年来逐渐凸显出其吸引力:从20 世纪90 年代初梁守德通过共性与个性、特色与普遍性的分析,[32]到目前叶自成运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个案研究的尝试,[33]可以说这种途径已经从泛泛的形而上的论证走出具体研究的第一步。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逐渐改变以往的回避态度而肯定这一尝试。这对于中国学派的建立,无疑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不过这其中存在着非常多仍然未能解决甚至未能得到重视的问题:包括中国古代外交实践与中国当代外交实践孰轻孰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关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新中国外交实践得以转化为中国学派的理论机制与依据。举例来说,当我们检视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与指导思想,比照中国古代外交实践与传统政治文化而发生巨大矛盾时,应该以谁为主建构理论?不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而盲目乐观,或者沿袭以往简单罗列要点的做法成为目前国内中国学派建设的一个弊病。当前有学者具体指出中国理论的来源及特点,甚至预言出其未来的发展阶段,超越西方理论的可能历程。[34]以俞正樑的文章为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理论与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并列为四大来源之一,这里面隐含了不小的问题:且不说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学者,[35]仅仅从逻辑上看,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马克思本人的论述,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是否存在?如果把马克思以及列宁、斯大林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国际问题的论述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那么我们需要找出一个所谓的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样做的难度恐怕不亚于寻找严格意义下的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而且,几种不同的理论来源,以谁为主,如何相互结合,在方法论、本体论以及认识论上彼此存在的矛盾如何解决、解决的标准是什么?不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是无法继续深入研究的。

  同时,这样一种途径还需要注意的潜在困难就是与西方理论以及西方学术界之间的交流障碍。事实上,我们不是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新中国建国后近60 年的外交实践以及近30年的教学研究实践已然形成了一整套从理论到实践的话语系统,虽然这样的一套话语系统以及学说有种种弊病,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存在。问题是已有以及将要创造出来的独特话语在与西方学者尤其是理论研究者对话时是否有效?如同英国学派的布赞仍然在努力争取美国主流对英国研究者话语权的承认,我们将来是否也要面对这样的情境?抑或如同布尔或者史密斯那样宁愿保持“光荣孤立”?

  

  五 结 论

  

  通过对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4 种途径进行简单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每一种方法,对于处在相对落后与弱势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而言,都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吸引力,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互为补充的可能性。特别是后3 种尝试都有意识地将非美国化作为目标,相互之间很容易沟通与对话。但是,如果我们把这4 种倾向都推到极致,试图以其中一种为基础来建立一种中国的理论,却会带来很大的问题。首先,以科学化为基本目标而进行的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很可能最终或者导致国际关系研究美国化,也即运用中国的经验来证实(verification)、证伪(falsification)或者改进已有的研究模式,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得到一个翻版的美国或者半美国理论。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努力,最终却得到一个去中国化的结果。[36]其次,健康的学术争论对于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类似于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二次争论那样造成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界严重分裂、对立乃至相互隔绝的结局。这种局面的后果是英美学界几十年的分立与各自的片面发展。这样的争论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并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然而,对于各种途径简单综合的尝试,极有可能出现类似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矛盾,[37]或者方法论与认识论的不协调。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另一个问题。

  总体看来,以上4 种途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学科史的自主性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仍然远远不够。就简单意义上的翻译、介绍等简单劳动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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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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